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桂珍老人1929年出生在通化县快大茂子镇桥头，她七岁那年夏天山洪暴发，母亲被洪水冲走，洪水给他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的命运。
白桂珍上有两个哥哥，父亲无力抚养她，把她卖到了居住在通化市内龙泉街的白姓家庭。白家女主人多病不能生育，家里买来的丫头说是女儿，其实就是一个使唤丫头。白桂珍在白家生活了十年，养母每天让她干家里那些干不完的活儿，还打发她上山打柴，那时的白桂珍因为年龄小，每次看到养母那可恶的脸，她就会想起自己爱她疼她的亲娘，她就会以泪洗面，她就会恨从心生。
现今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还都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可白桂珍在这个年龄却已经订婚了，待嫁中的她在期待命运的转变。1945年，日寇投降后通化来了共产党的军队，部队和四个军事学校的迁入，使得通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了的通化人喜上眉梢。可好日子只过上半年多，转过年解放战争的炮声又响了。白桂珍的未婚夫宋玉忠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跟着部队打仗去了。养母看到未来的女婿走了，这婚也没结，又不知什么年月宋玉忠才能回来完婚，她也就把烦恼发给了白桂珍，白桂珍更加受气了。
白桂珍在家受气，被他们家前院住的军校女兵们看在眼里，大家自然要为她鸣不平。就这样，白桂珍在女兵们的帮助下，于1947年9月当兵来到了四野后勤部卫生队，当上了一名护理员，她永远离开了那个厌恶的家。
回忆做护理工作的日子，白桂珍说：“后勤部卫生队的工作与部队的野战医院不太一样，我们那时主要的工作是收转伤员，重伤员都转到医院去治疗，所以长住卫生队的伤员不多。但是是凡是来卫生队的伤员，一般都是刚负伤的，伤口开放着，疼痛难忍。由此我们护理人员也就很辛苦，被护理的伤员基本都是不能自理的，吃饭、喝水需要喂，拉屎撒尿需要接、倒。脾气好的硬抗着疼痛，不出声，当护理员的看到他们疼得直冒汗就知道他们很痛苦，我们就赶紧想办法分散他们的精力，陪他们说话，活动他们可以动的肢体等，以此减轻他们的痛苦。可遇到脾气不好的伤员在疼痛发作时他会拿护理员撒气，有的甚至打骂护理员。卫生队教育我们要耐心护理伤员，如果发生伤员打闹问题由领导解决。在护理中我也见过骂人的伤员。”
白桂珍参军时没文化，她是在做护理工作中学会了扎针、换药等护士的业务，干了一段护理工作后，她被调到护士岗位，为伤病员清理伤口，扎针，送药。
白桂珍参军半年以后与她的未婚夫宋玉忠在部队相遇了，这让白桂珍感到很欣慰，宋玉忠自然也很高兴。让白桂珍没想到的是参军两年的宋玉忠已经当上了连长。夫妻能在战场相聚本是喜事，更何况他们还是没有成亲的未婚夫妻，就更是亲近了。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白桂珍和宋玉忠一同跟着第四野战军进关了。白桂珍说他们后勤部的兵比战斗部队优越，从东北进入山海关，然后奔天津这一路行军中他们搭车的时候不少，不像战斗部队全是步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部队兵临天津。天津在白桂珍老人的记忆里有着深刻的印象，她就是在天津与宋玉忠结婚的。战争中军人的婚礼是少见的，他们的结合得到了战友们的衷心祝福，一对儿新人无疑是幸福无以言表。
婚后的白桂珍和丈夫是离多聚少。北京和平解放以后，部队又一路南下进入湖南，宋玉忠在战斗部队，打完仗会到白桂珍他们卫生队来小住三天五日。1949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虽然部队依然战事不断，但是白桂珍与丈夫都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中。女儿出生不久的1949年12月初， 第四野战军前委开始着手进行攻打海南岛的准备工作。宋玉忠所在战斗部队接到参加解放海南岛的命令，他告别妻女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1950年3月，解放军第40、第43军先后派出 6600余人，分乘169只船，实行海上偷渡。渡船接近岛屿时被守岛敌军发现，我偷渡部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进无退，顽强战斗。除少数船只被击沉、少数人员伤亡外，偷渡亦获得成功。 让白桂珍心碎的是宋玉忠所乘的船被敌炮炸沉，他和同船的战友不幸牺牲，在滔滔的大海中战友们没有找到宋玉忠的遗体。
丈夫牺牲后，白桂珍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部队生活。白天她工作起来会跳出失去丈夫的阴影，可每到晚上，她一个人把孩子哄睡以后，她格外思念丈夫，孤灯下不知道她流出多少眼泪。当时她有一个亲密的战友刘杰，她十分关心白桂珍，每天当她看白桂珍哭的红肿的眼睛时，她都会来到白桂珍身边帮助她哄孩子，陪她唠唠家常，帮助她尽快地走出阴影。
白桂珍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缓过劲儿来，她的婆家因为宋玉忠的牺牲来向她要孩子，因为家里人想的是宋玉忠牺牲了，他留下的血脉应该归宋家。此时的白桂珍真是难到了顶点，婆婆家要的是血脉，而她更需要爱人留下的他们爱情的果子。她思前想后决定要带着女儿生活，因为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无法改变女儿失去了父亲，可她不能让女儿再失去母爱。为了思念的亲人，为了女儿的成长，白桂珍放弃了军营，谢绝了首长的挽留，她复原回到了通化。
