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杨靖宇将军诞辰100周年，8月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了京剧现代戏《少年杨靖宇》，使人们在激动中感受到了杨靖宇将军的光辉形象。 $$《少年杨靖宇》是河南省进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展演的惟一一台剧目。该剧由中国京剧院剧作家邹忆青创编，特邀中国京剧院著名大武生李光执导。 $$虽然以杨靖宇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非常多，但是将少年时期杨靖宇的故事搬上舞台还是首次。该剧从表现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鬼子在东北老林里浴血奋战的序幕之后，便转入杨靖宇的少年时代，以他保护弱小同学、救助贫穷同学、感化霸道同学为主线，在注意童趣的情节编织中，逐步展开戏剧冲突，展示出了少年杨靖宇正义、善良、勇敢、机智的优秀品格。全剧表演文武结合，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和少年儿童的活泼朝气是这出戏的突出特色。 $$河南省京剧院院长张振忠说，很多人都以为杨靖宇是东北人，其实，杨靖宇是河南人。杨靖宇有着坎坷和不幸的童年，他幼小的心灵里，早早播下了正义、坚毅、勇敢的种子。他嫉恶如仇，敬仰英雄豪杰，深切同情劳动人民。从智斗反动学监、勇救老校工，到抵制日货，掀起爱国热潮，已经显露出少年杨靖宇卓越的胆识和才能。 $$戏里杨靖宇的那些小伙伴，都是由十八九岁从艺校刚毕业的学生扮演的。该剧导演李光告诉记者，这出戏更加注重武戏和舞蹈，把过去演的《哪吒》和《草原兄妹》这两出戏的武打精华技巧都糅在了这出戏中。为突出这出戏的趣味性，还增加了一些节奏非常快的辫子舞等舞蹈语汇。唱腔也原汁原味。 $$据悉，该剧将参加今年9月举办的河南省戏剧节，随后将配合未成年人教育，在河南省大中小学进行巡演。$$《儿女英雄传》展示大众英雄$$中央电视台将于8月15日在新闻频道推出30集大型系列纪录片《儿女英雄传》,讲述众多抗战英雄的故事,突出展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中国人不畏强敌、英勇牺牲的民族精神。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说,推出这部纪录片一方面是缅怀革命先烈,一方面提醒人们不忘历史,同时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警惕。 $$该片收录了杨靖宇、赵一曼等著名英雄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时还将镜头对准了曾在抗战中成长为英雄的普通人。该片的总编导陈真说,他们力求通过个人的历史、命运、遭遇来构建历史,发掘被一些“大历史”忽略的细节。他认为所谓的英雄,可能在和平时期也是个普通人,他说在抗战时期,任何不投降、不屈服的中国人都是英雄。 $$除了在历史文献中寻找线索以外,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还发起了寻找抗日英雄活动,不到3个月,就收到了上万封来信和很多电话,许多抗战的亲历者更是主动来到电视台,介绍他们战友的感人故事。这部纪录片策划、拍摄和制作历时两年,摄制组采访了700余位抗战的亲历者、知情者及历史学家,直接出镜讲述的达200多位,许多人物故事均为首次发掘,最终进入电视片的英雄们不到收信素材的百分之一。 $$该片记录了一系列感人的情景,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曾经忍受敌人严刑拷打的赵一曼原来是四川的一位大家闺秀,她的儿子1950年看了电影《赵一曼》后仍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李绅泰。1939年,南京大屠杀后发生了南京总领事馆的“毒酒案”,两名日本官员当场毙命,《儿女英雄传》采访了“毒酒案”的施毒者——詹氏兄弟中的弟弟。经过近60年的寻访,项俊文的家人才发现原来早年离家抗日的哥哥就是牺牲在河北的著名摄影记者雷烨……无数中华抗日好儿女写就了这部《儿女英雄传》。$$《太阳花》塑造英雄母亲方大姑$$江苏省淮剧团8月8日、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了淮剧《太阳花》。这是该剧自1995年搬上舞台10年来首次晋京演出。 $$《太阳花》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苏北农村的故事。主人公方大姑年轻守寡,把满腔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方剑豪和方剑雄身上。老大方剑豪赌博败家,方大姑自责教子不严,方剑豪悔恨交加,斩去一指,立誓重新做人,毅然参加抗日队伍,英勇战斗。