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走出了那么多喜剧明星，这和东北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需要交流的地方，就越需要“快乐文化”。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开心的”

伴随着春晚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中国的喜剧艺术也不断地发展，涌现了很多观众喜爱的笑星。黑土地走出的笑星确实是多了一些，特别是辽宁，像赵本山、黄宏、范伟、巩汉林、潘长江，还有吉林的高秀敏，今年又蹿出了一个小沈阳。

要谈到黑土地上笑星的出现，就不能回避黑土地文化，特别是东北二人转。

我们的传统艺术需要保护，需要继承，但是保护和继承的目的得让它生存和发展，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起到作用，特别是制造“快乐文化”。

东北二人转确实是生产快乐的。去年我编了一本《中国传统二人转大全》，请赵本山写一个序。本山题的词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开心的，传统是要继承的，发展更要创新的，三百年的二人转就是这样走到如今的，人们喜欢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生活是需要开心的。”

我曾经问过一位来看二人转的下岗女工，她给人做家政服务，挣的钱不多。那时候刘老根的票还不那么贵，30块钱一张二楼的位子。我说，你30块钱买一张票看二人转是不是负担也挺大？她说生活中烦心事太多了，我宁可花30块钱来这里笑一笑，忘掉那些烦心事，笑完了我明天再给人打扫卫生去，不也挺好吗？

“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东北人的幽默好像和大风大雪的环境有关系。越是艰苦的环境，就越需要“快乐文化”。所以有句话说，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东北人不像上海人那样严谨，比较认真，做买卖找上海人很诚信，说话也掂着分量。东北人有点没谱，思维是逆向的。特别是到了东北农村，就像东北小品里面这些语言张嘴就来，不是费心去编辑的。尤其赵本山，坚持要把双脚踩在土地上，说一定别让我飘起来，所以很多包袱都是从东北人的喜剧性格里出现的。

我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还有生产队，听他们说话就逗乐。生产队长去县里开会买了一个“前进帽”戴上，队长的侄儿瞅着他，队长问，瞅什么瞅什么，没见过帽子？侄儿说，见过帽子，四类分子都有，你头一回戴。队长说，这是前进帽。侄儿说，哟嗬，落后的脑袋还戴个前进的帽。后来这个笑话又有发展。梳个分头，偏分，就是三七分，说炮轰的脑袋还有雷劈的缝，你怎么不安个避雷针呢？又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米饭多，回敬一句，那是你口重。

这些话语是火爆了一点，但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也能化解矛盾。有个故事说两人骑车去上班的路上，一拐弯，咔嚓撞上了。撞了爬起来，一个就说，你有病啊。另一个反击，有病咋的，你带药了啊！这个接着说，你太不够意思了，转弯给一个手势啊。另一个回敬，给你首饰？我还给你买个钻戒呢！接着两个人哈哈一笑，就完事了。这就是东北人。

东北人要面子。大家去吃饭结账那会儿，说“瞧不起人啊”抢着付钱的就是东北人。有的地方人家吃饭之前从来不搞拎不清的事，把在哪吃饭，为什么吃饭，请谁吃饭，谁买单，搞得清清楚楚的人家才来呢。

为了要面子，东北人有时也挺不讲究的，就怕自己掉价。有一个小伙子搞对象，第二次约会，跟女朋友约了在公园门口见面。换了一身新衣服，打车去的，一掏兜，没带钱，看女朋友已经在门口站着，就说，大哥，你看咋整？司机怒了，你耍呢，坐车不带钱？小伙说，要不你生气揍我一顿。司机说，下去，踹两脚，给推下去了。女朋友看见了说，怎么坐车人家还踹你。小伙说，嗨，一哥们儿，我坐车要给钱他生气了，打我两下。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我上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民间暗访过一些二人转艺术家，这些东北农民说，我们农民的三件宝是大米饭、止痛片、二人转。人要吃饭，止痛片能治病，这都和生命有关系。

南方地区，特别是上海、苏浙一带的曲艺艺术我也很喜欢，但是它们和东北的二人转不一样。像评弹，在很优雅的演出场地，男的女的都穿得很漂亮，三弦琵琶一弹，朗格里格朗，然后唱：“西宫下院百花香，玉卷珠帘春恨长。贵妃梦坐沉香畔，高烧红烛盼君王。”很雅！二人转里一般都找不出这样的唱段。二人转火辣辣的，张嘴就是：“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巧梳妆，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粉墙。”刚唱到第四句，秀才就跳到后花园去了，心急啊！

像那样悠扬的艺术、供人很好地品味娱乐，为什么在东北不行？因为东北天冷呐，太冷了，你坐一会儿脚就冻坏了，弹一会儿琴手指头就冻麻了，所以得火爆热烈地去唱。大家知道东北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就我生活工作过的辽北，那个地方现在的最低平均气温是摄氏零下35度，这还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你想在过去山区大雪封山之后，出不去进不来，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你要不想被憋死闷死，就得自己寻找一种快乐文化，于是这样大家创造了二人转。

二人转是在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产生的。闹秧歌是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大秧歌进村，只扭不行，也得唱。在财主家、村长家打一个清场，不管会不会唱，最少也要唱几句“一进大门抬头官，看见您老灯笼杆，灯笼杆好比摇钱树，金马驹就在下面拴”，大吉大利，人家好给红包赏钱。到了晚上，扭秧歌的人要找地方住，老百姓不愿意给招呼住宿，说人太多。于是领头的说，不白住，我们给你唱，后来就有了唱秧歌，就是唱二人转，慢慢就形成了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

北京的小品应该是在相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很重视语言包袱、语言的幽默性。东北小品注重的是喜剧情节、喜剧性格，不是语言包袱。比如《不差钱》里面点菜，“有没有？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它真就不是语言包袱，而是在特定情境里，由喜剧人物和喜剧性格形成的对话。

那么多人喜欢，那就是最大的大雅之堂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广西第一次召开赵本山喜剧艺术研讨会，为什么没在东北开？为了躲口水。到广西去开，没想到上海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其中有余秋雨先生。我们知道这些人很厉害，我们东北的乡下人面对着这些上海的专家不知道说什么，不说你也是乡下人，说了就更是乡下人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最先支持我们东北喜剧小品、支持我们东北俗文化的人，就是上海这些专家，一直支持到现在。

当时余秋雨先生就雅与俗的问题，回答了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在乎人家说你们俗，你们把脚站在黑土地上，踏踏实实一步步向前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定会走出自己一条路来的。

其实二人转走到今天，东北喜剧小品走到今天，走出了这么多喜剧明星，我告诉大家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舍庙堂之高，求江湖之远。

我和赵本山讨论过，二人转就是俗的，不要努力去登什么大雅之堂。我们全国这么多地方剧种和曲种，很多枯竭了、消亡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急于脱俗，看中了所谓大雅之堂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脱完俗一步步艰难地登上去，结果这是一个艺术的脚手架，登上去就下不来了，然后等待它的只有死亡。赵本山后来说，啥叫大雅之堂，东北一亿观众，那么多人喜欢，那就是最大的大雅之堂。二人转不能离开人民，不能离开土地。

(《解放日报》3.6崔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