白桂珍复原后被安排在通化葡萄酒厂工作，可她没有去上班，一心想把女儿带大。1952年，经人介绍，他与铁厂煤矿工人孙长林结婚。婚后她与孙长林生育了七个子女，虽然家里人口多生活不宽裕，但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还是很幸福的。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会想到厄运再一次降临到白桂珍的头上。1970年，丈夫孙长林因胃癌病故了。白桂珍第二次面对失去靠山的打击。42岁的白桂珍面对身边的8个孩子，她知道哭没有用，她得坚强地带着孩子们活下来。那一年她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
没有稳固经济收入的白桂珍靠一台手推车给居民送煤挣点钱养活全家，后来民政部门又给她落实了老兵待遇，他们一家在拮据中顽强地挺过来了。白桂珍的三女儿孙玉芬说：“家里在最困难的时期，冬天我们捡煤核，打柴火。我们姊妹几个从不管母亲要钱买学习用具，自己的本子和笔都是自己想办法。春天我们上山采菜卖钱买本用。我长到参加工作没穿过衬裤，衣服没有不带补丁的。那时候谁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白桂珍老人接着女儿的话说：“现在好了，吃穿都不愁了，孩子们日子过得也很好，我享福了。”是啊，老人家晚年是幸福的，她现在和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夏天他们住在有果树、有菜园的平房里，冬天他们又搬回暖气楼里。头几年老人的身体还老生病，这两年在孩子们的精心照护下，老人比过去健康了。虽然老人已经87岁高龄，但是她军人的风采依旧，临别时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敬礼的军姿。
采访结束时，白桂珍应约拿出了她和最要好的战友刘杰在长沙的一张合影照，她深情怀念地对我们说：“也不知道刘杰现在什么样了，在部队时她没少帮助我。好多年没联系了，真的很想她。”
诗人张琪在一首诗中这样赞美冰凌花：“惠风荡春意，桃花水流急，冰凌点点黄，沃雪蕴生机。”白桂珍老人的一生犹如冰凌花一样，她破冰而长，傲雪而放，她虽然坎坎坷坷大半辈子，但是她老来得福了，她享受到了自己为建立新中国付出的回报，享受到了丈夫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享受到了自己带大这帮儿女的孝敬，她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因为她现在每天都有好心情。2832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元旦上午，我们走进90岁老兵刘安德的家，老人家坐在轮椅上和我们打着招呼，虽然已是高龄，但是他笔挺的身板给人军人独有的身姿。据老人的女儿刘艳说她父亲很不爱说话，我们向老人家说明来意后，让他女儿感到吃惊的是老人家竟然打开了多年关闭的话匣子，有说有笑地和我们聊起了他军旅生涯中的往事。
刘安德是白山市临江人，1947年从临江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参军之初当过饲养员，每天铡草喂军马。后来他被调到辽东军区司令部当了一名摇机员。因为他摇机发电的速度、频率能够保障电报员发报及时准确，所以机要处的同志们都非常喜欢他。
刘老告诉我们，1948年春夏之季他随军从临江走到长春，那时第一兵团前线围城指挥所建立在长春东南四五十公里的李家屯 ，萧劲光是他们的司令员，萧华是他们的政委。解放军大部队到达长春外围以后，立刻由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将长春合围住。 
5月中旬，随着解放军对长春包围圈的缩小，长春守军为保持外围防地和确保机场，以国民党新七军一个半师、六十军一个师，向长春西北出击，进攻小合隆附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36师，试图赶走解放军，确保大房身机场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5月19日敌军占领小合隆。24日，解放军为实行空中封锁，组织了有两个纵队加四个师的兵力，奔袭小合隆和大房身机场，歼灭了驻守机场的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约六千余人，俘获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至此长春守军与沈阳空中运输中断。
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解放军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解放军十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
国民党军事当局为守住长春早就下了功夫，他们从1947年起，就大修工事，动用10多万人力，耗费巨资，环城修筑了很多钢筋水泥碉堡和暗堡群。仅中央银行周围修建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处之多，整个城区变成一座军事要塞。
围困长春时在指挥所工作的刘安德看到，从我军战略围困开始，各部队就按照围城指挥所指示在加强工事修建，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都有交通壕，各部队还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从地面上看，似乎是一马平川，不见一兵一卒；但在地面下，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国民党军不过百米，连敌人吃的什么饭都可以看清楚。各部队与前沿阵地都有电话联络，保持指挥畅通。
除了严峻的军事包围，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方面。解放军在通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物资和牛、马进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