方大姑寄希望最大的二儿子方剑雄,先在省城读书,后由日本义父送到日本“深造”,沦为汉奸,为侵略者出谋划策,屠杀了包括哥哥方剑豪在内的抗日志士,还欲带领敌人血洗麒麟村。面对民族恨、母子情,面对全村父老乡亲的安危和方家断子绝孙的矛盾,方大姑在现实与希望、情感与理智的激烈冲突中,终于大义灭亲,毅然亲手毒杀了汉奸儿子,拯救了麒麟村的全体农民。 $$这是一部典型的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编现代戏,已经演出580余场,反响热烈。为了这次晋京演出,该剧在编剧、舞美、演员等方面均做了很大改动,从而使该剧无论在剧情、舞台效果、声腔等方面更具魅力。江苏省盐城市文化局局长陈晓莲告诉记者:“以前的本子人物非常分散,这次进京前我们做了全新的处理,全剧只突出方大姑一人,其他角色都是为方大姑作陪衬的。同时强调了‘戏曲化’,运用传统的淮剧手法来演故事。特别是唱腔方面,一听就是地道的淮剧。”

人们都习惯称当年的抗日战争为“八年抗战”，我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适感。从时间的断面上来看，抗日战争是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起点的。而此前东北义勇军乃至东北抗日联军从1931年9月18日起还有过6年的浴血奋战，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所以，我写《白山黑水》这部电影剧本和《抗日战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特地在片头加上“本片献给浴血抗战14年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不单单是以示强调，我觉得应当是对千千万万东北抗日志士的一种肯定、一种慰藉。 $$记得还是上大学的1958年，我和历史系的师生一起编写柳河县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大量的反映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的史料，也亲自访问过许许多多当时健在的英雄们。年轻人的血液第一次被炽烈的火焰点燃，从此燃烧了半生！也许只有我知道那热血燃烧的滋味，它奔突、冲撞在我的血管里，逼使我一次次下决心，想把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再现出来。 $$我忽略了自己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绵薄之力，以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这本来是不可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愚者，我是不知其可为而为之，只证明我的可怜。我写就的反映抗联生活的《白山曲》命运坎坷，在“文革”中还成了为我罗织罪名的“证据”。后来云开雾散，我的热血在冷却了若干年后又一次被点燃，又一次沸腾。 $$《白山曲》1000余页的底稿是找不回来了，它被一个造反派学生看完之后，翻过来糊了洞房的泥土墙壁。当然，那些活在我心底的英雄人物是不死的。这以后，我陆陆续续写过小说《落霞》、《埋在清波下的遗憾》，写过电视剧《假如有明天》、《国魂》。 $$但我仍感意犹未尽。我一直想把抗联的气势磅礴、气壮山河的业绩搬上银幕，但这也不取决于作家的意愿。拍帝王将相、宫廷演义、野史、外传之类可能动辄花上几千万，但是拍抗联的英雄们则有阮囊羞涩之虞，不能不令人慨叹。 $$记得陆定一曾对抗联的艰苦卓绝的苦斗史用过这样的修饰语，称他们为“极其悲壮、极其惨烈”的。是的，从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时日算起，14年间，东北抗日健儿曾有几十万之多，最后到1945年他们以东北民主联军的身份出现接收东北大中城市时只剩了几百人，可他们确实是铁骨铮铮的一群人。有多少烈士长眠在白山之麓、黑水之滨，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平。 $$常人与英雄有多大的距离？有时我觉得英雄离常人很远，甚至是霄壤之别；有时我又觉得英雄与常人是极其贴近的。如果没有突发的民族灾难临头，很多英雄可能只不过是平凡生活中平凡的人。我所写的人物，包括令日寇胆寒的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这些人，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人。他们的喜与怒、爱与恨与常人无异。他们的魅力在于在国家危难、民族尊严受到挑战时，他们那种高尚的气节。我访问过许许多多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他们谈起当年艰苦的战斗生活，如聊家常一样，并不感到自己有多么伟大、多么值得人尊敬。有的抗日英雄从言谈到举止，看上去就像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与“叱咤风云”丝毫联系不起来。