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可以狭义和广义观之。狭义，是指书法家通过构思创作出新颖之作；广义，是通过数年、数十年探索，形成自己的风格。

风格本身是体现书家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的，因此书法家写出的作品也就成了艺术品，其个性气质、情趣追求等都成潜意识流露于作品。书法创作如果同于人，即非自我；如果异于己，亦非自我。有些书家发表作品往往以怪异不同于往日面目为新颖，或许这种新颖可以对自己风格的转变有所启示，但当你去追求这种风格转变时，必须要重复体验，一经重复，就不新颖了。当你不去追求风格转变，这种新颖对本人来说也几乎无意义了。风格，必须有稳定性，这意味着许多因素——如笔法、结体、款式、用墨等在重复。书法本是书写的艺术，签名、笔迹之所以有法律效力，并能对其人之性格气质、品行学养等进行测验，也就是因为有其稳定性。狭义的有意义的创作，通过构思产生一件新颖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广义的创作即是形成自己的风格，从事书法的人有毕生追求而不可得的。形成了风格，又需不断提高其品位，使其完善。形成风格后，大多数作品是随意写成的。古代书法名作，我想几乎都是这类作品，而非刻意经营、呕心沥血者。当你未形成风格和风格品位不高时，即使精心构思创作了与众不同或与自己以往面目不同的作品，也未必就够得上艺术精品。搞艺术的人如果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小创作难，大创作更难。

书法家下笔每作千岁之想，未必就能写出佳作来。精心构思、刻意经营，可以使其工致巧妙，而不一定神逸自然。五乖五合与作品的优劣也并无必然的联系。神来之笔说白了就是出于意外，非自控所能写出。产生一件成功之作有一定的偶然性。自己的精心得意之作，在他人眼里未必佳，而勾乙涂抹的草稿，却往往以为趣味横生。创作难，成功更难。

我认为学隶书以汉隶为最佳取法对象，这也是历代所公认的。因为汉字发展到两汉，正是使用隶书的阶段，隶书完全成熟是在西汉后期，直至东汉末一直是应用书体。东汉中后期立碑刻石之风最为盛行，传世汉隶碑刻风格繁多，庄重淳古，应是临池的最好范本。学隶书先可选择自己所喜爱、风格又与个性相接近的汉碑学，以后再学一些风格类似的其他碑刻，由此奠定自己的隶书基础。各种风格的汉碑不一定要遍临，但要遍观，抽绎出汉隶中具有共性的成分。还可以从汉代的竹木简牍、铜器铭刻、砖文瓦当、画像题记等汲取营养。各种风格的字可以互补，但要予以取舍改造。学隶书要懂篆书，识古文字，因隶书是从先秦文字逐渐演变而来的，这是厚其源。魏晋以后的隶书碑刻也并非不能学，诸如前秦《广武将军碑》、高句丽《好太王碑》、北齐北周《四山摩崖》等朴拙宏伟，气息高古，都是很出色的隶书碑刻。礼失而求诸野，魏晋以后汉字虽已从隶书渐渐演变为楷书，而这些碑刻仍保留了汉隶朴茂的特色，这是广其流。唐隶华腴整饰，描头画角，不必学。清人隶书各有特色，也都有习气。楷书的用笔和结体，慎勿杂入隶书，以使气息浇漓，因为隶书与楷书有一上下流关系，不宜逆转。清末姚孟起《字学臆参》中有段论述很精妙：“学汉魏晋唐诸碑帖，各各还他神情面目，不可有我在，有我便俗，迨纯熟后会得众长，又不可无我在，无我便杂。”可以细细体会。

我的学书途径和主张是碑学派路子，即取法非名家书法，而排斥名家书法，因学二王以后历代名家的书法，则始终不能摆脱其影子。早年虽曾临习过颜、柳、赵字，以后就由隋而魏而汉溯流而上。行书是有动势的，要激越流动易，要恬淡宁静则难，我勉为其难。配合书风，将字距行距拉大以显清旷。

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云：“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帖学书法，用笔轻灵，使转萦带，便捷连贯，适宜写行草小字，条幅手卷，而题写匾榜楹联，则势单力弱，难以卓立。碑学书法，用笔迟重，斩钉截铁，风骨特立，适宜写隶楷大字和楹联匾榜，而挥写条幅手卷，往往尾大不掉，僵直无韵。对联之字较大，可以相对独立。对联是我喜欢而常用之形式，是扬长避短之一法。

以上是我的艺术创作思想、学书道路和体会，山野之人快炙背而美芹子，献诸富贵、市井之家，不见得能接受和喜欢，然贫乏草昧，仅此而已。

（华人德，江苏无锡人，苏州大学图书馆参考特藏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发表、出版书法论文、著作数十种。2008年、2009年两度主持书法史讲坛。）

■华人德

注：“快炙背而美芹子”典出《列子·杨朱篇》，说宋国有农夫以晒背为快事，以食芹菜为美事。喻人各有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