1948年6月到9月间，长春市的粮价上涨了700倍。为了缓解城内缺粮的压力，国民党开始采取“杀民养兵”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为此，解放军围城部队专门设立了数十个难民收留所，向百姓们发放粮食。老百姓也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
刘安德说，那时我军官兵经常向敌人进行政治宣传，战友们做土喇叭到前沿阵地喊话、散发宣传品、打宣传弹、在护城河放宣传木船，采用好多办法将宣传品送到国民党军阵地上；还有人缝制慰问袋，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不断有人逃出城来投诚。
1948年10月，策反工作终于取得了进展。10月16日，60军军长曾泽生与解放军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 21日晨4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也被迫投降。在经过近5个月的严密封锁围困后，长春终于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
据资料记载，围困长春期间，敌我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解放军歼灭国军约3000人，13500多国军士兵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在外围战斗中仅有400余人伤亡。
围城期间，全市中小工厂设备大部被破坏。全市房屋30%被拆毁，输电设备33%被拉走，供水设备70%被破坏。国共双方在城外城里掩埋尸体12万左右。
长春解放以后，刘安德和四野的战友们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然后他与12兵团司令部一同去了湖南，参加了著名的衡宝战役。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阳战斗期间，当地老百姓积极支援解放军打击敌人，纷纷组织人员慰问子弟兵。至今刘安德还完好地保留着衡阳县江口乡一位名叫屈孝英的村民赠送给他的牙具袋，笔者看到牙具袋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正面绣着一朵花，后面写着“衡陽第陸區江口郷屈孝英敬赠”字样。刘安德至今看到这个牙具袋还很感慨，他说那时的老百姓对子弟兵是真支持啊，不计报酬，不想得失，只是一门心思舍命帮着解放军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群众给予子弟兵的是真挚的爱。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以后，从广州到北京架起一条电线，在衡阳建起一个帮电站。刘安德因懂些载波常识，被组织调到湘南军区工作，与四野的战友分别了。在湘南军区工作期间，他因帮助同志学习技术，钻研业务，自己熟练掌握载波增音技术立下军功。他在湘南军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走上了干部岗位。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同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1954年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成立。因为技术工作需要，刘安德被抽调到铁道兵兵部工作，从此他加入到铁道兵行列中。铁道兵建立以后，开始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鹰厦铁路线。
鹰厦铁路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兴建的一条重要铁路线。当时铁道兵官兵大都从朝鲜战场归国的，他们尚未洗去征尘便受命开赴厦门。鹰厦铁路起自江西鹰潭，穿越武夷山、戴云山两大山脉，沿富屯溪、沙溪、九龙江3条大河流，直达海防前哨厦门，全长697公里。修建鹰厦线关键是填海问题。厦门本身是一孤岛，与大陆隔着一条厦门海峡，铁路要真正通到厦门，必须填海。这在当时难度是相当大的。刘安德回忆在修建鹰厦铁路时说：“那时，我们在王震司令的指挥下，铁道兵和几千名船工、民工驾驶着上百条船只，一起迎着海风大浪，顶着敌机骚扰，驾着载石帆船，喊着号子，前行在潮水浪尖上，人们齐心合力地抛石填海。海岸上高炮部队架着掩护我们的大炮，炮兵战友时刻准备着迎战骚扰的敌机。现在想来那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对于空中骚扰的敌机来说得到的也只能是胆寒。”
刘安德说那时虽然他在兵部新管处机关工作，但是机关干部也经常参加修路劳动。至今老人家还记得他在铁路铺轨时扛枕木时的情景，他的肩膀被沥青浸过的枕木上的木刺扎伤后感染了，他硬是坚持轻伤不下火线。那时他经常是累得坐下就起不来了，晚上睡觉上床都很困难。
1956年12月9日，铺轨队通过海堤到达厦门，仅用了22个月时间就提前修通了这条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
