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苏州7月2日电记者苏雁、曲冠杰从今天在此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确定了包括中国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明清皇宫和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沈阳故宫、盛京三陵在内的34处世界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向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

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的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向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各国代表表示感谢。他说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永远看重它,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做到无愧于当代,无愧于未来,无愧于子孙后代。”

此次会议审批的备选项目共有48项,包括33个文化遗产、8个自然遗产、7个现有遗产地的扩展项目。

本届大会主席章新胜指出,此次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表明了中国及苏州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对中国自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所作的庄严承诺的充分肯定。

世界遗产委员会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苏州是非常美丽的城市,马可波罗曾访问过苏州,并向西方介绍苏州的各种美景。苏州园林是人类的极其重要的创造,它能激发人的创造性,启发文艺家的灵感。他希望有更多的苏州园林、周边小镇乃至沿江的遗迹作为扩展项目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他还认为苏州的古城应得到更大规模的保护,苏州周边地区的遗产也应得到有效保护。在今天讨论的最后一项议程中,代表们讨论了2000年在澳大利亚年会上提出的有关限制申报名额的《凯恩斯定》,并将对其进行修订和改进。未来几天内,大会将继续讨论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还将审议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的报告,重点监测,定期听取报告。

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7月7日在苏州落下帷幕，这次会议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史上会期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议题最多、人数最众的大会。10天的会议引发了传媒广泛的关注，世界遗产也成为普通百姓关注的话题。这次会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世界遗产有着怎样的内涵？对今后我国的遗产保护及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我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主任、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主席章新胜。$$记者：章部长您好，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刚刚落幕，作为大会主席，您认为这次大会取得了哪些成果。$$章新胜：首先是圆满、成功地举办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200多项决定，包括审议通过了34项世界遗产，使遗产总数增至788项，有5个国家即朝鲜，多哥，圣路西亚，安道尔，冰岛取得了零的突破，成为拥有世界遗产的国家。此外35项濒危遗产被重新审议，其中有三项从濒危名录中删除。$$第二，对“凯恩斯决定”作了新的修订，形成了世界遗产保护的“苏州决定”。“凯恩斯决定”是本次会议难度最大、争议也最大的议题。经过多方磋商和艰苦工作，会议取得了突破。由一国一项调整为一国两项。这些成果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特别是“凯恩斯决定”，会前各国代表普遍认为不可能达成共识，然而短短几天内奇迹般地得到了解决。作为主席，当我一锤敲下时，全场掌声热烈，与会代表都舒了一口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雷德先生说，今后如果我们遇到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来中国，来苏州开会。$$第三，保护世界遗产的全球战略更加得到响应，《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尤其对世界遗产“杰出的全球性的普遍价值”的认识在激烈的辩论中得到了深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保护，开启了新的思路。由这种共识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决定，2004年12月在巴黎再次举行一个专家会议，专门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对公约精神作新的理解。$$第四，中国作为本次会议的承办国，自身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除成功地举办此次会议以外，我们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顺利通过。明清皇宫皇陵的两个拓展项目也顺利通过。此外，由中国提出的建立“世界遗产研究培训中心”的提议，以及关于加强青少年世界遗产教育的《苏州宣言》，也被会议审议通过，并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已经有了相当高的认识和长远的眼光。$$本次会议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首先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领导。胡锦涛主席作为国家元首亲自为大会发来贺词，多位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为本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作了重要指示。二是中央相关各部委的通力合作和密切配合。三是江苏、上海、吉林、辽宁等省市积极投入，东道主苏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为本次会议的举行提供了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服务和一流的保障。总之，与会各国代表在会上、会下及各个场合都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的代表认为本次会议是世界遗产委员会“有史以来办得最好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记者：我国近年来“申遗”成绩令人兴奋，世界遗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世界遗产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但从这几天苏州世遗会上得到的信息，我们感到世界遗产似乎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章新胜：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世界遗产也不例外。到底什么是世界遗产，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文物和自然景观这个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从全球的高度、文化多样性的高度和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世界遗产问题。$$所谓全球的高度，就是具有人类“杰出的全球性的普遍价值”，遗产不仅仅是一国一洲，而且属于全世界全人类。意味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每个区域的遗产都是这个地球独特的、不可多得的、不可替代的财富。所谓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正像胡锦涛主席在给本次会议的贺词所说的“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多样性文化的共生显得格外重要，中国有句古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可持续性发展的高度，指的是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应着眼于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在工业化、全球化的进程当中，遗产特别是自然遗产的脆弱性非常显著。所以不论是文化多样性还是生物多样性，都应视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最根本的精神和物质基础，是各种文化与文明、创造与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记者：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您认为会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章新胜：本次会议在中国成功举办，我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一，有利于我国在世界上知名度的进一步提高，有利于展现我们的综合国力。与会100多个国家的500多位国外代表有许多是第一次到中国来，百闻不如一见，这几天，很多代表纷纷表示他们感谢中国给予他们在中国出席这次机会，让他们见识了很多，学习了很多。我相信，他们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成就，感受了中国的活力，体验了我们古老又现代的文明的魅力。这些都对提高中国的知名度和展现我们的综合国力大有裨益。$$第二，对于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使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组织178个缔约国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得以大大提高。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借这次会议的东风，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无论是宏观的遗产发展战略还是具体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和监管措施、教育培训和队伍建设等都会得到更高的重视，更多的投入，更积极的推动。$$第三，将为配合国家大的发展战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如高句丽项目的申报成功填补了东北地区的世界遗产空白，这对于配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战略也是一个独特的贡献。再如世界遗产的意识在西部大开发和西部扶贫中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和效益。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第二产业等方面，目前相对薄弱，但在遗产方面却有独特的优势，其稀有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及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样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通过遗产事业的发展，可以引导和带动西部比较优势的发展，进而推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进和繁荣西部的遗产保护事业。$$第四，对各遗产地的工作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有很多世界遗产所在地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我相信会议的精神，特别是各国遗产保护的一些好的做法一定会对各遗产地的工作带来启发，包括正在积极申报世界遗产的遗产地。$$第五，对于旅游业也会是一次积极的拉动。这么多国家的代表前来中国，这对于拉动中国的旅游业，对于旅游和遗产的良性互动也是一次很好的推动，对于经贸事业和相关社会事业的发展也是积极的推动。$$记者：您认为应当怎样加强我国今后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章新胜：加强我国的遗产保护工作，需要认识到我国遗产拥有的独特资源优势。中国是拥有5000年不间断历史的文明古国，众多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灿烂辉煌、多样的文化。这是我们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中国又是地理地貌极其丰富多样的国家，从南部的热带、亚热带到北部的北温带，寒带；从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到海拔最低的吐鲁番盆地。这些都是我们自然遗产的资源优势。$$如何保护这些不可多得、不可再生的遗产资源，并把它们转化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这次会议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责任和要求。我个人认为，今后的遗产保护工作有六个方面需要得到加强。第一，要对世界遗产进行更加科学和完善的总体战略规划。第二，建立更加完备的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第三，建立更加健全的遗产保护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靠有效的制度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益。第四，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加大对遗产地的投入力度。第五，进一步开展遗产保护的能力建设，包括加强对遗产的科学研究，加强对世界遗产工作的专业人才和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包括加强对旅游者保护意识的教育。第六，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可以借鉴世界各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如对遗产地实行严格的监控计划和行动计划，建立各区域、各遗产地的定期报告制度等等。同时，我们也应积极地参与世界遗产国际组织的活动，在其中扮演更为主动积极、更为重要的角色。$$记者：最后，您可否用一句话来评价这次会议。$$章新胜：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对于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来说，既是一次成就的检阅，同时又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

