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傍晚，我经常去通化广场纳凉，欣赏那欢快的东北大秧歌，感受唢呐的悦耳和锣鼓对心房的震动，站在秧歌队旁，一天的疲惫会不翼而飞，让人感到生活得很幸福。一天，
我在围观的人群中见到了一位腰板挺拔、气质不凡的老太太。她的与众不同吸引了我，当老人扭头与身边的人说话时，我乐了，原来与老人说话的是我同一单位的姐妹方权。我猜想，老人一定是方权那当过老兵的母亲。我走过去与她们打招呼，不出所料，老人真的是方权的母亲杨凤兰。
有幸与杨凤兰老人结识后，我缠着她给我讲年轻时当兵的故事。老人家很健谈，她打开记忆的闸门，向我讲述了他们那一代人在战火中的青春。
杨凤兰，1928年出生于内蒙古开鲁县五官营子村。1946年3月参加东北民主自治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从辽吉军区后勤部副连职干部岗位转业，1983年从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二处离休，离休后落户通化与子女生活。
杨凤兰告诉我，1945年7月末，她正在地主家里当使唤丫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天上总有飞机横空掠过，听人家说飞机是苏联的。她还发现过去那些横行乡里的保长、警察、伪军、保安团的人见面就在一起嘀咕，而且表情都挺紧张。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
杨凤兰侍候的那家地主姓孟，老地主是个能够辨别风向的人。鬼子投降不久，杨凤兰和扛活的伙计们就被地主家指使得忙碌起来，先是打理物品，准备迁移，接下来是地主家出现的慌乱。不知内情的杨凤兰打听孟家的人出什么事儿了？人家告诉她：“八路军要来了。”
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杨凤兰不知道，但是，刁蛮的地主婆因为“八路军要来了”而把她
放回家了。临别，地主婆还说：“闺女，你愿意回家你就回吧，过去有啥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家欠的一石高粱俺也不要了，就算是给你家赔不是了。”杨凤兰从地主家人的言语中悟出了一个理儿，“地主怕八路军。”
 1945年冬季，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了。五官营子村开始了土改，杨凤兰家分到了三十亩地和一头大骡子。她的父亲还当选了农会的副主任。
那时，一位姓邱的部队女干部在区政府当副区长，她经常下乡到村里。邱副区长的飒爽英姿和她的工作能力令村里人钦佩不已，17岁的杨凤兰更是对她羡慕得不得了。邱副区长在村里指导土改工作中发现杨凤兰是个女干部的苗子，于是，杨凤兰被选到区政府做妇女工作去了。
有一天，杨凤兰问邱副区长：“我想参加八路军行吗？”邱副区长回答她：“参军都得自愿，只要你父母同意，你当然可以参军。”杨凤兰说：“要是俺爹俺娘同意那还说啥了，就连我在区上工作，俺爹还不同意呢。”邱副区长给她出主意说：“开鲁县城有很多咱们的部队，你可以去试试嘛。”经过副区长的指点，杨凤兰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当八路军。
     1946年3月的一天早晨，杨凤兰与邱副区长打了个招呼后，直奔30多里
外的开鲁县城投奔部队去了。她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东北民主自治军辽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卫生队的兵。杨凤兰在医院工作一段后被部队调到军分区被服厂女兵连当上了通讯员。
这年过中秋节的时候，部队准备向洮南转移。杨凤兰因当兵没征得父母同意，连队批准她回家向父母告别。回到家里，同村的姐妹陶桂荣和于素珍询问杨凤兰：“当兵好吗？” 杨凤兰告诉她们：“共产党的军队可好啦，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当官的待人和气，当兵的还不受欺负呢！”听到杨凤兰的真情讲述，她们二人跟着杨凤兰当兵去了。
回顾过去的战争岁月，杨凤兰忘不了她一生中参加的最难忘的一次战斗。那是1946年冬季的一天午后，后勤部接到分区通报，说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正在向我军扑过来，后勤部奉命向鲁北转移。为了减轻部队行动的压力，后勤部勤务班的战士把工厂生产用的缝纫机、织袜机、布匹等物资装在几辆马车上先出发了。转移途中，女兵连行动迟缓了一点儿，便与先出发的队伍拉开了距离，她们连落在了转移队伍的后面。