1963年，刘安德结束了16年的军旅生活，他从铁道兵转业回到了家乡通化，被地方政府安排到通化市五金公司工作。老人家结婚比较晚，与妻子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今孩子都很自立，晚辈们也都很孝顺，老两口在安享着晚年的幸福生活。老人家告诉我们，他马上就要喜迁新居了，儿子在江南买了大房子，要接他们老两口过去一起生活。我们看得出两位老人很开心，他们虽然90岁的高龄了，但是，他们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我相信老人家乔迁新居一定会生活得更美好。2955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1969年2月初的一天，我们集体户的同学从山上打柴回来在卸车的时候，生产队长过来告诉我说公社通知让我到公社去一趟。卸完车，我没顾得梳洗就直接去了公社。在公社值班室里，炕上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在翻看一本书，我问他：“孟秘书呢？”他说：“出去了。你是哪个集体户的？”我答：“南关八队的。你是搞外调的吗？”他答：“嗯。你们集体户冷不冷啊？”我说：“不冷。”他又问：“能吃饱饭吗？”我说：“能，我们集体户比在家吃得好，集体户还能吃到煎饼和锅出溜呢。”他高兴地说：“是嘛！你们搞得真不错。你是小户长吧？”我说：“你咋知道？”他说：“我看你像。”我心里想你还会相面啊！这时孟秘书回来了，他看我们俩聊得挺热乎，以为我们认识，也就没给我引荐他。
孟秘书给我拿了一摞学习资料，然后对我说：“这是县委申书记带来的，你们集体户是样板户，好好组织同学们学习学习。”我接过书说：“申书记啥时候来的？”孟秘书看着我说：“你不认识申书记啊？”我说：“我没见过申书记怎么会认识他？”孟秘书大笑着说：“我还以为你认识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县委的申书记。”我对申书记说：“你不是搞外调的吗？”他笑着对我说：“是啊，离开县委到你们公社来搞调查，这不是外调吗？”我有些尴尬，他却和蔼地看着我这一身城乡结合装扮说：“你们集体户搞得不错，伙食搞好了，同学们就不想家了，爹妈也就不惦记你们了。你当户长要好好干，记住要抓住根本，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我告别申书记和孟秘书，他们俩把我送到公社的大门外。看着我头戴大皮帽子，腰里扎着绳子，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棉胶鞋的打扮，申书记对孟秘书说：“这丫头真是个假小子啊！”
回集体户的路上，我回想着申书记的话，感到很亲切，他知道我们想家，还知道我们把伙食搞好了爹妈就不惦记了。看来他还真挺了解我们的。
四十多年后的一天，采访老兵我来到了申文澈的家里，解放战争时参军的申文澈的老伴儿李光淑和我聊起了已经过世多年的申文澈，她还给我拿了一堆关于申文澈的资料。听过李光淑的回忆和资料的记载，我比较详实地了解了我们当年那个深受辉南人民爱戴的好县委书记申文澈。
             
                  一、为工作而学习

申文澈1925年出生在朝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因家境不好，他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耕田了。1939年，父母为寻生路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中国现在的辽宁省清原县马前寨子租种土地维持生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东北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党率先占据了东北，人民军队和革命干部对待东北人民和蔼可亲的态度暖了老百姓的心，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在分得耕地后倍感安全，他们有了生存的希望。为了保卫过上的好日子，申文澈参加了人民军队。1946年8月他被送到李红光支队举办的学校学习。学习结束以后，他被分配到辽宁省第四分区武工队打游击。1949年调到海龙县土改工作队。1950年开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先后任职过海龙县民政科股长、水利科科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1959年调任集安县委副书记，1962年调任辉南县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调任通化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985年是申文澈出生60周年，参加工作40年。然而，他竟然在这一年里匆匆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着的祖国、人民、党的事业和他爱恋着的家人。申文澈过早地离世，是与他拼命工作，透支身体有关的，因为他40多年里身心始终都是很疲劳的。
申文澈是朝鲜族，在汉族人中生活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而给汉族人当领导他需要懂得的东西应该更多。当他领导一班人带领一个县搞建设时，他应知应会的东西是需要超出一般人的。他能够胜任科长、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副专员的职务，都源于他的勤奋学习。从参军那天起，申文澈就是一个学习狂，挑灯夜读是他一生养成的好习惯，书本是他的导师，不懂不会的他都去找书。而当他身在群众中时，他又拜百姓为师傅，不耻下问。为了学习，申文澈避开爱人和孩子求他一同看场电影的眼神，狠心让爱人退掉了自己那张票，一个人在家静心阅读；为了学习，他读书到深夜，困倦了，他洗洗头和脸，继续读下去；为了学习，他在头疼的情况下依然不肯放下书，吃上一片止疼药继续看书。学习到0点以后是申文澈的作息时间，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学习的一生。申文澈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好领导，也是党组织信赖的好干部。他的工作业绩是很突出的，其业绩来自他对上级精神的领会，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对自己权限内的具体工作与党中央要求的准确结合上。这一切都与他的努力学习分不开。

