本报记者叶一剑通化报道

通化市最显著的三张城市名片是：中国医药城、中国钢铁城、中国葡萄酒城。其中“钢铁城”主要与以通化钢铁为代表的冶金行业发展有关。

通化钢铁厂始建于1958年6月，中间一度被短暂关闭，1965年通钢作为东北地区“小三线”项目全面恢复生产，此后一直为吉林省最大的钢铁联合集团通钢集团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医药产业是通化市当前第一大支柱产业，但直到2007年之前，钢铁都是通化市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以通化钢铁为龙头的冶金产业的产值超过通化市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考虑到钢铁产业在我国工业体系中独特的角色扮演，在中国存在一大批“因钢而兴”甚至是“因钢而立”的城市，比如包钢之于包头、安钢之于安阳、鞍钢之于鞍山、本钢之于本溪等。

这些城市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经历了与钢铁产业兴衰周期密切相关的城市经济兴衰的酸甜苦辣。这些与城市同在的钢铁企业，从城市的骄傲，慢慢的开始变成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负担和困扰，这些“钢铁城市”的主政者从上世纪末开始，围绕这些多为国有企业的钢铁企业，大多经历了国企改革和城市产业去钢铁化的双重考验。

通化亦不例外。只是通化在经历这一改革历程时，经历了一场意料之外的激烈冲突，冲突以后，通钢和通化市的关系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经过几年“去钢铁化”的产业多元化重构，目前，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医药产业已然成为通化市第一大支柱产业，城市经济活力开始呈现，而被首钢重组后的通钢，仍然未能摆脱不确定性前景的困扰。

海外进铁矿石，工厂的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而这在职工眼里，也是首钢比建龙更合适的原因——很显然，对更多的通钢职工而言，对国企的信赖依然远超对民企的信赖。

傅先生的三个孩子都在通钢工作，但他的大孙子在读了暨南大学医学院以后，目前在通化当地一家医院做医生，他说对自己的生活现在很满意，也很能理解自己的孙子不再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依然留在通钢，就像能够接受自己的孙子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生孩子一样，“时代变了”。

“一座不错的靠山”

7月18日，我穿行于通钢位于通化市二道江区的工厂厂区，工厂、办公大楼、医院、学校、体育馆、公园一应俱全，说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并不过分。在通钢公司办公大楼前的那个演出舞台上，穿着便装的演员们正在排练舞蹈。

我随机接触到的几个通钢职工一听说我是从北京“采风”来的，就问我是不是为那次打死人事件而来。2009年发生的“通钢事件”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尽管这些职工告诉我，“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在吉林省做出对通钢改制的决策规划以后，2005年民营钢铁企业建龙集团参与对通钢的改制，2009年，面临不断亏损的通钢，建龙二次入驻，最终建龙委派的管理层与通钢职工发生冲突，其中建龙委派的总经理陈国军在通化钢铁厂被打死。

这一由国企改制衍生出来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让通化市又一次背负“丑闻”，用出租车司机的话来说：“这几年通化不出名就算了，一出名就是不好的名。”

该事件最终导致建龙集团退出通钢改制，2010年由首钢参与通钢的控股收购。

对此事件，我寻访的问题包括：最普通的通钢员工对那次事件有怎样的认知？在他们看来，新东家首钢又是一个怎样的东家？首钢入驻后的通钢与通化市之间又在发生怎样的故事？

通钢的老职工傅先生，今年78岁，1958年通化钢铁厂建厂的时候，

他就从山东农村支援至此，见证了通钢起起落落的全部历程。

他说，建龙入主通钢之所以遭到通钢职工那么强烈的反对，是因为很多职工先验性地认为“建龙集团作为一家民营钢铁企业，入主通钢的目的就是赚钱，不会为员工的福利和未来做太多考虑”，而且，作为民营企业的建龙集团的企业实力也值得怀疑，“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靠山”。

而大部分职工认为，后来者首钢作为大型国企，“是一个很好的靠山，即便真遇到什么困难，国家也不会撒手不管。”尽管首钢入股通钢以后，很多职工的待遇并没有明显改善，但他们相信首钢投资通钢时提供的17亿资金“是国家通过首钢给的”。

