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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不久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大幅降低央企高管薪酬。一时间，社会舆论纷纷，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叫屈连连……

赞成的，是为平等点赞。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83位上市央企董事长平均年薪高达 84.63 万元，而同期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仅5.1万元。巨大的收入差距衍生出了“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的嘲讽。批评的，是为平均吐槽。他们认为，保持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形成职业正向激励，有利于促进社会良序发展，“若一味讲平等，岂不是回到了过去的大锅饭时代？”

平等，是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理想状态，从衣食住行的经济平等，到选举、教育等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平等，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平等。然而，目标是远大的，现实却是曲折的。我们从毫无平等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来，经历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探索，如今，我们高举共同富裕的大旗，并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之一。

平等是什么？平等是不是平均、是不是公平？机会平等和实质平等有何异同？我们追求的平等是怎样一种理想状态？请看对话——

社会的不平等起源于阶级的不平等

记者：我们为什么要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之一？这代表了怎样的价值取向？

程恩富：从理论上说，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还是基本平等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劳动的产生和氏族内部的分化，慢慢出现了私有制和家庭，进而产生了阶级和国家，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平等现象。由此可见，社会的不平等起源于阶级的不平等，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现象。

平等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把平等纯粹视为心理现象，否认其客观属性和客观标准，是唯心主义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平等视为一般的永恒范畴，否认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有特定内涵，是历史唯心论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平等视为无须前提的绝对概念，否认平等与否的辩证关系和转化条件，是形而上学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

马俊峰：平等作为现代价值观念，其基础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交换双方要实现交换、达成契约，都必须以平等为基础。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实践真正把平等的观念变成了人们生活的规范和标准，把平等的价值观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平等的内涵和外延始终在不断变化。什么是平等？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和条件来讨论。比如我们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平等，但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领域，我们又提倡均等化，要求平均。所以说，从现代意义来说，平等反对的是特权，是在法律规定以外的、超越社会大众权利的特权。

朱安东：我们把平等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出对不平等现象的反思。把平等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意味着两层含义：第一，我们意识到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且这种不平等还有扩大趋势，所以要高举起平等大旗，所有的政策方针都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第二，平等是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特征，但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不顾历史条件，把平等的目标套在今天的现实上。实现平等，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分析现状，然后脚踏实地，一步步去奋力实现。

平等非平均

平均主义是一种伪平等

记者：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实行过平均主义，但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请问，平等和平均应该如何辨析？西方强调的平等和我们追求的平等又有什么区别？

朱安东：平等与平均是不同的概念。平等强调的是过程，而平均更强调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结果的平均，往往过程就做不到平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全面公有制到现在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平等的价值观。一方面，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增多了，差距拉大了；另一方面，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也变高了。

程恩富：平均与平等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应混淆。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搞平均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而是说社会主义可以搞按劳分配，共产主义可以搞按需分配。

马俊峰： 实际上，平均主义是一种伪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世界上本来就存在很多的不平等，非要把不平等拉平了，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们过去并没有真正理解平等的内涵，简单认为均贫富就是平等，但没有注意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使当下平均了贫富，也马上会产生新的贫富不均。

朱安东：西方所强调的平等实际上是机会平等，号称给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人们的初始禀赋不同，即便机会完全平等，最后的结果也往往是不平等的。许多人宣称：“做到机会平等就已经足够了。”但实际情况表明，如果经济基础不同，机会平等也不可能实现。比如西方的选举制度，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能成为候选人。但实际上，候选人要么本身就有非常雄厚的资本，要么就是被大资本推选出来的。西方强调的机会平等根本不可能实现。

马俊峰：形式平等讲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由法律规定人们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由于人们能力的不同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因此造成或加剧了很多社会问题。

程恩富：西方所说的平等，主要是指机会平等。但是平等的基础是财产权的平等。离开了财产权的平等，其他一切平等都是空的，是缺乏经济基础的。我们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条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是保障平等的制度安排。