一帮由200多人组成的国民党杂牌武装窥探到分区后勤部的行动后，悄悄地尾随在只有110多人的女兵连后边，伺机对女兵连进行袭击。
女兵连当时没有连长，指导员狄明是最高指挥员。队伍行至丘陵地带的时候，突然，三名后勤部警卫排的战士骑马奔到女兵连的队前，一名警卫战士喘着粗气急促地对指导员狄明报告说：“报告指导员，首长派我们来接应你们，并让你们加快行军速度。”指导员答道：“知道了。”随即她向队伍下达命令：“同志们，加快行军脚步！”
队伍刚刚跑起来，突然，后面“砰、砰、砰”响起了枪声，一名警卫战士中弹落马。指导员狄明掏出手枪环顾着四周，她指挥战士们：“散开队形，准备战斗！”
两名警卫战士翻身下马和女兵们一起找到隐蔽位置，然后投入到战斗中。看到围上来的敌人，指导员命令一名警卫战士：“你马上回去报告首长，说这里发现了敌情！”警卫战士飞身上马驰向前方，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乱飞，但他瞬间就跑出了敌人的射程。
虽然女兵们经过军事训练，但正式参加过战斗的人却寥寥无几，多数人不免有些紧张。警卫战士王国栋匍匐在指导员狄明身边，他轻声地问：“指导员，你看咋个打法？”狄明向王国栋交代：“这里只有你一个男兵，其余全都是女兵，好在大家都戴着狗皮帽子，敌人不一定了解我们的底细，你留在我的身边，大声地传达我的命令，用这个法子迷惑敌人。”王国栋答应到：“明白了。”   
敌人从三面包抄上来，只有鲁北方向有个缺口。面对这么多的敌人，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杨凤兰首先想到的是今天要光荣在这儿了。接下来她又想到，当兵不就是为了打仗嘛，就是被敌人打败了，我也决不能当俘虏。
敌人端着枪上来了，警卫战士王国栋按照指导员的指令传达命令：“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打！”顿时，女兵连枪声大作。遭到阻击的敌人，不得不停止了进攻。指导员看到敌人吓得趴到地上射击了，她指挥女兵们集中火力压住了敌人。被女兵们打得无法抬头的敌人，只好丢下阵亡士兵的尸体，大部分人都向后退却了。
忽然，还在顽固坚持战斗的敌人打过来的一发子弹，打掉了一名女兵的狗皮帽子，女兵的长发露了出来。隐蔽在不远处的一个敌军头目，在望远镜中发现了我军大部分都是女兵，他兴奋地叫喊起来：“弟兄们，不要怕，共军里面大部分是娘们儿，谁能逮住共军的娘们儿，这个娘们儿就归他使唤。”
本已退却的敌人闻听与之战斗的是女人，狂叫着重新扑了过来。面对突变的敌情，狄明指导员异常镇定，她大声地喊道：“姐妹们，今天是有敌人就没有我们，只要我们活着就得消灭敌人，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的念头得逞！”
指导员话音一落，阵地上响起更激烈的枪声。这时我军阵地上已有战士负伤、牺牲。敌人越逼越近，指导员喊道：“同志们，手榴弹，快扔手榴弹！”经指导员提醒，杨凤兰才想起身上还带有手榴弹，她急切地掏出手榴弹，拉开导火索，拼死力气向敌人掷去。硝烟弥漫中敌人的哀嚎声不断，爆炸的威力再次击退了敌人。激战过后，战场上暂时安静下来。趁此机会，大家急忙给伤员包扎，然后把她们送至低洼处进行隐蔽。
短暂的安静之后，敌人又在组织新一轮进攻。趴在最前沿阵地上的杨凤兰听到敌军的头目歇斯底里地喊着：“他妈的，这是打的什么仗，想弄几个活的共党娘们儿过来，这么费劲儿。我看都把她们干掉算了，不能惯着这帮共党娘们儿！”另一个头目发狠地说：“我看也是，要活的不是那么容易。你让弟兄们喘口气，再来个冲锋，把手榴弹扔过去，让这些共党娘们儿见鬼去吧！”敌军头目下决心说：“行，就这么着！”
战斗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了，太阳偏西的时候，敌人调整好兵力部署，又开始了新的进攻。女兵们拼死抗争着，伤亡减员明显在增加。手榴弹没了，子弹也不多了。指导员狄明发出了最后的命令：“姐妹们，跟敌人拼命的时候到了，要死死在战场上，决不能当敌人的俘虏！”
