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新玲

3月12日，受国家人事部、国家文物局委托，由自治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主办，吐鲁番地区文物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承办的“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高级研修班”在吐鲁番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了隆重的开班仪式。

来自丝路沿线省区陕西、甘肃、宁夏及疆内各地州的文物工作者共40多人参加了此次为期四天的高级研修班的学习。

在研修班上，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司司长关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吐鲁番学研究院院长谢辰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文物保护专家、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咨询中心专家组成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同滨及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处的专家学者分别作了《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新变化与新要求》《新中国文物保护的历史状况》《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在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基于价值的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文化遗迹及最新重要发现》的报告，就丝路申遗的重要性、紧迫性；丝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轨迹；敦煌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经验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学员们感觉受益匪浅。

关强：

12日上午，研修班开班仪式结束后，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司司长关强作了第一讲——《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新变化与新要求》。

2006年8月，在世界遗产中心的推动下，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和中国在中国吐鲁番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中国与中亚五国跨国联合将丝绸之路申报为世界遗产，并通过了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初步行动计划。这几年围绕着跨国申遗，中国丝路沿线的省区做了不少具体细致的工作。

关强说，丝路申遗它不仅仅涉及到中国一个国家的遗产点问题，而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相关遗产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做不好，都会影响到整体申报结果。所以相对于国内其他遗产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路申遗存在着很大难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不能强求别的国家如何去做，但我们要努力让自己做好。

2011年5月，在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受世界遗产中心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以“廊道”的概念，按照地理、气候、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和联系，将丝绸之路遗产点重新划分为若干段落，并以此作为申报的主体，形成了《丝绸之路主题研究报告》。《报告》将丝绸之路分成了52条廊道，与中国相关的廊道共13条，中国境内廊道有6条。

——有关专家分析，之所以提出以“廊道”概念来申遗，可能由于丝路申遗涉及国家较多，各国进度不一，以前整体申遗比较困难，如今提出“廊道”，可以将部分成熟的线路先行申报。但“廊道”概念切割了丝绸之路的整体性，以“廊道”概念来套，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很难说是在中国的西安或洛阳了，形势所迫，我们必须加快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步伐。

2011年12月，国家文物局在乌鲁木齐组织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商会。会议商定，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将联合提出第一批丝绸之路跨国申报项目，项目名称暂定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路网）”（简称丝绸之路项目）。

关强说，近年来，国际组织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特别是对中国，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也可以理解吧，中国是1985年12月才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这几年申遗的项目特别多，所以国际组织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此，我们要力求每个遗产点做到尽善尽美。

荣新江：

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及隋唐史研究、又专攻敦煌吐鲁番学的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在高研班上主讲的是《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在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荣教授治学扎实严谨，早年曾访学荷兰。有着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视野开阔，虽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但对西域考古、西域语言研究领域都很关注，所以他讲丝路历史，旁征博引，生动可感。

荣教授说，2006年中国和中亚五国在吐鲁番召开第一次丝路跨国申遗会议时，自己就是参加者之一，今天在这里就是把我所熟悉的丝绸之路的有关内容和历史作一个串连，丝路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主要讲一讲概貌。

丝路概念最早是由斯文·赫定的老师、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1877年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荣教授说，19世纪后半叶开始，基本是西方西域探险的考古时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脚步，西方探险家、学者几乎是从近东、远东、印度一步步挖过来的，这一路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陶器包括丝织品，而这一切，大大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中国之所以要这么积极申遗，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肯定有丝绸之路，但它绝对是一段一段，是游牧民族控制的，却画不出来一条线。张骞通西域后，他呈给汉廷的报告是实实在在的——一百多人的使团，回来时才剩下三人，是身体力行的“凿空”，至此，西域的历史与民族才开始成为信史。