平等靠改革

走共同富裕道路达到广泛的相对平等

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平等对于我们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平等？

马俊峰：平等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平等还远远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人们还是习惯以歪曲的平等形式作为评价标准，而不是以平等的本源作为评价标准。我们对特权缺乏批判、谴责，表明我们并不是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本身，只是反对不平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

当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公民自身对不平等就会产生抵制和批判，这是从人格尊严的层面理解的平等。如同康德所说，每个人，不多不少都是一个人。要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既不要仰视，也不要鄙视，应该是平视，利益诉求有冲突、有争执没关系，但要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流。

朱安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社会权利，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比如选举权、受教育权、健康权，等等。但在经济权利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特别担心一种倾向，就是有人试图摧毁中国的国有经济，认为只有将国有经济的比重降到10%以下，才是市场经济。这种理论非常可怕。如果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势必要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主导、支配作用。其后果不仅会造成经济灾难，更会导致政治灾难、社会灾难，甚至人口灾难。经济基础的转型也将对上层建筑造成巨大影响。几十年来，我们不断努力取得的平等成就，将因此全部被打破，我们对于平等的美好希望也将不复存在。这对中国而言，是不能承受的。

程恩富：平等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改革中，尤其要重视经济社会的平等问题。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这要求改革不仅要实现经济总量的提升，更要关注和解决改革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达到越来越广泛的相对平等，也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之一。面对当前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我们应当以财产和收入的平等促进社会平等，达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相对平等。同时，我们也要正视不平等现象，看到其中既有发展水平不高带来的，也有改革不深入和措施失误带来的，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最大限度降低不平等的成分。

（转自《人民日报》）

水波荡漾、草长莺飞、鹤舞鸟鸣，通过有效的保护与恢复，我省湿地呈现生机盎然的景象。

湿地保护体系粗具规模。全省已建立湿地保护区21个，其中国家级湿地保护区10个，省级湿地保护区8个，保护小区3个。已建立湿地公园20个，其中有18个已晋升为国家湿地公园。2013年，新建国家湿地公园7个，省级湿地保护区3个，湿地有效保护面积提高了4.3个百分点。大安嫩江湾和梅河口磨盘湖两个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已成功获得国家验收，正式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建立，使全省39.3%的天然湿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实践证明，建立保护区和湿地公园是湿地保护的最有效措施。全省在重要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累计投入资金3.5亿元，使湿地保护管理的设施和功能不断完善提高。

建立重要湿地补水长效机制。目前，西部地区重要湿地生态补水长效机制已基本建立。对向海、莫莫格、波罗湖、哈泥等重要湿地实施了生态补水，使退化湿地得到恢复。针对近年来我省西部大部分年份干旱少雨、湿地周期性缺水严重的状况，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在省发改委、财政、水利等部门大力支持下，组织实施了“河湖连通”、“引霍入向”、“引嫩入莫”、“引洮入向”等重点湿地补水工程，为湿地长效补水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主要是抓住补水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洪水资源，为湿地实施有效补水，已累计为向海湿地、莫莫格湿地和大安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补水6亿多立方米。尤其在特殊干旱年份，省政府协调国家水利部，两次从200公里以外的察尔森水库，为向海补水1.1亿立方米，使向海2万多公顷湿地得到有效恢复。莫莫格湿地通过引水，使6万公顷的苔草、小叶樟和芦苇得到恢复。2013年，通过引水工程和湿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加上年降雨量大、河流上游来水多，湿地自然补水比较充分，整个西部地区湿地水覆盖面积增加了15.8万公顷，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湿地功能得到有效恢复，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有序推进。我省西部湿地周期性缺水，湿地保护与周边社区群众生产生活之间存在矛盾，是湿地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为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编制了《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实施方案》，重点开展了湿地保护补助试点工作。几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争取国家湿地保护资金的支持，已累计获得国家湿地保护补助资金2700万元，主要用于增加管护力量，完善设施设备，提高保护能力。还在保护区开展了租赁国有或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试点，统一了湿地的保护与管理，形成了区域共管机制。为下一步按照国家林业局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积极探索湿地保护“共管共建”新模式。针对保护区与周边单位以及社区群众之间存在矛盾，湿地保护管理工作难度大这一状况，我们积极尝试开展湿地保护“共管共建”活动，先后成立了15个联合保护委员会，突出了地方政府的地位和责任，实现了任务和目标的统一，对强化区内湿地保护管理工作，合理开发利用湿地资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自2006年以来，莫莫格保护区和吉林油田共同开展了共建活动，保护区主动为油田实现清洁安全生产创造条件，油田投资3160万元，恢复湿地植被162公顷，走出了一条“共管共建、和谐发展”的新路子。