包括傅先生在内的很多通钢的职工都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首钢搬迁到唐山的新厂址。“那么大的规模，没有实力是无法完成的。”

尽管首钢对通钢进行了新的投资和产品生产线的改造，但因为通化地区铁矿的枯竭，工厂不得不更依赖从

“去钢铁化”后的通化

7月18日一早，我乘坐出租车从通化市东昌区通化广场到位于二道江区的通钢厂区，一路上沿浑江西行，中间经过大片农田地带，突然在眼前出现一个“城区”：堆积的煤山、冒烟的烟囱、笨重的厂房，与传统钢厂的印象没有什么区别。

以此看来，之前当地人告诉我通钢所处的二道江区，对于通化城市“是乡下”是有道理的。作为省属国企的通钢，与通化的城市规划应该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且，现在通化城市发展的方向也不是像通钢所在地区延伸，未来，通化和通钢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其实，通钢与通化市之间的距离，不仅表现在空间距离上。

在通化采访时候，我一度提出希望通化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帮我联系通钢的采访，对此要求，他们略显为难：“人家是央企了，我们管不了”。

在通化这样的产业结构曾鲜明表现为“一钢独大”的“钢铁城市”，进入新世纪以来甚至更早，就开始思考如何使城市经济“去钢铁化”，期望完成向多个支柱产业的城市产业体系的构建。

目前看来，通化算是比较成功的。通过体制变革，大力发展民营医药企业，使得通化地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动植物医药资源很好地转变为了产业优势，医药产业业已成为通化市第一大产业支柱。

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医药工业达到94家、产值超亿元的制药企业20家。而未来的规划是，希望到2015年，通化生物产业产值将达到1000亿元以上，形成两到三家产值规模超100亿元的大企业，到2020年，全市生物产业产值规模突破2000亿元。

通化的这次城市经济转型，修正了我对“钢铁城市”一般都抱有对国有经济更强烈信赖的“偏见”。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隐藏于长白山区的小城市，与当地国有钢铁企业员工对国有企业的传统信奉不同，当地政府开明地选择了通过发展民营经济来重塑城市产业结构，这种文化的基因到底来自于哪里？

比如，在2004年，时任通化县农业局副局长的于学军被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大泉源酒业的董事长邀请出任副总经理的时候，通化县竟然同意了这一人才借用，并专门出台另一个针对机关干部在民营企业任职或创办企业的规定，后来，通化市也曾出台相关规定。由此，当地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和支持可窥之一斑。

在这次通化采访期间，我曾将一组以夕阳下的浑江和通化城市为主题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多位在外工作的通化年轻人留言说，真没想到通化变得这么美了。

我想，如果几年前通化市没有主动摆脱对钢铁行业的依赖，没有能够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将医药产业变成其第一支柱产业，我又会看到一个怎样的通化市呢？实际上，如果依然保持对钢铁产业的依赖，接近1000亿的经济总量恐怕也是通化市不敢想象的。

陈植

国内城商行改革，似乎找到两条捷径：

一是“拿来”全球城商行的先进管理思路，龙江银行高管在沃顿商业院进修，每天讨论最多的是如何通过业务创新应对利差收益减少、如何修正城商行短存长贷的资产期限错配隐患、如何引入人均占用成本、人均对客户业务综合效益等一系列业绩考核指标并降低银行经营成本；

二是直接从股份制银行请来高管主持城商行改革，比如青岛银行先后从招行请来郭少泉与王麟担任董事长与行长，苏州银行选择光大银行行长助理王兰凤担任董事长，正是希望借助他们在股份制银行的丰富管理经验与业务创新能力，找到城商行应对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脱媒化的新战略。

不过，两种“外力”促成的城商行改革，如何避免流于形式，又是个问题。

不久前，一位城商行负责人见识了城商行改革的一大“顽疾”：当银行在全行范围内组织竞聘支行行长，却只有数位员工自愿报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员工没有信心做好城商行改革所提出的一系列服务标准，另一方面，城商行内部原先错综复杂的管理文化与员工关系，导致部分员工“有心无力”。