荣教授以悬泉出土的汉简中对官道的描述、以当时西域流行的“汉佉二体钱”为例，说明了丝绸或丝织品从西汉的长安或东汉的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至金城（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又经过了怎样的路程到了西亚，最后抵达罗马，甚至有人说罗马的黄金都到汉朝手中了……用“丝绸之路”来概括这条路，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至于丝绸之路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荣教授谈得很细，从西汉到魏晋南北朝，从隋唐到宋元明，丝路的繁荣或寥落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尤其是汉代，进行着丝绸贸易的交流之路，其实还是一条佛教之路、石窟之路，从汉代开通的佛教之路，是对丝绸之路文化最大的贡献……

荣教授说，申遗是一项系统工程，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一定要搞清楚西方对丝绸之路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差异很大，应该把吴芳思（FrancesWood）等西方学者与丝路相关的著作找来看看，一定要把我们的理念以及西方学者书中的一些内容很好地融入到申遗文本中去。

谢辰生：

已年届9旬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吐鲁番学研究院院长谢辰生先生因为要赶13日的飞机回北京，故其报告被安排在12日晚9：00加班加点进行，学员们看着谢老瘦削的身体，都担心他能否支撑着讲下来。

谢老开门见山地谈起丝路申遗的意义。他说，有的人问，申遗干嘛？不就是为了多挣俩钱嘛？事实不是这样。这跟钱没有关系，这跟文化关系密切。一个民族的文化弘扬不弘扬，该是多重要的事！孩子们现在从小就喜欢吃肯德基，其实就是认可别人的文化（饮食文化）。我们有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不弘扬呢？

一个民族若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文物是什么？文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为什么要保护和研究文物？就是要保护和延续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申遗的价值和意义。

现在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对内而言，其实就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对外，则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对我们文物工作者来说，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我们讲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不光盖房子、盖楼才是发展，文物保护也是发展啊。

随后，谢老以见证者的身份，深情回顾了从新中国成立伊始，1950年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规诞生之日起，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却又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历程。

真诚尽责的谢老，直讲到声音嘶哑，说不出话来时止，学员们很受感动。

王旭东：

“很高兴能与同行们分享敦煌莫高窟保护与利用的经验。”文物保护专家、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王旭东先生一站到讲台上，就笑眯眯地跟学员们打着招呼。

申遗最重要的是所申报的遗产点它所具有的价值，我们保护和弘扬的就是文物的价值。王旭东说，莫高窟和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威尼斯是全部条件均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六条标准（——创造价值、传播交流价值、属证价值、典范价值、人地关系、关联性价值）的遗产点。这也许和莫高窟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的研究有关。相类似的还有北京猿人、泰山等的申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申报前的几十年里，积累了深厚的文化价值，没有这些价值，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藏经洞的发现，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莫高窟的价值。王旭东说，藏经洞与洞窟壁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敦煌有很好的崖体，同时又很干燥，便于泥土建筑的保存。对任何一个遗产点而言，都不能脱离其周边的环境而孤立存在，世界文化遗产，尤其强调这一点。

申遗，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建立在评估的基础上，但评估又要站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在谈到评估的重要性时，王旭东说，在文物保护工作程序中，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评估应当置于首要的位置。体现价值的信息如果不加以很好地保护，其价值就会逐渐消失。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保护人才的缺乏。这方面吐鲁番有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成立吐鲁番学研究院，自己没人，可以请外面的专家、人才。像请谢辰生、荣新江这样的专家、学者来做名誉院长、做研究，都是很好的举措。我们敦煌之所以做出了一些成绩，就是因为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将当时中国美术界的名家请到敦煌来研究、来讲解……

没有科学评估结论的保护利用就没有针对性，也就失去了科学性，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规划在大家口碑中比较好，就是因为评估做得好，因为有前面几十年的基础研究做铺垫……

在谈到丝绸之路的价值时，王旭东说，今天回头看历史，如果没有丝绸之路上贸易、文化等的廊道交流，内地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这种状况。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学员们又先后聆听、学习了在“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同滨女士及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保护处梁涛、郭梦源两位长期从事新疆文物保护工作的同仁很有针对性的报告。

