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市桦树河口遗址

通化依山傍水，浑江悠悠穿城而过。

本报记者 耿雪 文/图

小山子是记者的发小，大学毕业后先去了台湾后去了英国。工科出身的她出国后偶尔会给记者发邮件问一些以前不屑一顾的问题，如唐朝的时候东北有没有人烟，通化这个地方古时候叫什么，等等。今年是小山子留学回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三，她早早扯上记者，说是要去“发现历史”。

知道美国内战，却不知故乡历史

小山子告诉记者，在英国时，有一次被外国朋友问起故乡有没有有趣的历史故事，她竟一个都讲不出。那一刻，小山子才发现自己可以讲出美国内战的因果、英国宗教改革的始末，却对于自己故乡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一路上，小山子讲起了她这几年四处搜罗来的那些关于故乡的故事。有流传很久的采参祖师孙良的神话传说，有抗战时期通化地区“大刀会”的传奇故事，有杨靖宇英勇就义的事迹，也有解放战争时期 “四保临江”的战役。有些故事小时候就常常听老人们讲起，而有些故事却是第一次听闻。一路走一路讲，文科出身的记者也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故乡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小山子说，了解了这些就像是把故乡历史还原到了历史书里勾勒的框架中一样，“有一种归属感”。

沉睡在档案馆的“故乡”

小山子的这种感受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有。他们生活在小城或乡村，对于故乡的了解源于长辈们常常讲起的老故事。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孩子们走进了学堂，却在历史课本里找不到故乡的故事。看电视、上网填满了那些空闲时光，孩子们很少再从长辈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听到那些故乡的往事。我们认识了世界，我们也忘却了故乡。

有关通化的历史资料大多尘封在通化市档案馆中，春节期间档案馆闭馆。在档案馆附近居住的居民告诉记者，平时没什么人去档案馆查阅资料，住在附近的老人闲暇时进去转转，也不过是浏览一些展览的老照片。很多老人感慨，还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化城楼原址在哪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记者借着拜年的机会，向亲戚朋友家的同龄人或小孩子提起通化的历史，看到的无一例外是茫然不知。当提及通化曾属渤海国、明之奴儿干都司建州卫等，听者无不表现得饶有兴趣、一脸兴奋。

也许，我们并不是对故乡的历史漠不关心，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从何处去发现这沉睡在档案馆中的“故乡”。

历史教育：这么近又那么远

今天国人对历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校的历史课程。或许，今天人们对故乡历史的疏远多少离不开这种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邬志辉教授告诉记者，在具体的教学中，国家有统一的课程标准，与此同时也实施国家课程“校本化”政策。

那么到底有多少地区将地方史教育放到历史课堂上呢？又有多少地方在中小学教育中编写了地方历史教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袁桂林教授告诉记者，据他了解，这样的案例很少。

几十年来，无论乡村还是城市，我们通过课堂获得一样的认知，一样去了解中国、了解世界。课堂里的我们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课堂外的我们有着不同的乡音、不同的故土、不一样的乡愁。我们离历史那么近，了解这世界每一次的重大变革；我们又离历史那么远，不清楚生养自己的故乡有着哪些杰出的人物，有着怎样的故事。

随着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没有了故事的故乡，也许只是一个安放家的地方。谁还会记起那些沉睡在档案馆、博物馆里的故事？谁还会明白故乡的历史其实是我们对于这块故土共同的记忆，是热爱这块土地的起点？

■德兴里壁画墓平剖面图

■德兴里壁画墓摹写图 作者/供图

■“建兴四年”与“元兴三年”纪年铭砖

作者/供图

铭文砖与砖室墓数量的锐减，无疑如实地反映了4世纪后叶至5世纪初砖室墓的衰落，而用砖传统的逐渐削弱与丧失，也正是此时期二郡故地汉人势力趋于衰微的写照。

□赵俊杰

公元313年前后，乐浪、带方二郡在高句丽的强大压力下相继覆亡，中原王朝旋即丧失了对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与管理权。异族入侵与地方管理体系的瓦解给当地汉人社会造成了巨大震动，引发了大规模的迁移与逃亡。342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使高句丽遭受重创而自顾不暇，加上新的内地移民不断到来，两郡汉人势力有了恢复性的发展，聚居区在4世纪中叶出现了短暂繁荣。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不久此地又陷入动荡。本文试图整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来解读4世纪后叶带方故地汉人社会的变局。