                二、率先垂范，干在一线

申文澈在辉南县工作了十多年，村村镇镇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率先垂范是他的作风，要求下级做到的他先做到了。他虽然是一县的最高领导，但是他的工作现场在农村，在当年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在一线是他的风格。
申文澈是工作狂，狂到不顾自己死活。他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从不摆领导的派头，安排工作时听取下属的意见，检查工作落实情况时讲究实事求是，从不许虚报成绩，更不允许弄虚作假。
1962年，申文澈到板石河公社搞征购粮预收情况调查，公社负责人报了6万吨，申文澈听后沉思很久没有说话，待到主管部门的同志要落笔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们完不成这个数吧，扣除‘三留’之后你们再报吧。”申文澈直点要害的态度使在场的干部都十分震动。为了教育干部，他当场和大家一笔一笔地把任务落实到了5.5万吨。
一次，申文澈带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同志步行四十多里路来到辉发城现场办公。走到田间他二话没说就挽起裤腿，接过农民手中的镰刀和农民一起割起了水稻，社员们看县委书记和他们一起劳动都很兴奋，大家干得更起劲了。突然天空涌过来一片乌云，下起了雨。队长看着马上就要割完的那块地说：“大家加把劲儿，就剩这一旮沓了。”乡亲们看着没带雨衣的申书记心疼，都劝他进房子里歇歇，避避雨，可申文澈却坚持和大家干完了活儿一起回村了。
1974年腊月初七，申文澈惦记着乡下农民年底分配情况，他来到了辉南县庆阳乡东甸子村。因为第二天过“腊八”，乡领导以汇报会为名把他从东甸子村接到乡政府，想安排他第二天休息，早晨再喝点“腊八”粥。可公社领导哪知道申文澈惦记的是春节临近了，村里年终分配搞得咋样了？工钱兑现了没有？农民过年有没有问题？。
第二天吃过早饭，申文澈又头戴棉帽子，脚穿大头鞋，踩着乡路上那厚厚的积雪，顶着凛冽的西北风步行三十多里路走访了三个村子，召开了三个座谈会，落实了年终分配，保障了农民能够安稳地过年。作为县委书记，他把党的温暖带给了农民。
1964年10月的一天傍晚，申文澈和王殿文同志背着行李走进了林家沟子村，逐户走访中申书记看到了衣衫不整的农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夜，他坐在农民家的炕上抽闷烟，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到村子里的田地里查看，村干部在地里找到了他。那一天，早饭前他在地里转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召开了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会议开到下半夜三点才结束，会后申书记不但没有睡觉，而且还一个人一直抽烟到早晨六点多。乡亲们心疼申书记，给他做了一碗面条，可满腹心事的他一口没吃，只是说了声“谢谢。”
座谈会开了两天两夜，最后申书记动员思想保守的大队干部把旱地改成水田。村里人凭着对书记的信任同意了他的意见。开春了，申文澈亲自安排拨款，亲自派技术人员到村指导，林家沟子建成了抽水站，把水引上了山。这一年，林家沟子两千亩旱田改成水田后发生了大变化，过去年年吃返销粮的林家沟子人不但吃上了雪白的大米饭，而且还第一次向国家卖了几十万斤的余粮。
1972年5月，申文澈翻山越岭来到庆阳公社地窨子村，他把在路上采的大叶芹交给村干部说：“午饭吃山菜就可以了。”然后他参加了社员们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咱们当干部的要多想群众啊，既要多打粮食，又要为群众想致富的路，让社员多增加收入啊！”午饭以后，他带领大家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查看山林和耕地，看到山坡那些青草野棵子，申文澈提出：“这些地方可以搞种植嘛，它能给村里增收的。”村里现场制定了种植山楂的计划。多年以后，5万株山楂结果了，满山红彤彤的。说到当年申书记帮助他们村制定种植山楂计划，村民说：“红果丰收了，村民也富了，可申书记不在了，地窨子村的人好想他呀！”
辉南县的平安川、楼街、板石河三个乡土地肥沃，有水田20多万亩，是水稻集中产区，也是辉南县的粮仓。但是一到春天三通河水几乎断流，大量水田插不上秧，为此造成减产。申文澈发现问题，记在心上。1974年秋后，申文澈把这件事提到了县委会上，他首先提出了修建小椅山水库，保证农田灌溉的意见，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12月中旬，申文澈带相关部门的同志到小椅山水库上游蛤拉河踏查现场并决策修建小椅山水库。水库动工那天，申文澈亲自参加劳动，挖土、挑土篮，他和年轻人一样干在工地上。以后每次去工地检查工作他都参加劳动，他给了民工们太多的动力。1977年，储存量一亿立方米的小椅山水库竣工投入运行。这个水库不但保障了下游水田的灌溉，而且还可以养鱼、发电，直至今日，老百姓还在享受着水库带给他们的福分。
1975年，申文澈在安子河公社看到有农民在街上要饭，他很痛心。不久县里召开粮食产量汇报会，各公社干部都不示弱，都在奔产量过“纲要”汇报，申文澈心情沉重地说：“别说了，再这样增产增收，老百姓就都该饿死了。”
