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景孚1929年生于通化县果松镇,8岁那年,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当时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相依为命。在日本侵略者奴役下的南满百姓大多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更何况几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呢?父母去世没多久,樊景孚的哥哥、姐姐也都先后病逝了,他成了孤儿。居住在通化市内的叔伯姐姐看到无人照料的小弟弟可怜,把他接到了家里。没想到好景不长,他来到堂姐家没多久,堂姐於1939年也去世了。无家可归的小樊景孚只好上街流浪了,后来堂哥得知他的情况找到他,把他接到了四道江家里,并把他送到了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他去临江日本人开的一家养成行(技术学校)学习。日本投降以后,学校解散了,他又回到了堂哥家。
1946年2月,刚解放的通化到处都在征兵,不满18岁的樊景孚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杨靖宇支队,他被安排到了通化市政府警卫排一班,任务是保护市长的安全。不久,他被调到监狱看押通化“二.三”事件的政治犯。在监狱工作两个月后,他又被调回警卫排,这次的任务是给市长张从周当警卫员。
如今已经87岁的樊景孚回忆1946年时的通化很感慨。他说,上半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可到了下半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开始大肆进攻解放区,通化失守。10月25日晚上八、九点钟,市政府撤出通化市,张市长带着政府机要部门从江南奔庙沟,然后去了金厂子。走了一夜于凌晨3点多钟在金厂子吃了一顿饭,然后辗转来到了辑安的腰营,准备在那里打游击。那一年市长张从周只有25岁。在腰营住了二十多天以后,国民党兵追过来了。警卫员樊景孚每天身背两支手枪一支小马枪,一架照相机,一个望远镜,他寸步不离地跟在张市长身边。通化失守后,南满地区红色政权仅存临江、长白、抚松和蒙江四县。
樊景孚回忆他们打游击的那段日子时,他说最苦的是1946年的11——12月间。那时天气特别冷,樊景孚的脚冻伤了。张市长让他去朝鲜楚山医院治疗,樊景孚没有同意,他想自己是中国人,为啥要去外国治病?他领了市长的一片好意,与两三个同是冻伤的战友去了临江。在那里他治好冻伤后,他在六道沟一心村找到了在打游击的市政府。这时,“四保临江”战役已经胜利,通化二次解放正在运筹中。刚康复归队的樊景孚接到了新任务:去临江印刷新建通化市政府发出的“安民告示”。他一个人披星戴月地穿行在山林中,虽然身上背着枪,但是,他心里依然害怕,因为他知道,身边随时都会出现敌人。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了老营车站,火车是夜里12点多的,爬上火车,他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印完“安民告示”从临江返回到老营也是夜里,樊景孚背着沉重的“安民告示”,手里提着枪,急行军回到了一心村。可村里人告诉他政府去了鸭园的李家屯,于是他又奔往李家屯。等他到了李家屯天已经是早晨8点多了,在那里他只看到了张市长的夫人宋纯光和一些后勤人员。他们告诉樊景孚通化解放了,市领导已经带部队赶回通化了。此时,樊景孚知道他背的“安民告示”必需和政府一起到达通化,于是,他没有歇息,立刻追赶部队。下午三点多钟,樊景孚终于在佐安那里追上了部队。大部队走到江边时,因江东大桥已经炸毁,部队是乘船过的浑江。张市长带人第一批过的江,樊景孚是随同高非副市长第二批过的江,他们的船划到江心时,空中出现两架敌机,一排机关炮朝他们扫过来,没有打中他们的船,待敌机调转机头再回来扫射时,他们的船已经到了岸边,船上的人马径直奔向江岸玉皇山下那些茅草房。樊景孚警卫着高非副市长钻进了一个破房子里。待敌机飞走以后,部队清查人员,所幸无人伤亡,只打死了一匹马。部队整装进城,沿途受到市内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后,樊景孚一直在市政府工作,1949年3月20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地处中朝边境的通化,立刻进入紧张状态。解放军大部队从四面八方集聚到通化。奉中共通化地委指示,市直机关投入到接待部队工作中,组织学校、工厂、居民为进驻通化的部队腾房子。市直机关也倒出一部分办公室给部队机关和首长办公用。那时机关有些科室迁移到临时住所办公,留在机关的也是几个科室挤在一起办公,机关干部都自觉地投身在紧张的工作中。