于是我想写几个起初的、极其平凡的“英雄”，而不是拔高了的、让人无法感知的理念化了的英雄。大老乔这个人物本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出身铁匠，他忍受不了日寇的欺凌，要投抗联，又顾忌瘫痪在家的老母，无法远离。当老母亲为了成全他对国家的“大忠大孝”而自杀时，大老乔得以参军。可你万万想不到，他入伍只提了一个条件：“我是大肚子汉，什么苦我都能吃，就怕挨饿，别叫我饿着就行。”后来，在抗联进入最艰苦的年月，连续吃草根树皮时，大老乔的肚子受不了啦，他想埋枪下山，混饱了肚子再上山。没有人相信他的真实性，今天的好多人不相信，当年他的战友也不相信，以为他这是意志动摇的一种托辞而已。但他怕饿却是真的。他被敌人捉住，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饱餐一顿，然后大骂敌人，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我们该怎样评价大老乔呢？有的评论者认为他“不真实”。在这些人看来，人只能分为两类，要么革命，近乎完人；要么反革命，十恶不赦，没有中间地带。我想，无论过去、今天或是将来，这么简单地区分和界定人群，显然是形而上学的。 $$我写大老乔的时候流了泪，导演也喜爱这个人物，演员更是发乎于情，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被赤膊吊在十几米高的大木架上几个钟头，如果没有一种被剧中人感染的力量，是不可解释的。大老乔就是这样一个怕挨饿、却不怕死的人，你说他到底真实不真实呢？这样一个英雄，按传统的规定，是个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人，因此也就不能算英雄，是需要“拔高”，拔到大老乔下山是为了给大家找粮食，于是这个有个性的人也就类型化，一般化了。 $$还有一个梅花鹿，是单枪匹马的女侠，专杀日本鬼子，令敌人闻风丧胆，每次杀人，都要署上“女共产党梅花鹿”。她所以这样“报字号”是因为她知道日本讨伐队最怕共产党。当她得知自己误伤了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后，十分愧疚。在她帮助抗日联军劫法场牺牲前，她希望自己死后，能在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字样。梅花鹿也不是个“完人”，可她同样有血有肉，是可敬可爱的。这个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在《抗日战争》这部长篇里也有她的影子。 $$我们常常说“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塑造”我们的英雄。为什么常常“塑造”出来的英雄反不及生活中的平凡的人真实、感人呢？我想，是人为拔高的结果，拔到脱离了红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于是也就成了一个符号，一个空壳了。 $$我在写杨靖宇的时候，我的最朴素的愿望是把他写成一个平常人，平常人所能接受、认同的人，这也符合英雄的实际。我写他与死难战友的小女儿金月亮的关系，怀念妻儿的情绪，以及他临死前对生的向往与留恋，都不是虚笔。 $$其实我原来还写了杨靖宇生命最后时日的多疑，自然也可以说是警觉。他身边的人，包括跟他出生入死多年的第一师师长、参谋程斌，甚至他带大的孤儿张秀凤，都先后投敌，可见斗争之艰苦、惨烈。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能地怀疑周围的人，不肯轻易相信人，这才有几乎误解林茵的戏，这都是真实的。 $$张夷非是年轻一代导演，他对这一段历史完全陌生，因此，一般说来不容易激起他的创作激情。可是《白山黑水》让他动了心，让他流了泪，才有历时一年的与全体创作人员的苦斗史。 $$《白山黑水》、《抗日战争》总算相继公映、出版了，我不想多谈艺术感受，我只想说，我可以面对几十万英灵，心灵稍安了。 $$我相信，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民族一定还有面对外侮、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让后人知道在他们的前面，有过东北抗日联军带血的足迹，使后人不忘民族的尊严，这也就够了。 $$我常常想，如此惨烈而悲壮的民族英雄们却不为今天的青少年们所知道，他们的知名度远不及歌星们的名头响亮，这是民族的悲剧。当今，日本某些右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慰安妇等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真不希望我们的民族仍是鲁迅笔下的健忘的一群。 $$《白山黑水》和《抗日战争》不是教科书，是艺术。艺术应当是有艺术良心的人所创造，必然也应该折射出艺术良心的光芒，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