1976年全县统计上报粮食预计产量498斤，只差2斤就过“黄河”了，有同志说不可能就差2斤，咱就报500斤吧。可申文澈态度坚决地说：“不行，要实事求是。”结果当年实际产量超过了500斤，过“黄河”还有余，很多同志都为之惋惜，有的甚至要重新报表。申文澈说：“过黄河不是目的，多打粮食才是真格的，不要重报了，当干部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为名利工作。”

                三、严于律己  做出样子

申文澈当领导干部30年，严于律己是他的工作准则。在辉南当县委书记16年，他的家一直居住在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泥土房子里，冬天墙上的冰霜亮晶晶的。夏天，因房子低矮狭窄，屋地潮湿。他爱人想把屋里铺上地板，冬天能暖和些，夏天也可以解决潮湿问题，可申文澈不同意。他说：“我们的左邻右舍不都和咱一个条件吗？地板不要铺了。”十几年间，县直机关盖起了多栋新房，房产部门的干部多次求申文澈搬进新房，可他却对房产的同志说：“我们住的满好的，还是把新房调给人口多的同志吧。”县委书记住12平方米的低矮房子里，谁还能攀比住房？谁还敢讲享受？到1978年，还有多少人家人均居住面积只有4平方米啊！
申文澈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哪里方便在哪里办公。”县委书记申文澈仅仅12平方米住房，不但是接待站、饭店、办公室，有时还是旅店。八小时工作之外，家里经常是挤满了请示、汇报工作的人，上访的人，这些人也就成了申文澈家一日三餐的不请之客。
1963年是国家统购统销时期，供销社从外地搞到一批猪头，领导们考虑申书记身体不太好，按进货价派人给送到家里一个，申文澈坚持要按市场价付款，送猪头的同志无奈只好把猪头拿了回去。事后申文澈批评供销社领导说：“不能为照顾领导而打乱商品供应计划，如果各部门都利用职权之便搞些不正之风，就会破坏党的纪律，后果是严重脱离群众。”这件事在辉南县委、县政府引起不小反响。从那以后，没有人敢给申文澈送礼了。申文澈也由此举一反三地在县委班子中进行了一次整风。做出了县里开小型会议不单独办伙食，家在县城住的同志参加县里召开的会议期间不住招待所、不吃会议伙食、不享受会议补贴等决定。
申文澈要求下属做的，他先做到。母亲来他家，他让儿子用手推车去火车站接奶奶。妻妹来他家想继续读书，他对妻子说：“现在知识青年都动员下乡，我们也不能例外。”妻妹下乡了，返城后被招工在集体企业，姐俩都担心在集体企业没有前途。申文澈说：“我是县委领导，不能搞特殊化，劳动局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服从分配嘛！”申文澈大哥五个孩子都在农村，他一个都没给办到城里来。申文澈只有一个孩子，1975年儿子高中毕业后，按政策安排在县农机一厂当工人，县教育局打算保送他上大学，可申文澈说：“按政策当两年工人再说。”1977年，县法院要申文澈的儿子去法院当法警，可申文澈婉言谢绝说：“他当工人还不满两年呢，你们还是安排转业军人吧。”申文澈对自己严格要求，不徇私情，可他对百姓的疾苦却记在心里。一个因生活作风有点儿问题的知青回不了城找到他，他指示相关部门按照政策落实了知青返城，并教育该知青要努力工作。一位三个儿子在部队服役的军属老大娘找到申文澈要求给她待业的两个孩子安排工作，申文澈给安排了。事后老人家把答谢礼品送到了申文澈家，申文澈的妻子带着儿子一起把礼品给送了回去。

                四、他心里装着群众

1964年申文澈下乡，在光辉大队得知一妇女的孩子有病无钱医治，他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给那个妇女，让她马上带孩子去公社卫生院看病。下乡看到搞社教的干部家里没有柴烧时，他掏出10块钱拿给那个干部的家属让她去买柴。
1965年，县委组织部干部金德龙家住乡下，上下班需要骑自行车跑三十多里路。申文澈了解到金德龙家人口多，收入少，如果住县城里两盘火生活更困难后很关心他，那一年机关给他补助了200元钱，一下子解决了金德龙家留口粮的大问题。虽然解决了当年的问题，但是对于金德龙这样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金德龙的级别不该县委书记管，但是申文澈关心着每一个干部的温饱冷暖，到了1968年，看到金德龙生活一直没有起色，申文澈建议组织部门把金德龙调到了离家很近的楼街公社工作。
辉南供销社主任老宋在陪同申文澈下乡时犯了胃病，申文澈很是关心，走到哪里都告诉食堂给他做点细粮软食，而他自己却与其他人一样该吃啥吃啥。
1966年，申文澈看到朝鲜族中学一个孤儿身上穿的衣服破得不像样了，马上让妻子去买来了衣服和鞋子，看到新衣服后，他嘱咐妻子再把家里旧衣服给那个孩子带去点儿。妻子翻箱倒柜找出了旧衣服，然后带着一包新、旧衣服去朝中了，申文澈看着妻子的背影笑了。
1975年春节前，他得知县武装部长家生活困难没有买年货，他把家里仅有的40块钱给了身体患病且家里子女多的张部长，而自己家只是简简单单地过了个年。谁能相信县委书记家过年没钱了呢？
申文澈在工作中十分关心身边人的身体健康，巩国志患病住院，他亲自去样子哨看望，给了巩国志很大精神安慰。1976年春，申文澈看到巩国志胃病加重，频频催他去住院治疗，当医生做出为其做手术时，申书记亲自参与制定手术方案，当病情发生危险时，申书记亲自出马，果断决定请长春的教授来辉南做手术，使得巩国志转危为安。
申文澈凭他一心为民之心，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在他工作过的辉南至今提起县委的申书记，老年人还都怀念他，念他的好。（5868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邱万亭1920年出生在河北省清河县，家里姊妹6个中他是老五。那时家里只有不到三亩土地，父亲靠种田和做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邱万亭9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病故。失去顶梁柱的家庭无法生活下去了，母亲做主把邱万亭的妹妹送了人，把只有15岁的三姐嫁了出去，家里只留下两个男孩邱万亭和他的哥哥。邱万亭说，三姐结婚没几天就服毒自杀了。因为家里生活艰难，邱万亭12岁被母亲送到了戏班子，他学徒三年，吃了很多苦，在师傅的板子不断拍打下，他出徒了，刚能赚钱，日本鬼子的侵略战争就搞得中国人居无定所，寝食难安。在那样的环境下，戏班子生存更难，他们原本是在室内演出的，因为战争的原因穷人看不起戏，富人没心思看戏，他们的剧场没人光顾了，无奈之下，挺有名气的戏班子不得不靠街头卖艺赚吃喝了。1937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戏班子不得不解体了。后来，为了生存，邱万亭于22岁那年独自闯关东了，他来到吉林市，凭魁梧的身板干起了出大力的脚行，也就是现代的装卸工，有时扛大麻袋，有时背沉重的木箱，邱老说那时候他每次扛的东西都是二三百斤。