如何挖掘培养内部人才，某种程度上同样决定着城商行改革的成败。

一套先进的管理思路与股份制银行高管“空降”，的确能帮助城商行通过业务创新与优化管理效率，度过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脱媒化短期内的双重夹击。然而，真正能让城商行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支柱，却是能独当一面的、源源不断的业务人才团队。

这不是一味引进外部高管，能够解决的。

对银行而言，要建立一套内部人才培养制度，则必须先克服现有管理层的“权利欲”，因为它某种程度阻碍着人才的成长，也阻碍着城商行的改革成果。

本报记者钟辉曾颂广州、深圳报道

2013年城商行年会6月17日至18日在广州召开。有参会高管向本报记者透露，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会上分析了当前形势，要求城商行积极推动转型，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尚主席提到银行业发展的内外两种压力。内部压力是风险防控，主要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融资、理财产品和产能过剩行业四方面；外部压力是金融‘脱媒化’以及来自互联网的竞争。”他说，会议总结认为国内仍有改革红利，城商行要抓住机遇做好转型，开拓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市场，重视社区金融的巨大潜力，深耕本地。

会上城商行战略转型与服务实体经济、资本管理和补充机制、IT系统建设与风险管理、城商行培训需求等成为讨论主题。

此外中国银行业协会城市商业银行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商行委员会”）在首日会议上宣告成立。城商行委员会是隶属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独立民间组织。

据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透露，各家城商行按自愿原则加入工作委员会，目前已有30多家正式成为成员，预计年底前145家城商行将全部加入。

据本报记者了解，城商行委员会每个季度将定期召开常委会，城商行年会将作为该组织的定期的全员大会。“往年的论坛只是由领导上面讲话，大家在下面听，很务虚；近年年会有座谈形式分组讨论会，大家能与监管部门的人进行双向沟通、讨论，比较务实。”某参会城商行高层称。

杨再平称，“这次年会上，大家普遍提出统一建设IT系统、灾备中心的需求，以及抱团做贸易融资等金融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在放开利率浮动范围、跨区经营等一些行业政策上，各家城商行可以通过这个组织实现与监管、国家部委的上行通道。”重庆银行董事长甘为民向本报记者称。

根据城商行委员会的规划，今后其工作重点包括力争吸纳全部145家城商行为成员单位，协调监管层与城商行的信息沟通，建立与媒体的对话机制等。

而对于该组织的实质作用，许多小型城商行还处于观望状态。多位参会的城商行高层向本报记者表示出担忧，认为城商行委员会的形式高于实质。“虽然几家大银行都表态愿意给其他银行提供帮助，但很多事情推进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比如IT系统，每家银行的核心系统都不一样，对接起来有难度。”

一位西部城商行董事长甚至建言，城商行委员会应该借鉴民生银行牵头组建的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的市场化做法。

据了解，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由民生银行发起，联合泰国泰华农民银行以及国内城商行、农商行等32家中小金融机构组建而成，其宗旨为“抱团发展、创造多赢、共同超越”。

“民生银行通过‘柜面通’系统，可以利用中小银行的网点扩大服务范围，同时也节省网点运营成本；中小银行在IT系统建设、后台开发上得到民生银行的帮助。而且民生专注小微金融的定位与中小银行很契合，在业务上可以资源共享。”上述西部城商行董事长向本报记者称，“合作联盟合作方式都是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有偿定价，不过董文标比较大气，有些服务是无偿的，只求扩大影响。”

城商行委员会设20家常委单位，第一届常委会主任为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常务副主任为上海银行董事长范一飞，副主任为江苏银行董事长夏平。其他常委单位还有广州银行、哈尔滨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重庆银行、成都银行、贵阳银行、宁波银行等。

本报记者 穆凡 北京报道

“合作联盟就是将各家小银行的后台系统进行资源集约，在山东我们希望把成本节省到近五分之一。”周忠明说。

“山东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已经完成组建工作，将于中秋节后挂牌开业。”9月2日，山东银监局局长周忠明告诉记者。

这个由山东省14家城市商业银行各出资1000万元组建起来的联合体，其任务是建设可共享的IT合作平台，以及提供金融产品研发以及培训、信息咨询等业务。

该联合体组织机构十分精悍，不设董事会和董事长，由执行董事和经理层负责机构日常的运营管理。由14家城商行的董事长组成股东大会，每行一股，每股一票，不论银行规模大小，拥有同等股权及投票权。目前，执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和监事各一名已经确定。