带方故地汉人聚居区的衰落

二郡覆亡后，残留的汉人集团已然失去中央政府的庇护，但聚居区内出土的铭文墓砖中却不乏“太宁”、“咸和”、“建元”、“永和”等东晋年号，足见当地仍与东晋政权保持着断续联系。出土多例铭文墓砖的黄海南道信川郡福隅里墓群，为乐浪汉人大姓之一的韩氏家族墓地，墓葬在4世纪前叶呈现稳定延续排列的状态，家族墓地选址的重新固定化，正是此时期汉人聚居区内部秩序安定的缩影。然而，自冬寿墓“永和十三年”（357）纪年之后，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晚于该年的东晋年号纪年墓砖，仅见黄海南道信川郡西湖里发现的“元兴三年”（404）铭砖一例，表明当时的汉人社会已经无暇为死者烧制铭文墓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砖室墓数量剧减。

砖室墓作为东汉以来乐浪、带方二郡汉人的代表性墓葬形态，二郡覆亡后依然在汉人聚居区流行。但砖室墓从数量到构造上的衰落态势，从3世纪中叶起就已经显现，表现为石天井砖室墓开始出现。砖室墓石盖平顶的流行，正反映出砖构穹窿顶技术的逐步丧失，当为烧砖与修墓匠人的减少所致，其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二郡汉人遗民的大量出逃。4世纪后叶以后典型砖室墓已经不见，石天井砖室墓的形制也趋于生涩僵直，墓砖纹样消失；另一方面，形制上继承典型砖室墓的穹窿顶砖石混筑墓墓葬用材中，石材比例不断提高，用砖不断减少。

铭文砖与砖室墓数量的锐减，无疑如实地反映了4世纪后叶至5世纪初砖室墓的衰落，而用砖传统的逐渐削弱与丧失，也正是此时期二郡故地汉人势力趋于衰微的写照。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4世纪后叶汉人聚居区社会发生了剧烈动荡，而高句丽与百济的激烈战事所导致的周边局势的恶化，正是引发当地社会变局的直接诱因。

高句丽与百济的军事动向

4世纪60年代后，高句丽国力有所恢复，开始重新着手对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经略。同时百济也在积极谋求北进扩张，二者间军事交锋自然难以避免。起初高句丽在与百济的战事中处于下风，故国原王也在平壤保卫战中身亡。370年前秦灭前燕，高句丽将前燕太傅慕容评执送于前秦，遂与前秦建立了友好关系。西线威胁的解除，使高句丽得以专注于南线对百济的作战，此后战局逐渐向着对高句丽有利的方向发展。故国原王阵亡事件实际上表明高句丽至迟在4世纪70年代已完全控制平壤。377年再次击退百济对平壤的进攻后，高句丽已经扭转了南线的战局，至广开土王即位当年（391），高句丽军队攻陷百济关弥城，而对关弥城位置的考证显示高句丽南境已逼近汉江北岸。高句丽势力的不断南下渗透，必然与当地旧有的汉文化因素碰撞，逐渐动摇汉文化的主导地位。