    1945年日军投降后，吉林市与东北其他城市存在相同的问题，就是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据史料记载，在东北的日军投降时是向苏联红军交的武器，因为那时满洲国一倒台，东北没有国家的政权机构。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有一部分奔赴苏联整编，苏军接受日军缴械后，党组织将东北抗联在苏联被整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国际旅）第二营营长王效明和他的50多名战友派回到吉林，组织交给王效明的任务是为建立吉林市人民政权做前期工作。
王效明到吉林后被苏军任命为驻吉林卫戍副司令，他很快和地下党李维民接上了头。刚开展工作之际，问题却来了。根据苏联和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国民党是唯一可以在东北建立军队的组织，共产党只被其苏联允许管理一些警察。而此刻，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王惠卿也早就前来接收吉林了。
一场争夺与反争夺抗战成果的斗争激烈地拉开了帷幕。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主要是盯着苏军——你拿走多少，还能剩多少，我得怎么能把剩的揣到自己腰包。没事儿时还要琢磨怎么给共产党栽赃，企图扼杀红色政权。那时，真正替老百姓着想的、真正有长远打算的，只有共产党！
   1945年11月， 万毅奉命率八路军从山东来到东北，11月中旬部队进驻吉林。邱万亭就是在八路军大批进入吉林时参军的，他参军的部队是吉南24旅，旅长是王效明兼任。 不久，驻吉林的人民军队达到14000人，部队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
    邱万亭参军后在新兵训练期间表现与众不同，因为他少年时进入戏班子学的是武生，所以他是有一定武功的。习武之人进入用武之地，理所当然地受到首长的重视，于是，在新兵下连队时邱万亭被安排到了警卫连，任务是警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日军投降以后，国民党将统治东北的重心放在辽宁，而我党把战略总基地设在黑龙江，这样一来，地处辽宁、黑龙江之间的吉林地区就成了国共双方必争的焦点，因此，东北解放战争前中期的主战场摆在了吉林大地上，国共两军在这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争夺战。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城市的进驻，吉林新生的红色政权不得不打起了游击，邱万亭所在部队护卫着首长们转战在吉林各地。邱万亭到现在还记得他们当时警卫的首长有王效明、沈越、李维民等。邱万亭参军不久，他们还和首长们一起听了一次省长周保中给他们作的报告，内容是讲述东北抗联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苦，要求部队和领导机关的同志们发扬抗联精神，克服解放战争中遇到的困难，积极参加东北解放的斗争。
    邱万亭回忆国共两党在东北“拉锯战”期间的往事时说：“那时我们经常是夜里行军，白天睡觉。白天到了村屯安顿下来以后，根本睡不好，一会儿枪炮声，一会儿喊叫声，再困也睡不踏实。夜里行军前半夜还行，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地走啊，有时是在梦中行。”
    邱万亭告诉我，1946年初期，因为国民党大批部队的进入，加上国军精良的装备和蒋介石政府对进驻东北各部队的后勤保障，国军的势力明显好于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管我们部队叫“二尺半大棉袄”，我们的武器和生活都远不如国军，加之敌特造谣恐吓，所以造成我军内部人员思想不稳定，经常有逃兵问题出现。三战“四平”我军失利撤退时，敌特散布谣言说我们要撤到苏联去，结果我们部队有一个160人的连队一夜逃跑了一百多人，早晨起来一看，只剩三十来个兵了。邱万亭说当时也有人约他逃走，他没走，他感到共产党的军队好，他长这么大，在几个行当里干过，第一次找到了不挨打不挨骂的地方，他哪都不想去了，就跟着共产党干。参军一年，邱万亭加入了党组织。1946年5月邱万亭被提升为排长。
    说起警卫工作的重要性，邱万亭说我们认为重要的工作，敌人也盯着，警卫工作不只需要武功，也需要动脑。邱老给我讲起了他身边的故事。1946年夏天，国民党的部队驻扎在桦甸、红石砬子一带，邱万亭警卫的首长们游击在敌人的河对岸。有一天夜里从河对岸游过来一个国民党兵，带着一只步枪和100发子弹，他说要弃暗投明，来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他自报名字叫宋国军。连长把宋国军安排到了邱万亭他们排，身为排长的邱万亭心想，这个人新来乍到的，又没人了解他，不能安排他做警卫，于是他把宋国军安排到了马厩，让他负责喂马。
