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以后，给我留下几样极其珍贵的遗物：二十几部线装典籍，一台电唱机和几十张老唱片。那些线装典籍，一直摆放在书柜的最顶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藏品，而那些老唱片，我却常常在寂寞慵懒的时光里反复倾听着。

唱机通行的名称叫留声机，上世纪３０年代流行的那种带有一个百合花形高大扬声器的留声机，至今在电影或是电视剧中还时常看到。父亲留下的电唱机要比那种老式的留声机高出一筹，不需上发条，插上电源即可启动，而且可以变速，唱针也属“宝石”的，持久耐用，只是唱机自身没有扩声的功能，需将插头插进收音机里才会发声。掀开方方正正的机匣盖，打开唱针上包裹的红绸子（这是父亲的习惯做法），选定一张硬塑料制成的黑胶唱片，再将唱针轻轻放到唱片之上，在一阵沙沙的响声过后，便会有熟悉而又清晰的旋律悠扬地流淌出来。这些承载着历史印烙的戏曲或是音乐，让人有着太多的留恋和回忆，随着每分钟78转黑胶唱片的悠悠转动，总会把我重新带回到一个安详、静美、缓缓流动的年代。

父亲是个京戏迷，家里没有电唱机之前，他常常在收音机里寻找戏曲波段，有时为了能听完一出戏，常常在收音机旁守候到下半夜。上世纪的６０年代初，他出差去上海，母亲将省吃俭用节余下的120元钱交到他的手上，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买一架上海产的缝纫机，为孩子们缝制衣服用。可是一向在母亲面前温文尔雅的父亲却擅作主张，竟然从上海买回了台电唱机，外加几十张黑胶唱片。眼见着木已成舟，生米做成了熟饭，母亲也只好认了，晚上我们做完功课后，也拉着我们一起，跟着父亲一起听唱机播放的节目。母亲是正宗的“旗人”，少时曾在满族女子中学读过书。她不止喜欢听京戏，更喜欢黄梅戏、越剧、豫剧等，而我和妹妹们则偏爱歌曲和音乐。那时候一张黑胶唱片只一元多钱，于是父亲便利用出差较多的机会，兼收并蓄，满足全家人的要求。久而久之，家里专门盛放唱片的两只小匣子渐渐丰满起来，既有当年名闻遐迩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唱的传统京戏，又有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豫剧《花木兰》，越剧《红楼梦》选段，还有广东音乐、潮州音乐，二胡、古筝曲以及许多电影插曲、流行歌曲，等等，足有百十来张。

父亲当时是营口港负责船舶维修和检验的总工程师，每年都要多次去上海处理相关业务，而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唱片的城市，父亲在那里不单买了些五六十年代生产的唱片，还在旧物商店买到些上世纪30年代初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家唱片企业灌制的老唱片。其中有金少山的《铡美案》、马连良的《苏武牧羊》、郝寿臣的《打龙袍》，还有蝴蝶唱的电影插曲《最后一声》，周璇唱的《四季歌》等。六十年代中期至“文革”前夕，市面上出现许多彩色塑料灌制的每分钟33转的密纹软唱片，那时我已经读高中，时而选择一些音乐、歌曲内容的买下，记得有吕文科演唱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孟贵彬演唱的《草原之夜》、徐桂珠演唱的《摇篮曲》等，还有郭兰英唱的陕北民歌，郭颂唱的东北民歌。在那个没有电视、大腕和游戏的年代，这些唱片为全家人带来无尽的欢乐，也让我在青少年时期得以亲近雅正文化的芳泽，从而在心灵深处萌生出对崇高、对美好的追求。

我笃信，在精力旺盛，心智纯良的青少年时代，一个人是否有优秀文化的熏陶至关重要，它对于塑造人的灵魂，是不可或缺的源头之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气质、志趣的形成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

从1966年“文革”爆发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我们这批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高、初中学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与肉体的磨难，理想失落，前途渺茫，连基本生存都处于艰难之中。这期间，父母也被发配到辽南的一个山沟里走“五七”道路。1972年我返城后到乡下探望二位老人家，在那个荒僻的小山沟三间简易的平房里，竟有熟悉的京戏声腔板式飘出。隔窗望去，原来父母正坐在炕桌旁聆听着老唱片。见到我，两人立刻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唱机依然悠悠转动着。父亲拉我坐到身旁的椅子上说：“这是梅兰芳、马连良当年合唱的《四郎探母》中‘回令哀告’一段，真是满弓满调，酣畅淋漓啊！”当时的场景，至今想起来依旧让我心海翻腾。我惊诧于在那样苦难的岁月，父母宁肯舍弃其他家具，却将那台电唱机和老唱片包装完好带到乡下，是文化的滋养让他们抵御了当时生命的落寞和虚无。作为一个立志以技术报国的知识分子，面对“文革”给国家带来的满目疮痍，父亲委实是心有戚戚而不甘！

岁月如东流逝水，几十年韶光轻抛。三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步履，改变了每一个国人的命运，生活水准、生活质量日益提高。如今，CD、DVD风靡于世，相对于那些老唱片，不仅音质好，层次感强，而且少有杂音。也许过不了几年，又会有什么新的发明，但是对于老唱片曾经给过我的抚慰，却历久而弥深。倾听老唱片，似在倾听一个逝去的时代，搜罗的是时光隧道里的美好瞬间。遗落与收获，挫伤与欣喜，迷失与顿悟，回顾与展望，永远引领着我朝着质朴真情的精神田园回归。每听一次，都会“俗念都捐，尘心顿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