□相虹 尽管他年事已高，却依旧像团燃烧的火焰，像朵带露的桃花。楼区大院，他挖土施肥、侍弄花草；黑板报前，他排版抄写、宣传政策；舞台当中，他自编自演、别有韵味……“丹青难写是精神”。老人这种青灯有味似儿时的返童精神，着实难能可贵，着实难以用笔墨所描述。 老人名叫张建铎，今年75岁，原为农五师工会干部。1958年由北大荒来疆屯垦戍边建农场。1964年加入了农五师管理处演出队，排演了大实话、三句半、对口词、快板书、双簧以及南腔北调等诸多家乡小调，尽管节目显得“土里土气”，但由于是自编自演又饱含乡土气息，反映着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让职工们倍感亲切，每次演出时掌声不断、笑声不断。 退休后，老人依旧没闲着，他常说：“过去行军打仗、劳动生产常有文艺队员助阵，现在退休了，新社会新气象，好生活好现象也得常说道说道！ 熟悉老人的邻里都说，老人心直口快，能说会道，特别擅长“山东快书”，大家伙都称他是“快书老人”，常常人走到哪里，“快书”就会说到哪里，内容涉及孝敬父母、遵纪守法、邻里团结、文明礼仪、家园建设等方方面面。由于通俗易懂，很有听众“市场”。邻里之间闹纠纷，家庭之间扯内讧，楼院内外有争执，只要听他说道几句，自会有人主动让步，以至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热爱文艺，是社区里的文艺骨干。逢年过节，老年秧歌队开始排练演出，最忙活的就是张建铎。他自己动手，从早赶晚扎毛驴、制旱船。演出了，他抹个红脸蛋，画个齐刀胡，在鼓乐声中，一扭一摆走上广场。他扭的那舞步，不像东北大秧歌，不像陕北小秧歌，却特别有风度有韵味。 因为年事已高，在进行社火表演时，张建铎曾三次脚跟肌肉拉伤，疼痛钻心，可老人家硬是咬紧牙关，强忍疼痛，扭着蹦着坚持演完全程。2010年3月，在博乐市举行的“迎世博、讲文明、树新风”文明与我同行倡议活动中，张建铎表演的宣扬文明行为的山东快书《西瓜皮》，赢得了满场热烈的掌声。然而没有人知道，老人家头天晚上突然高烧到39.6℃，吓得老伴直掉泪，又是吃药又是冷敷，演出时，老人还未退烧，通红的脸蛋不是搽了胭脂，而是发烧所致。 老两口出门散步，经常会见到老人嘴里嘀嘀咕咕，老伴相随左右，却不理会，路人还以为老人家有神经病。殊不知，这是张建铎在背自己的快板词，老伴从旁监督是否正确呢！不仅如此，他还天天在家，指头缠上胶布练打板，跟着留声机学口音，面对镜子看表情。 说起背稿，张建铎还有不少的故事。一天下午，当他正投入地在前往阿拉山口途中海霞液化气站旁的自然沟边练习，两个联防队员模样的小伙子跑过来，大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老人说是在练习表演，人家不信，说道：“你老汉口中念念有词，又手舞足蹈的，怕是搞分裂的坏人吧！”这一说法可是气坏了张建铎，他大声说：“搞分裂是祸国殃民，我是老党员，坚决抵制，我在背快板词，不信，我表演给你们看！”说完，老人就声情并茂地演练了一遍，小伙子看得心服口服，感慨于老人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执着，从此，老少三人结下了忘年交，每有老人的演出，两个小伙子场场必到，成为老人最忠实的观众。 问及老人忙碌的缘由？张建铎说：“一为表心意、感党恩，二为健身体、防痴呆”。朴实的言语，真情的告白，无私的奉献，充溢着他快乐的晚年生活，他所做的一切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