山东城商行合作联盟是山东14家城市商业银行学习德国储蓄联盟的经验而组建的，其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各城商行保持独立法人地位和业务的独立性，只在后台IT系统等方面实行联合开发和运行。

商业化经营是最大挑战

周忠明表示，作为合作平台建设的核心部分，统一IT系统的研发工作在上半年筹建过程中就已经启动，预计在2009年上半年上线运行。未来还可借助统一的IT系统平台，逐步开办一些延伸性的金融支持服务项目，如电子银行、信用卡、资金清算、货币投资业务等。

“如果这个系统运行得好，以后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等也可以运用，还可以为山东以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周忠明说。

根据银监会对合作联盟的业务范围的批复，合作联盟还可以向成员单位提供教育培训，进行金融产品的开发等。所有产品及服务都按照市场原则收取费用，以保持合作联盟可持续发展，并使股东得到符合市场平均利润率的投资回报。

周忠明表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合作联盟如何实行商业化经营，防止依赖行政力量来维持运营。“现在看来，合作联盟完全是按照商业化原则来组建的，以后开发的服务和产品也由各城商行自愿购买，保持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既不是官办机构，也不是政府的下属机构。”他说。

成本节省五分之四

“合作联盟就是将各家小银行的后台系统进行资源集约，就好比集中供暖。据德国经验，成本只相当于各自开发运行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在山东我们希望把成本节省到近五分之一。”周忠明形象地打了一个比方。

组建联盟的契机发生在2004年。当时，德国储蓄银行联盟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输出其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德国储蓄银行联盟下共有489家储蓄银行，都是法人机构，平均每家规模在20亿欧元左右，主要为居民个人、中小企业和手工业主提供服务。通过搭建统一的后方服务支持平台，各行付出很少的成本就获得了强有力的后方支持。多年来，德国储蓄银行没有一家机构因经营不善而退出市场。

德国储蓄联盟在中国考察了多个省市，最后决定与山东结盟。他们选择山东的理由是，14家城商行的规模比较适合于开展合作，而且这些城商行发展比较均衡，都愿意保留独立的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不愿被取消法人资格，都希望在后台等方面进行合作。

此前，国内城商行的重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徽商银行、江苏银行的吸收合并制，二是浙商银行的参（控）股制。曾主导过江苏银行组建工作的周忠明认为，江苏省的城商行发展很不均衡，个别城商行资产窟窿较大，采取合并的方式能够一次性将高危机构的风险熨平，因而选择了在省政府支持下合并重组的模式。

但与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城商行不同，山东的城商行实力比较均衡，最大的存款余额也只有200多亿元，其余多在100亿元左右，而且经营状况都不错。2007年末，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不良贷款率仅为2.25%，平均拨备覆盖率超过100%，经营利润达49.77亿元。

本报记者王海平北京报道

“以户籍人口计算，不管老人小孩，基本上每个江苏人头上顶一万元的债”，当江苏省审计厅公布全省政府债务时，这一说法很流行。

截至2013年6月底，江苏全省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7635.72亿元，且官方认为总体可控。在经济总量与广东几无差别的同时，尽管数据显示政府总债务率为60.34%，但苏省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要高于广东。

债务增长快、负担重、依赖土地出让以及违规融资，是江苏审计厅对当下全省政府债务管理审计中发现的四大主要问题。

这些政府债务中，来自银行的贷款3948.95亿元，占总债务的51.7%。但是，“政府向商业银行借钱是要还的，如果那些投资的项目不能赚钱，商业银行贷给政府的钱就会发生风险”，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刘曾受国务院参事室委托就地方债务进行研究。

关键是，“每个江苏人一万元的债务”如何化解的具体途径，江苏对外只给出了原则性的答复。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持续多日的采访看，结合江苏地方债的结构事实，从人行、银监以及金融办和科研机构提供给省决策层的建议分析看，至少江苏地方债的的化解主要思路，或在于向市政债转型。

江苏7635亿元地方债的“支出投向”中，有2703亿元被归类为“市政建设”，占比35.4%。

城投债的危险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可靠渠道获得的数据看，截至2013年8月末，江苏省城投债的发型余额达到3263亿元，其中2013年以来新发行的城投债总计835.5亿元，此两项数据在29个省级地区中排第一。

