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7岁了,是一个残疾人,10月16日,我到市政府办事大厅里的区残联办事窗口,去换取残疾证的亲身经历让我感慨万千。 10月16日,我拄着拐杖艰难地走进市政府办事大厅,八道江区残联办事窗口的张晶等同志见我行走非常不便,急忙上前扶着我,亲切、热情地问我办什么事,并把坐椅根据我的身高调整好,扶我坐下来,看我安全舒适时才离开。 区残联办事窗口的同志不但热情接待了我,还认真讲解了和残疾人保障法有关的政策法规等,这种热情细心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真是让人感动。 近年来,区残联及时为残疾人更换轮椅式的机动车、发放手动轮椅车,并对重点困难户的残疾人家庭帮扶到户,有力解决了部分残疾人的生活困难。他们还认真调查核实了特困残疾人的子女上不起大学的实际情况,并帮助他们圆了大学梦。 八道江区江北街道北安社区残疾人:于德全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写到: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我想,以他从小的切身经历,以他生动的文笔,以他性格的那份执著和毅力,如果他能正常退休,他一定会给后世留下这本不敢说一定超过巴金的《家》,但一定是入木三分的带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房》。伯伯还曾说过:“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在1957年2月21日我给在无锡疗养的爸爸写的信中,记载了这件真实往事: 亲爱的爸爸:……伯伯的身体还很好,我已看到他,见他脸被晒成了褐色了。他告诉我他长了两公斤呢。他还风趣地说,这两次到了11个国家,走了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也是孙悟空了!温度是(摄氏)零下40度到(摄氏)零上50度,上下九十度。这是一次多么伟大、艰苦的旅行啊! 星期天我和维世姐都来看他了。他谈到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到一家小饭馆,楼上只有三桌,正好闲一桌,他们占用了,别桌的人都去看他,他与那两桌的人都握了手。他说:我和他们都握了手,都满足了,我又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下去嚷,惹得很多人来。结果他们也都不嚷出去。我们说:你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我们有些不敢,他说,没什么关系。我们就商量了到个较小的僻静一些的小馆子去吃。我们坐车到了东单新开路的一家“康乐”。但那里满座,还有人站着等着呢。我们又出来,伯伯临时想起灯市口西口的“萃华楼”。他说1946年三人小组谈判时,与马歇尔等到这里吃过一次,有了印象。去年吴努来,他说“请你去吃饭馆”,就请他到这儿来了。今天他又想到了这儿。说,我第三次在这儿吃是请你们!我们吃的是简单的菜饭,五个人五菜一汤,米饭、馒头一共是十元零二角。他说:这可比重庆贵,重庆六人,六菜一汤有酒,菜还较好,只有三块四角六分,物价是低。我们回来,小虎(注:伯伯在抗战时期的副官龙飞虎之子)站在门口。他有趣地问小虎:“你猜我们一人吃了多少钱?”这天可真不容易,他说:“今天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是呀,他的时间是如此少,回来他马上又开会了。 在谈话中,他说他发奋读《家》。已读了36页了!大家都笑了。他发奋读只读了36页,他的时间太少呀!他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再读剧本。伯伯很爱好艺术,他看了《家》电影,说:“演三少爷的就是过去演连长的,他没有生活。我要去演觉新,也要比他演得好。”(这时七妈提出说:“让周同宇去演觉新才好呢,一定好。”)他又说:“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创一个!”“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向你学习”(对孙维世讲)…… 可惜,用伯伯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十年!”直至去世,他没能正常退休,没有一个休闲幸福的晚年,当然就没有写长篇小说《房》和演戏的机会。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他实践了自己的人生准则:“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党让我活多久我就活多久”,死在了总理的岗位上。只是我用常人的眼光看,他毕竟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愿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