女兵连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可想而知，如果跟敌人短兵相接，后果不堪设想。正在女兵们准备与敌人进行最后搏斗时，从鲁北方向传来了我军嘹亮的军号声，我军骑兵小队呼啸而来。马背上的机枪直扫敌群，敌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啊！女兵们被救了。她们没有欢呼，更没有笑声。她们站立起来，相互拥抱，一个个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哭了起来。骑兵们没有去追赶敌人，他们纷纷跳下马来打扫战场，运送伤员。
这一仗，经过清点，我军有23人负伤，27名战士牺牲。敌军死亡38人、有9人被俘。这一仗在杨凤兰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痕迹，她感悟了生命的意义。
因为中秋节杨凤兰穿着军装回趟家，她又从村子里带走了两个女兵，她的家被敌人关注了。在敌我双方拉锯战过程中，杨凤兰家遭到敌人的明枪和暗算，先是地主带国民党降子队（国民党收编的原伪宪兵及伪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瞎了杨凤兰母亲的眼睛；后是杨凤兰在区里担任共青团干部的弟弟被暗藏的敌人投毒害死。这是军属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
杨凤兰在解放战争中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和平年代她在部队从事着组织、人事工作。1983年杨凤兰老人离休了，离休后，她把给年轻人讲革命故事，写自己亲历的战争回忆录作为乐趣。在享受幸福生活中，她不忘艰苦朴素，教育子女要节俭过日子。杨凤兰的丈夫方维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解放后担任地师级领导职务。身为高干家属，她以实际行动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家人不得搞特权。
杨凤兰一生喜欢安宁，在寻求安宁中，她付出了很多。晚年，她看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她说：“我们的奋斗值得了。”2008年杨凤兰老人因突发心梗病逝，享年80岁。让我们记住这位美丽漂亮的女兵吧，记住她对人生的追求与奉献。（3798字）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近日与同心志愿者协会的同志一起来到老兵石振坤家里采访，几次敲门，无人应答，我心里纳闷，八十多岁的老人，大冷的天干什么去了呢？一位热心的三源浦政府退休干部帮我们在闹市区找到了老人，站在门前等候老人好一会儿，才见到一位腰板挺拔，步履健朗的老人从胡同走过来，他远远地向我们招手致意，见到我们以后，他热情地道歉说：“不好意思，大冷的天让你们久等了。”望着眼前的老人，我明白他为什么出去玩耍了，因为他身体好，肯定是在家里呆不住啊！
采访中，石振坤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老人1930年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农村。在他童年时，因灾年歉收举家搬迁至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镇荆家店村。贫穷、饥寒伴随着他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日寇的残害，旧社会的蹂躏，给石振坤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全家人拼死拼活地干一年，打下的粮食交完地租还不够半年吃的，饥饿是石振坤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1945年日寇投降后，柳河县被共产党接收，建立了人民政府。在东北不抗日的国民党看到共产党在东北建起人民政权，马上派出数十万军队来抢夺东北地区，由此，东北大地上内战硝烟四起。曾经一度柳河县政府搬出柳河镇，在山区流动办公。1947年2月，四保临江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东北民主联军从柳河县城里打跑了国民党军队，县政府回到柳河镇，从此获得新生的石振坤盼来了好日子。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中，石振坤家分得了土地，他懂得了改天换地翻身做主人的道理。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东北民主联军兵员出现短缺，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在村里进行了参军捍卫人民政权的教育宣传。石振坤当时是家里的独生子，政策允许他不去当兵，可他不顾亲人的劝说，毅然放下锄头拿起枪杆，当上了柳河县县大队的战士。入伍不久，随着我军在东北战场的不断扩大，野战军急需兵员，石振坤和县大队里的一些战友被选调到东北民主联军四野独立团了，他们集体由地方武装被收编为野战军部队。部队先是在西安（今辽源）进行训练，然后他们在白泉与国民党军打了一仗，战斗结束以后，他们奉命参加了围困长春。