而江苏各级政府尚在存续期的城投债总计280只，以南京和苏州发行的城投债总额最高，均约465亿。

截至2012年8月9日，江苏共有83个发行人以公司名义发布城投债204只，分别占到当时全国（464个主体、204只）的17.9%、18.3%；共发行城投约债2556亿元，占全国融资总额的18.2%。

一个危险的信号是，江苏大部分城投债的发债形式是以企业债的形式出现，在当时204只中有166只，占比81.4%，其中中期票据29只、占比14.2%，短期融资券仅有9只。

分析人士指出，企业债券市场本来为实体性企业提供融资功能的重要场所，但在企业债券的名义下，各种类型的公共部门债券占据了企业发债的主阵地，挤占了实体性企业通过企业债券市场融资的机会，导致部分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债券无法上市，难以发挥债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

不仅如此，根据江苏区域经济阶梯式的特点，来自经济发达苏南地区的发债企业远远超过苏中和苏北的综合，在全省占比超过60%，即使是发债的融资额总量中苏南5市一共融资1384亿元，占比54.2%，苏南负债规模远超省内其他城市。

原全国人大代表、泰州市原市长姚建华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越发达的地区欠债越多。

然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分析人士仔细研究江苏城投债后发现，其投入方向有着较为怪异的表现。

在江苏所属的城投债的发债平台中，资本品的发债平台最多达26个，占83个发债平台的31.3%，公用事业发债平台24个，占比28.9%，房地产发债平台14个，占比16.9%。

发债平台少的发债反而多，融资方向显示，融资比例最高的是公用事业领域，共融券资703亿元，资本品市场663亿元，而城投债对房地产行业的融资额达到了482亿元。此外，交融运输融资平台只有5个，但融资额度达到了365亿元。

从江苏城投债的发债主体和债券信用级别看，由于3A级主体占比多，则意味着风向总体可控。但是由于市场上主流评级机构主要有5家包揽，因此分析人士指出，因为目前国内城投债的透明度不高，造成其市场风险的监控手段有限，但其风险将是系统性的。

由于城投债的初衷是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而财政资金是基建的主要来源。以江苏2012年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当年的省财政公布的固投为1163.96亿元，用于交通运输的支出只有463.58亿元，占比46%，但是，这也代表着有53%的交通运输建设资金需要以借债等其他途径筹集。

同时，江苏2012年财政支出为7027亿元，即使将所有的财政资金投入固定资产建设，也只占全省固投的22%，也就是说，其他需要借债。

危险在于，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掌握的研究数据看，城投债占财政收入比例最高的是镇江市，超过100%，常州则超过93%。

转型市政债

对江苏而言，尽管经济发达，但近几年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特别是可用财力增长相对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分税制改革以来，江苏财税虽然创造了全国十分之一的税源，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从省财政厅获得的数据计算显示，对中央贡献多留存少，2005-2011年税收被中央抽成比例均值为56.71%。

江苏城镇化率超过63%，但根据中央精神，城镇化将进入新阶段，这就需要大量资金。城镇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税收和地方政府的其他融资渠道，但后者正越来越被控制和约束。

另一个严重的事实是，江苏国家战略苏南现代化迫切需要资金的支持，因为这一战略的核心是现代化的交通网络、综合枢纽功能的提升一级完善公共交通服务等，作为新城城镇化中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保障能力的提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以苏州看，计划“十二五”期间完成基建投资5500亿元，年均1100亿元，而2012年苏州一般收入为1200亿元。

有省政府金融办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融资平台等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担忧在于财政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负债率规模控制等两个方面，而市政债可有效解决此两大难题，这是城投债做不到的。

“推行市政债可在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之间加上防火墙，有助于金融稳定”，上述官员分析，地方政府为城投债做了很多隐性担保。与平台融资、银行贷款等相比，市政债需要履行更多的公开信息，因此可更好控制，偿还能力也提高。

同时，如果运行较好，市政债的融资成本将降低，可低于基准贷款利息。并且，市政债在解决地方债务中，是“开前门、关后门”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