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25项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甘肃敦煌莫高窟、长城、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及孔林、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苏州古典园林、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北京天坛、北京颐和园、重庆大足石刻、皖南古村落、明清皇家陵寝、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青城山和都江堰、云冈石窟、吉林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中国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

山东泰山、安徽黄山、四川峨眉山-乐山、福建省武夷山

自然遗产7项

四川黄龙、湖南武陵源、四川九寨沟、云南“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中国南方喀斯特、江西三清山

文化景观2项

江西庐山、山西五台山

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岁月,他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受粟裕同志直接领导的,曾耳闻目睹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保护老干部的情况。这里回忆几件极平凡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的品德。 “对干部要有一个基本看法!” 1966年8月,粟裕同志因病在医院治疗,他带病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之前,“文化大革命”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动起来,来势异常迅猛。不过,军事科学院机关内部暂时还相对平静。全会以后,粟裕同志主持开了一次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全会的精神。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预感到一阵暴风雨即将到来。粟裕同志分析和估计了机关的状况,考虑到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冲击机关,再三叮咛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会议之后,粟裕同志又专门对我说:“机关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相互间不够了解；军衔从元帅到士兵,各级都有,悬殊比较大,难免有些隔阂。现在要顺势善诱,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果然,军事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造反派”；二是文化部系统各院校关于所谓“黑材料”的斗争。不几天,矛头对着两位院领导人的大字报接踵而来,调门愈来愈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三反分子”。我当时是院政治部主任兼院“文革办公室”主任,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只好向粟裕同志请示,最好以他的威望来坐镇。 粟裕同志默默地听我的汇报,叹了一口气说:“三反分子这顶帽子怎么能随便给人戴上呢?他们主持日常工作,很难避免会有缺点和差错。我了解他们,我和他们共事很久,对干部终归要有一个基本看法。根本谈不上三反的性质!” 过一天,粟裕同志带病来到机关,先看大字报,然后接见所谓群众代表,场面非常紧张,接见从午后一直延续到晚间八、九点钟。最后,粟裕同志讲话。他说有意见提出来是好的,也欢迎对他个人提出批评,但要经过核实后才能确定问题性质,究竟是日常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结论过早是不适宜的。当年,我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粟裕同志没有对我明讲,但在碰到一些难题时,却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同他在战争中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当机立断的大将风度和气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揣摩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1952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当年10月,有人建议把作为“三反分子”的两位院领导人的一些所谓“问题”正式上报军委和中央。院党委处境非常困难。粟裕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的问题都还没有核实清楚,怎么好轻率上报?!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执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场使人极不愉快的风波。 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立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复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 粉碎“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1975年春,全国四届人大之后,粟裕同志受邓小平之命,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决定先到华东,这是有用意的。当时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已分别窃取了军内要职,妄图插手部队,上海又是“四人帮”的巢穴。他打算既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又随机对一些老同志进行保护。他4月出来,6月才回北京,先后考察了安徽、江苏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一些部队,听取了所到县、市地方党、政干部的一些反映。他身体欠佳,仍废寝忘食,接见要求谈话的同志。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志提出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当有人问及对“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态度时,他说:“五十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说这番话,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一些同志们打招呼,隐约暗示“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在江苏,他也同好几位地、市委书记说到这一点。 在一个军分区的一次会上,许多同志对“民兵指挥部”非常反感,指出今后的民兵建设究竟是一个指挥系统,还是两个指挥系统,实质上已接触到“四人帮”阴谋搞第二武装的问题。但是,有一位老同志却在会议上批评了这些正确意见,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我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讨论的情况,他听了以后,笑笑说要找这个老干部谈一谈。粟裕与他恳切地谈了话,对这位老同志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钟,对他此后没有在民兵问题上陷得更深,无疑是有好处的。 6月返京,正值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夕。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窃据军队领导要职,粟裕除了字斟句酌地向军委写了书面考察报告之外,对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搞了一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次汇报,军委领导同志认为很重要。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在当年军委扩大会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也被采纳和应用了。 1975年8月,粟裕同志找我谈话,传达调我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决定,并向我传达了“四人帮”的问题。特别提醒我要加强部队的党和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和军委领导之下。要十分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我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动态通过他及时向军委反映。他为我在迷雾中指出了方向。 这都是些极其平凡的小事,发生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里,然而,对于我,却是寒冬的篝火,荒漠的甘泉,迷途的星斗,苦旱的雷鸣,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