当时许多青年人响应党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为了做好参军的组织工作,市委从各部门抽调了一部分干部深入到基层单位抓扩军。樊景孚也被从市政府劳动科抽调出来从事扩军工作,前后大约干了一个多月。10月中旬樊景孚完成任务回到单位,领导又交给了他新任务。当天晚上,他和10几位同志坐着马车来到了通化火车站对面居民区中一户院子很大的居民家报到,那里集中着30多名市直机关干部。当时谁都不知道来的任务是什么。晚上7点多钟,副市长高非同志来给大家开会,他说:“抽调大家来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兵站,为过江(鸭绿江)援朝的志愿军部队服务,提供饭菜、饮水及物资转运等工作。”这时大家才知道集中在通化的解放军改为志愿军了,他们是要出国赴朝鲜同美国侵略者作战的部队。听了高非副市长的动员,大家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一定努力工作,全力支持大军过江。当时高副市长任兵站总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兵站的工作人员。领导安排给樊景孚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到火车站为过往军列上的志愿军官兵做饭、做菜、烧开水。会后,工作人员在一起进行了学习,然后开始做准备工作。兵站从全市各地抽调来200多名民工,都住在站前的居民家里。两天后,樊景孚领着100多名民工来到火车站,在车站东面站台下边砌起两排露天灶台,70多个灶台上安放着直径1.5米左右的大锅。每排炉灶大约有百米长短,抬眼望去,好不壮观。
兵站开始接待志愿军了,樊景孚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当时每口锅能焖百斤大米,灶下烧的都是木柴。给志愿军吃的都是大米饭,菜以白菜、粉条、豆腐、猪肉为主。粮菜来自市政府粮食科、商业科的统一调拨,运送粮食和蔬菜的工具是马车。为了保证过往部队及时就餐,樊景孚把100多名民工分成白天和晚上两个班,每个班又有具体分工:有做饭的、有做菜的、有烧开水的。
志愿军出国那段时间里,到通化的军列不分昼夜,有时候半小时左右就来一趟。每次列车一到站,马上从车上下来一些士兵,拿着饭盆、菜盆跑步到兵站打饭菜。其他官兵们不下车,在车厢里就餐。因军列到站只停半小时,而且车次不规律,昼夜不定时,为保障志愿军能吃上热饭,喝到开水,兵站工作人员做到了24小时保证供应热饭、热菜、热水。樊景孚说,兵站除供应志愿军以外,还发扬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对从鸭绿江上过境来到通化市的朝鲜难民及朝鲜人民军战士也予以接待,安排吃喝。那时70口大锅,哪口都不空,锅里的饭菜光了,就得立即再做上,保证供应及时,绝不耽误部队行动。
由于是战争年代,敌情复杂,所以,兵站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要。要特别防备敌特的破坏。为此,兵站对抽调来的所有民工,都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市政府还抽调来大批公安人员,带武器、着便装,在兵站的四周每天24小时站岗,除兵站工作人员外,外人一律不准靠近兵站。兵站的所有人员,警惕性也都非常高。由于安全工作做得好,部署严密,通化兵站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这期间,为了加强兵站工作,民政部还派来7名大学生到通化兵站协助工作。一直到12月上旬,大批志愿军部队已经过江,兵站从繁忙中缓解以后,大学生们才回北京了,樊景孚也奉命离开了兵站工作,回到了市政府。
采访中我问樊老什么时候转业的,他笑着说:“我有当兵的时间,没有转业的年限,我一直跟着市政府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都不在部队了。”是啊,那时不少人都从部队参加地方工作,来时穿着军装,后来就没有人给发军装了。
樊景孚后来从事工业口工作,他曾任职通化市政府生产管理处党支部书记,通化葡萄酒厂党委书记、厂长,通化市纺织厂党委书记,还挂帅组织过筹建印染厂等工作,是通化市工业发展中功不可没的人物。1987年7月,樊景孚离休了。如今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樊老在老伴儿的陪伴下生活得很幸福,他的身体很好,至今还担任着老干部党支部的书记呢。告别樊老,一路上我在想,通化的前辈人付出的太多了。想一想,通化的哪个山头上没有子弟兵的足迹,哪一个村镇没有人民军队与敌作战的战场,哪一个战场没有烈士的血迹。作为通化人我感到骄傲,因为这里有前辈留下的红色记忆,更有今天的繁荣富强。看吧,山城人正在参与描绘中国梦的宏伟蓝图,通化犹如一颗发光的明珠镶嵌在中国梦的版图上。
(3379字) 作者:孙艳华 王桂娟 图片提供:胡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