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老武头第一次下乡，就是检查“麦征”工作，这一带每年粮食征购分两次，麦秋，征收麦子，大秋，全面征收各种粮食及畜产品，两次都要大张旗鼓，全力以赴——再掀高潮。老武头看小麦丰收定局，大秋庄稼长势也不错，常常自言自语：“今年说啥也得让社员吃上饱饭啊！”好像暗暗给他自己鼓劲打气。我听着心中纳闷，农民吃饱饭为什么需要“让”呢？难道还有人敢不让农民吃饱饭吗？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年头，还真有人不乐意让农民吃饱饭，在极左的革命口号下，搞高征购，拼命征过头粮，任务一再加码，把老百姓搜刮得够呛，听说有的地方把农民面缸里的白面、柳条筐里过年的黏豆包都收上来顶任务了。省里、地区、县里、公社，层层派人蹲守，盯着各个生产队往外运粮食，闹得有的农民过年没面包饺子，怨气冲天，但迫于文革形势压力，又都忍气吞声，噤若寒蝉。

在征购粮这个问题上，农民和公社干部因为利益不同，想法不同，很容易产生矛盾。那时征购粮，没有市场调节这一说，都是政府定价，而且一定多年不变，粮价定得太低，“稀烂贱”，粗细粮“均勾”每斤不到一角钱，粮食拉到粮库又压等降水去杂，刨去各种税费，卖一车粮剩不下几个钱；要是上黑市卖议价，能多卖一倍到三倍的价钱，这个账是明的，谁都会算，就是不让算而已，总是拿莫名其妙的政治账来压经济账。所以，农民——包括许多大小队干部，在心眼里都乐意多留少送，甚至瞒产私分。而干部——主要是“吃国家粮”的干部则完全不同，吃俸禄，粮食收购价高低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粮食征收得越多，显得工作成绩越大，招法想得越绝，显得越有能力水平，自然要与农民的“小农思想”，“私心杂念”，“不顾大局”作斗争。每年的征购粮都像是一场斗智谋斗胆量的游戏，有的生产队派人盯梢，看上面来的干部睡着了，后半夜起来分粮，几百口子，老婆孩子齐下火龙关，心照不宣，不言不语，不争不讲，呼呼拉拉，一阵旋风似地就把一堆粮食分家去了。有的生产队订立攻守同盟，像后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位党员那样，发誓按手印，瞒产私分，好像多分点自己种出的粮食就是多大的罪过，就要惹多大的祸事一样。

这一带是粮食产区，每人平均七八亩耕地，漫川漫岗，岗地不收洼地收，完全绝产的年份极少，粮食足够吃的，完成一定的征购任务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为什么把征购粮搞得这么紧张，甚至有点“恐怖”呢？主要有些当时当权的干部把征购粮当作自己晋升的阶梯，因而把征购粮任务变成无底洞。按当时政策规定，农民每人每年可分带皮带壳的口粮450斤，包括小麦50斤，再加上榨油烀酱用的黄豆30斤，以及各家各户“小秋收”的成果，如土豆地瓜等，老人孩子一平均，一年到头也饿不着。但是有的地方有的干部为了高征购，想方设法克扣农民应分的粮食，招法也不少，如减量，小孩减多少，妇女减多少，非劳力减多少；再如以次充好，粮食脱粒出风，用木锨扬，落在远处的籽粒饱满，落在近处的瘪谷多，不让分上风头的，非让分下风头的；又如强词夺理，黄豆本来应在口粮之外，硬说是在口粮之内。这么一折腾，搜肠刮肚算计农民那点粮食，必然引起农民的抵触，农民也不得不玩点小伎俩来保护自己应有的利益。

老武头那些年，为了维护农民的权益，让农民分足分够应分的粮食，替农民“挣口袋”，真是承受巨大压力，耍了不少“花招儿”，喊的多，做的少，开大会也是疾言厉色，“贴脑瓜皮刷”，但会后和风细雨，不查不扣。大小队干部也都摸透了他的心思，也是通情达理，够意思，粮食该送的送该留的留，每年征购任务也都能完成，但是超额受奖，上台戴花就没有老武头的影了。

现在开始反思，广大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做出了太大的牺牲，“三农”用她瘦弱的胸脯挤出太多的乳汁，哺育了共和国的成长，勒紧裤带送公粮，已是并不遥远的过去，如何反哺农业、关爱农民，则是我们必须拍着良心，认真进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