记者曲冠杰、薄洁萍

本报北京5月30日电（记者曲冠杰、薄洁萍）由国家文物局主办，

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今日在京揭

晓。江苏高城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十项榜上有名。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说：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从国家文物局当年

批准的400余项发掘项目中经由著名考古学家组成的评委会初步遴选，

评议并投票最终产生的，主要注重参评项目在学术上的突破意义和学

术价值，在学术界极具权威性。这十项考古发掘上迄新石器时代，下

至明清，内容涉及城址、墓地、酒坊等多种遗迹，是1999年全国考古

工作成果的集中体现。对于揭示中华古代文明发展进程、恢复古代历

史原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逐一介绍了十大考古新发现：“江苏高城墩

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良渚时期又一处规模大、有严谨的布局规划和严

格建筑方法的高台墓地；13号墓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发现的最大且葬

具结构保存较好的一座大墓，对重新认识良渚文化的多中心现象有重

要意义。“辽宁桓仁五女山山城”为推断其可能是高句丽建国之初的

都城——纥升骨城提供了重要依据。“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将对

东北亚青铜器时代及高句丽遗存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河南焦作府

城商代早期城址”是河南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后又一重要发现，

对研究河南商代早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虎溪山一号汉墓”

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后，湖南地区第二座未被盗掘的王侯墓，出土随

葬器物500余件、竹简近千支，为研究西汉初期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

材料。“云南羊甫头墓地”规模宏大，为研究滇文化及中原文化对边

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是迄今为止中

原发现的唯一经过科学发掘，又有准确纪年的反映中亚文化的考古资

料，对研究北朝、隋代中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和晋阳城历史具有极

重要的价值。“安徽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发掘获得的大量唐宋以来

各窑口的精美瓷器保存完好，颇多精品。“河北元中都”为研究元代

都城形制又提供了新的实例。“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是我国发现的

古代酿酒和酒店的唯一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