部队到达长春外围以后，正是寒冬季节，因为条件艰苦，石振坤病倒了。那个时候的石振坤虽然岁数是年轻小伙子，可由于旧社会家里日子过得苦，他不但个头没长起来，而且还多病。首长看到他面黄肌瘦的样子，感到他不适应在部队工作，于是一纸“退兵”令，将他打发回了三源浦老家。 
石振坤拿着部队开的退伍介绍信回乡后，正缺人手的乡政府把他留在了乡里工作。在乡政府工作没几天，铁路警卫队来招人，因为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基本都参军了，乡领导把石振坤送给了警卫队。
石振坤参加警卫队工作以后，先是进行培训，然后他被安排到执勤队工作，任务是在北京往返满洲里的国际列车上执勤，保卫国际列车安全。他在公安部队治好了疾病，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他不但身体健康了，而且还长高了身体。不久，勤劳肯干、工作认真负责的石振坤升任了执勤警察队的班长。石老向我们介绍说，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保护旅客安全，为旅客做服务性工作，在列车上履行执法职能。
1949年到1953年，石振坤在列车上往返执勤，那时正是中国与苏联友好往来时期，车上的乘客大多数都是苏联人。说起那几年的情况，石振坤老人从柜子里给我们拿出一本影集，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位苏联的团长在列车上送给他的纪念品，虽然时光过去60多年了，但是老人至今还保留着它，他说看到影集就想起在列车上当警卫的日子。
    说起在国际列车上最难忘的事儿，老人幸福地笑了，他说最难忘的事儿是为毛主席专列押车。毛主席去苏联那次石振坤押第二车，从北京出发到达满洲里，铁路两旁每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解放军战士。当时毛主席坐在车里，石振坤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上，石振坤心情都很激动，他做梦也没想到能亲自服务在毛主席身边。
1953年，石振坤被调到公安部工作，因为他工作负责，为人诚实，他被组织上安排到了北京饭店负责食品化验监察，因为解放初期敌特比较多，北京饭店是中央政治局首长接待外宾就餐的指定饭店，所以保障首长食品安全是相当重要的工作。石振坤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工作时，正赶上周总理要出国去参加万隆会议，他因为长得帅气，有幸被挑选为随访警卫，可非常遗憾的是他在体检中被检查出患有肺结核病，不但没参加上随访，就连北京饭店的工作也被调离了。接下来是治疗疾病，病好以后，石振坤以侦察员的身份被派到青岛市公安局充实基层工作。1957年他转业到了青岛市水产局。因为想念家乡，他辞去了在青岛的工作回乡务农了。
    说起今天的好日子，石振坤再次幸福地笑了，他说：“今天的日子和过去没法比，共产党真好，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好，我一年得到政府两万多元的优待金，日子过得特别好，心情也非常好，天天就是吃喝玩乐。”说到这里，本是笑容满面的石振坤突然严肃了，他说：“咱们的日子好过了，可咱们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烈士，我一起参军的战友李玉普是柳条沟人，他在我生病时一直照顾我，后来他在战斗中牺牲了，我没有报答上他对我的恩情。”石振坤说得很真诚。的确，我们不该忘记先烈们，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吧！
（2047字）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