    大约半年以后的一个早晨，邱万亭他们起床以后发现排里的枪丢了六支，接下来又发现丢了两匹马，最后发现排里丢了两个人，一个是宋国军，还有一个是邱万亭他们排的一个副班长。原来是宋国军策反了那个副班长，两个人骑着两匹战马从冰封的河套跑了。连里得到情况报告后组织战士们沿雪地上留下的马蹄印追赶到了集市上没了踪影，也不知道他们是投国军了，还是投土匪了。 后来，警卫连的侦察员在外出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现了宋国军，侦察员将其抓回了警卫连。在等待审讯的时候，宋国军趁执勤人员没注意，自己上吊死了。后来大家分析，他的真名也不一定叫宋国军，他是假投降来做卧底，由于没让他进入警卫工作，所以他没有掌握我们警卫部队的核心情报。他策反的副班长当了可耻的叛徒。
    刚解放时新政权内部的分工不像现在这样细，地方武装和行政公署的警卫工作都由邱万亭他们负责。邱老说他当兵那些年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打过仗，有一次他们从长春去兴隆山，途中被国民党军发现，派出飞机对他们进行轰炸，邱万亭被炮弹炸起的土埋上了，敌机走后，战友们和当地老乡把他扒了出来，他三天三夜也没苏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他端着枪跑出去要和敌人拼命。那次被炸，虽然身上没有负伤，但是他的耳朵聋了。
    邱万亭说，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都是美式装备，冬天，国军穿着衣帽一体的棉猴，我们部队有的人管穿棉猴的兵叫猴子兵，还有人说他们穿的是刀枪不入的衣服。后来机关驻扎到蛟河县城时，他见到了新站战斗被俘下来的猴子兵，原来就是国民党的步兵，只不过他们穿的是棉猴，被子是绒制的睡袋。
    在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过程中，我解放区呈波浪式扩展延伸，步骤是：先取边远小城，次取中部小城，再次取吉林、四平等中等城市，最后夺取大城市长春。这种夺取城市的模式，在北方各地大同小异，而在吉林地区贯彻得最为彻底。1948年3月吉林市二次解放，已经改编为解放军的大部队被调到长春周边执行围困长春 任务，直至10月长春和平解放。
    我问老人家当警卫战士最光荣的事儿是什么？97岁的邱万亭笑了，他说：“那要数给毛主席站岗了。”
    那是1950年2月28日早晨，已是连长的邱万亭奉命带着警卫连赶赴长春执行警卫任务。他们首先进入火车站，一字排开站在铁路两旁，等候首长专列的到来。上午9点，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乘坐的专列回国途经长春站停下了，看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等人从列车上走下来，邱万亭和他的战友们一样，心情无比激动。他看着主席被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刘亚雄等领导迎出站台以后，他们马上集合队伍乘车跟在毛主席一行人乘坐的轿车后边沿人民大街向南行驶，他们的任务是随行警卫。
    毛主席一行人在察看了长春市容后，汽车驶进人民广场北侧的长春市人民银行院内。早已等候在门口的银行行长高翔，把毛主席一行人请到了二楼休息室。
    邱万亭老人回忆说：“我们担负警卫任务的人，当时都非常紧张，因为当年长春正处于战争恢复期，社会治安很不稳定。我们都捏着一把汗，生怕安全警卫工作有点儿什么闪失。其实当时的领导更担心出问题，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当时的长春市委主要成员对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和饮食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认真地研究，并经请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意，决定毛主席莅临长春后安排在长春市人民银行大楼内休息。因为这栋大楼比较坚固，便于防空。” 
    邱万亭满脸幸福表情地回忆着警卫毛主席时的情景，他说当时公安局对警卫工作明确了责任，确定银行院内、室内的警卫工作由银行负责；院外的警卫工作由市公安局负责，邱万亭他们警卫连归属公安局领导。银行楼内楼梯口、发行库、走廊、茶炉、电话等要害部位都指定专人把守。银行除市委指定的高翔、蔡去非、仰星如等三名领导干部负责具体接待工作外，其他工作人员在毛主席到达时一律组织集中学习，以免影响接待工作。经过这样一番周密、细致的布置，毛主席在第一次视察长春期间既视察了基层单位，个人安全又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邱万亭他们负责银行外警卫的人员，在11点左右看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刘亚雄等人的陪同下从银行大楼出来，他们随后紧跟毛主席一行人离开银行，他们一直以紧张的心情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直至看到毛主席等首长蹬上专列，列车启动了，他们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邱万亭告诉我，主席离开长春以后，为庆贺警卫工作的圆满成功，他们受招待吃了一顿大餐，满桌子的好菜，只可惜只知道好吃，不知道菜名。
     1952年邱万亭从部队营职转业到吉林市公安局执法大队任队长，后来邱老从吉林市公安局调到省水利部门工作。二十世纪末，邱老从副处级岗位上离休了。现他与女儿邱玉杰生活在通化，老人说他没有文化，干几十年工作走到今天不容易，特别是目睹过为今天幸福生活而牺牲的那些年轻的战友，他说好日子来得不易，太不易了，咱们都不能忘本啊！看着邱万亭老人健康的身体，我预感老人家一定会进入通化百岁老人的名录。邱万亭老人家，祝福你健康长寿。4063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