通过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吉林省湿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依赖湿地生存的613种湿地植物和297种湿地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符合鸟类觅食条件的栖息地面积明显增加，有效保护了亚洲东部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保护濒危鸟类中的重要地位。莫莫格保护区鸟类种类比建区时增加100种，增长近50%，白鹤停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以前的500多只增加到现在的3800多只，约占世界种群数量的95%以上，停歇时间和种群数量都堪称世界之最，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白鹤迁徙停歇地。向海湿地补水后引来了大批的候鸟，仅小天鹅数量就达600多只，使生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多年不见踪迹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中华秋沙鸭，又重现于白河、大蒲柴河、和漫江等地，数量多达500多只。梅河口磨盘湖的白鹭、苍鹭数量达万只，已经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胡玉燕）10月27日，临江市兴隆街道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对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作了总结，并对巩固教育实践活动和对今后工作作了安排部署。通过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街道广大党员的思想认识与宗旨意识明显强化、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效果明显、制度建设的长效机制得到初步确立，下一步，该街道将继续密切联系群众，努力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搞活动有时间表，改作风没有完成时。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进入后半程，怎样才能避免短期效应、防止“四风”反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这为持之以恒改作风指明了方向。

作风方面的积弊顽疾，归根结底要靠制度来祛除。无论是中央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章制度，还是各部门各地区针对实际问题发出的各项禁令，都是在努力塑造制度权威、打造制度之笼。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制度面前说一不二、纪律所向利剑高悬，释放出从严治党的正能量。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我们常说，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就以眼下而论，“四风”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老问题改头换面还在出现，新问题又接二连三暴露出来。

这一切都警醒我们，改作风还得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在改进作风上真抓实干，创造了不少经验。好经验不仅要发扬，成熟的还要上升为制度。只有进一步用制度把改作风的成效固定下来，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四风”问题卷土重来。

科学的制度，必然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于法周延，要求制度设计体现法治思维，在各方面考虑周全，减少制度盲点，堵上制度空子；于事简便，要求制度修订体现改革精神，反对为制度而制度，实施起来有靶点，操作起来不繁琐，做到便于遵循、便于执行、便于落实、便于检查。如果制度建设不科学，程序模糊、要求笼统、责任不明，就只会贴在墙上、喊在嘴里，无法落实到改进作风的实践中去。

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还必须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保证各项制度间的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否则，各项制度各说各话，甚至相互打架，基层就会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老章程新规定不协同、不配套，执行起来就会彼此掣肘、互为梗阻。制度系统化，管得住现在、跟得上发展、经得起检验，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四风”排出党的肌体外。

制度的效用，最终体现在不折不扣的执行。整治“四风”，制度面前不能当“好人”，规矩面前不能搞“变通”。要让制度约束落实在权力运行的每个环节，必须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严格责任追究，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让纪律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改作风，怕的是虎头蛇尾，难的是善始善终，要的是久久为功。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强化监督为重点，将从严治党、改进作风的要求落到实处，我们就一定能根除顽瘴痼疾，把我们党建设成作风严谨、组织严密、制度严格、纪律严明的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