另外，4世纪后叶百济积极的北进态势对带方故地汉人的影响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日本调查者曾于黄海北道黄州郡收集到一批百济陶器，形制与朝鲜半岛南部汉江流域发现的典型百济陶器相同，时代约为4世纪中叶前后。与之相关的是，在平壤之战的第二年（372），百济首次遣使入东晋朝贡，并获封“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之职。“乐浪太守”当为百济主动要求册封的官职，而“领”字更耐人寻味，使百济对于乐浪地区的渴望已昭然若揭。反过来看，封号与实际领地有着直接联系，也不能排除当时百济势力已渗透至黄州地区，或是更北的乐浪故地，距平壤仅咫尺之遥的可能。那么4世纪70年代高句丽南进的一度受挫便有了考古学和文献的依据。黄州距平壤约35公里，距黄海南道信川郡也仅数十公里，此处若成为高句丽与百济交战的前沿，必定对信川郡一带的汉人聚居区造成极大震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4世纪后叶黄海南道附近纪年铭砖及砖室墓剧减的原因了。

二郡汉人遗民的流徙

有学者研究当时汉人集团动向时指出，在面临覆灭的危险下，汉人再次面临去留的艰难抉择，出现或举家逃亡，或一个氏族分为数支，一支暂留故土等待消息，其他几支各奔向不同目的地，积极寻找退路的情况。当时中原、辽东板荡，高句丽又将北退之路阻隔，笔者推测除小部分汉人经由海路前往山东半岛外，大部分流亡的汉人南迁至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并经由海路到达日本。《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记录的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的上表，生动地描述了5世纪初朝鲜汉人迁徙至日本的经过，《新撰姓氏录》中也有类似记载。

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中有 “十四年（404）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的记载，以往多认为这是倭人的随机寇抄，或是侵略高句丽的军事行为。实际上，从《三国志·倭传》的记载看，自带方到倭海路，航行时间长，耗费大，显然不可能是随机的海盗劫掠行为，属于劳师远征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是有计划的，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的集团行动，或许这正是当时倭王遣人前往带方故地迎接准备移居日本的汉人的场景写照。

与代表砖室墓系统的原二郡汉人遗民势力日渐式微不同，4世纪后叶以来石室墓在二郡故地的不断出现，显示出代表石室墓系统的内地汉人新移民势力已悄然在当地扎根，并渐趋兴盛。前述的冬寿曾官至前燕司马，其墓葬也呈现出典型的辽东地区汉式石室墓的风格。冬寿墓志铭中“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的官职是目前朝鲜半岛所发现的品秩最高者，姑且不谈官职是否为自封，他在当时汉人聚居区的卓然地位已不言自明。因此如果将此时期带方故地的汉人分为原二郡遗民集团与内地新移民集团两大系统，就会发现，汉人聚居区的中兴可能主要依靠了后者的力量。

囿于材料，我们暂无法进一步把握带方故地汉人新移民集团的活动实态，但在乐浪故地的平壤西南南浦地区的考古发现却令人欣喜。此地发掘的台城里3号壁画墓形制与冬寿墓如出一辙，时代理应相近，二墓的墓主当有密切的亲缘或地缘关系，将其推定为辽东移民的墓葬应无疑问。这一发现表明，至迟自4世纪后叶开始，已有与冬寿集团地位相当的辽东大族迁徙至此。5世纪后，以德兴里壁画墓（408）为发端，此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前后二室汉系石室壁画墓，其数量占二郡故地迄今发现的二室壁画墓总数的六成，并在此后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基本完整的形制演变序列，该地区也逐步取代带方故地，成为新移民汉人集团在朝鲜半岛西北部最大的聚居区。与冬寿墓志铭中完全采用东晋年号与官职，奉东晋为正朔不同，德兴里壁画墓墓主某镇的墓志铭中已经采用高句丽广开土王的年号，并出现高句丽“国小、大兄”的官职，反映出5世纪初的汉人集团首领已部分舍弃了对中原政权回复旧土的幻想，转而更加务实地接受高句丽政权的册封，以维持汉人聚居区的半独立地位。随着高句丽完全领有原二郡之地，汉人集团对待高句丽集团的态度也由对立转向缓和、承认甚至臣属，二郡故地民族融合的大幕即将拉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KG005）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85）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