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来看待财政改革，其重要性大大提升。

财政是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可以预见，未来财税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改革红利将加速释放。

税收不再是预算任务

细读《决定》可以看到，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未来将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等。

关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决定》提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税收将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转为预期目标。

在现行收支平衡的预算审批制度下，地方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税收任务，否则就会扩大赤字。而我国现行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不列赤字。

然而，“税收指标包袱”易带来预算执行“顺周期”问题：经济较热时，完成税收任务比较容易，财税部门倾向于少收点，藏富于民，民间钱越多，经济就越热；经济偏冷时，财税部门为完成税收任务倾向于多收点，就会收“过头税”，民间钱少了，经济就更冷。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表示，这一原则确定，有利于税务机关按照法律法规征税，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多收或少收。“相对于财政收入，老百姓更关心的是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未来财政预算应该更加强调预算支出，预算支出应更强调民生。”他说。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决定》提出财税改革措施中受到极大关注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仍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的现象。事权划分不清，既不利于尽责，也不利于问责。《决定》中提出，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说，从总的原则看，中央有能力统一提供的公共产品应划为中央事权。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则提醒，要按照“外部性、信息处理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大原则来配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激励相容。并且政府间事权的划分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约束和强化，建设法治财政。

规范税收优惠

《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白景明说，科学的财税体制应该维护市场的统一。不同区域出台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的区域税收优惠多，就更容易吸引企业落户，但这实际上就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此外，这种现象还影响到区域税收的正常增长，导致区域内收支不平衡加剧。

楼继伟也表示，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同时，严格禁止各种越权批准税收减免。

《决定》还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

白景明认为，这些挂钩现象涉及农业、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一些重点领域在迫切需要资金时，财政给予支持保障是必要的，但随着相关领域发展水平的提高，则不必再大力倾斜。这种支出挂钩机制实际上是肢解了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造成了财政资金投入的重复低效。

对于《决定》中提出的“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刘剑文认为，应综合考虑年度、中期和长期财政规划，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及其执行的有效性。

“这样也有助于解决一些部门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年度花不完的钱，下一年可以去花。”他说。

素有“文胆”之美名，被蒋介石誉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自从1927年春在南昌被蒋介石“慧眼”相中，成为高级幕僚起，直到1948年自杀身亡，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心腹。陈布雷文笔优美、老辣，长期管蒋介石侍从室。

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位备受信任和重用的心腹人物，他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儿子陈远为追求进步与光明，竟然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重庆谈判失败后，在美国的怂恿和飞机大炮的军援支持下，蒋介石铁心要把国共大战打到底。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先后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回延安，宣布和平谈判完全破裂。

陈布雷闻悉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不日即将离开南京，好几日神情忧郁，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长吁短叹。一天傍晚，陈布雷叫上侍从副官居亦侨，坐着小汽车，先在紫金山下绕了一圈，七拐八弯，最后辗转到了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所在地梅园新村17号。进门后，陈布雷对居亦侨说：“你在楼下会客室坐着。”然后径直往楼上周恩来办公室走去。

陈布雷在楼上坐了两个多小时，快半夜了，才和周恩来一起下楼，两人走到楼前花园左角，又继续攀谈起来。

两人又谈了约莫半个小时，陈布雷才向周恩来告辞。周恩来送他们上车，临别时，陈布雷和周恩来两人紧紧握手。

汽车往回疾驰。在车内，居亦侨目不转睛地用诧异和惊奇的目光打量着陈布雷，心想他找周恩来所为何事呢？陈布雷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忙说道：“此行我为私，而非为公。”

若干年后，居亦侨才得知陈布雷那晚所谓“为私”原来是为儿子、女儿、女婿的私事，希望周恩来多加照顾，前来周恩来这里“托孤”的。

将近一年后，陈布雷眼看着亲手参与建立的蒋家王朝摇摇欲坠，自己空有一腔报效“浩荡皇恩”的夫子情怀，却无回天之力，顿感失望之极。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介文人，陈布雷选择了传统文人参政的惯用方式——诤谏。

他从心里讨厌内战，认为饱受八年抗战之苦难的同胞应该休养生息，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罢兵休战议和，不料却被蒋介石斥之为“书生误国”；他不满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贪腐，曾向蒋介石建议让其拿出藏匿的美金，用于国家建设和改善民生，从而招致了蒋介石的嫉恨。

就在赴死前几天，陈布雷还向蒋介石上谏，因此而引起了蒋介石的恼怒，蒋介石竟打了他一个耳光，并厉言训斥他“教子无方”，自己的女儿、儿子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这让一贯好面子的陈布雷，顿感颜面尽失，羞愧难当。

于是，诤谏不成，便“尸谏”。陈布雷最后在绝望之余选择了传统文人愚蠢之极的行为——“尸谏”。他幻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唤起蒋介石对内战的反省，以尽快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