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新春佳节，临江市民走上街头休闲娱乐，街边的各色小吃备受群众喜欢。冰糖葫芦、烤地瓜……男女老少难以抵挡美食的诱惑，在享受特色小吃的同时，更是甜在嘴里、美在心里，充分感受到了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的喜庆。记者 姜波 摄

新华社东京电（记者蓝建中）

人一旦通过练习掌握了一个动作，之后就能简单重复了。这说明大脑拥有运动学习功能，能形成新的运动记忆。日本研究人员日前报告说，他们在大脑皮质运动区发现了与运动记忆有关的脑活动的形成机制。

高知工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用手抓住机器人的机械臂，将屏幕上的光标从开始点笔直地移动到目的地，此外还通过机械臂对受试者施加外部干扰，然后利用经颅磁刺激技术观察受试者大脑皮质运动区的活动发生了何种变化。

经颅磁刺激是指通过对控制肌肉活动的皮质运动区施加磁刺激来记录末梢肌肉的运动诱发电位，通过检测这种电反应的大小，就能评估皮质运动区的兴奋度。

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受试者能够抓住机械臂将光标笔直地移动到随机显示的８个方向的位置，在出现机械臂向右的力干扰后，虽然动作会严重向右方偏移，但是随着练习，最终基本上也能笔直地将光标移动到目标位置。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没有外部干扰时，大脑皮质运动区在小臂的桡侧腕屈肌将做出弯曲动作时反应最大，而在有干扰的情况下，则在将做外展腕动作时反应最大。也就是说，在新的环境下学习运动时，脑活动也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在动作开始前就能唤起这种运动记忆。

研究人员说，这项成果有助于理解人体运动学习的机制，从而开发更有效的运动训练方法。此外，利用这项成果，将有望借助脑信号来判断体育训练和康复治疗的效果。

据新华社贵阳9月10日电(记者 王橙澄)

2010年，贵阳市成立碧海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之一。40岁的崔向前通过公推直选，当选为社区党委书记，接下了这个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挑战。

“民有所需，我有所应。”是崔向前认准的目标。在社区初建的一年多里，她带领20多位工作人员，利用下班时间，挨家挨户走访辖区内的企业、经营户和居民，听民声、察民情。围绕着“服务、凝聚、管理、维稳”四大功能，探索出基层管理的“四大发明”：

创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通过社区网站、居民QQ群、短信平台和志愿者队伍等搭建服务网络；

将党组织向小区楼道、非公企业、个体业主和流动人延伸，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如今社区党员已从50多人，发展至400多人；

建立“三会一评”居民议事会制度，由居民代表参加议题收集会、讨论会、决策会和社区工作年终述职会。两年来已解决包括建立早菜市场、完善公园设施等30余个事项；

开办“四点钟加油驿站”，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下午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困难。组织志愿者在社区内，为孩子们提供课后辅导、健康上网等。

短短两年间，崔向前带领碧海社区，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13项荣誉和表彰。几项发明，被视为贵阳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样本，并被中组部写入全国教材、全面推广。

居民们对“四大发明”都是赞不绝，而说起社区生活，都会对向前书记竖起大拇指。“大伙都知道，有事就找向前书记。”71岁的居民唐家瑜大妈说。

无论是提意见建议的、反映困难问题的，还是关心问候的，群众的每个电话，她都会认真接听，并在第一时间帮忙解决或进行答复。在她的民情日记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琐事：“乾图花园小区电子门需要修缮，金翠湾小区已停电两天……”

在崔向前心中，每个居民，都是社区大家庭里的细胞。“群众利益无小事。”

在一次走访民情时，她了解到黎阳家园的空巢老人李宗文大爷得了重病，仅由年迈的老伴倪福英照料。两位老人每周要坐公交，到十多公里外的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两次透析，非常不便。她立即安排社区便民服务车接送二老，并协调医院长期免费接送。

● 徐金慧

“走基层”对于记者来说是常态，但通过这次“走，转，改”的学习动员后，下去采访时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不同于以往的是只是去完成一次新闻采访任务，而是真正全身心地投入，用腿去丈量，用心去记录，用情去报道。

我深入乡村、家庭，根据当地民俗和百姓的视角，到农村实地采访。今年 10月，我来到浑江区六道江镇采访，看到这里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种植水稻喜获丰收，听着村民讲述种植、收获的艰辛和喜悦，我不再为文章的干涩而苦恼，写出了一批具有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的好稿件，深受广大听众关注和喜爱。

“走转改”活动充分证明，新闻工作必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执行群众路线。只有深入群众，扎根基层，新闻工作才有源头活水。

转作风，我们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放在首位，及时了解民情，研究民意，拉近新闻与群众的距离，转变工作作风，把新闻报道视角转到群众最关心的角度上来，把工作性采访报道转变到贴近性报道上来，真正使新闻报道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好参谋、好帮手”。

改文风，我们把“贴近群众切身利益”当作首要工作来抓，记者在写时政、要闻、民生等一些传统的新闻报道稿件的同时，深刻思考、转变观念、认真总结，密切关注国计民生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改进报道的角度和写作风格，不断提高新闻记者的服务意识和职业水平。

夏日回故乡,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小桥上,凭栏俯看碧水亲昵的脸庞。记忆的闸门轻轻打开,岁月的沉雾慢慢舒展,脑海中的童年故事纷至而来,那一页页美丽的篇幅,越品越香,意味悠长…… 童年、水和伙伴 从小在江边长大的我,酷爱水。记得不到六岁的我,随姐姐一同到江边玩耍。看到她们在深水里嬉戏、打闹,尽情地游来游去,我的心里像装着许多的毛毛虫,蠢蠢欲动。不知不觉中跟在她们后面走进了没脖深的水中,我一下子慌了神,在水中开始不停地扑腾起来,手忙脚乱中狠灌了几大口水,出于本能,我开始用自卫的方式游起来,两臂像划船姿势用力“划”起来,居然没费多大劲儿就学会了“狗刨式”。就这么简单我学会了游泳,而这个富有冒险性的非凡经历我和姐姐至今未敢向母亲说起。 清凉的江水是我快乐成长的摇篮,它哺育了我的童年,滋养了我的坚强。每逢盛夏,我便和小姐妹们相约、相牵来到我们的活动领域,我们心中的乐园!(男孩和女孩各自有自己的游泳空间,从不相扰,界限分明。)我们喜欢一起扑入它的怀抱,畅快地打水仗,畅快地从突起平滑的石头上纵身跃入水中,畅快地从上游你追我赶的游到下游,畅快地从此岸游到彼岸。累了,就你拥我挤的依次排开躺在岸边的沙滩上晒太阳,调皮的家伙们则把自己埋成了沙人,玩够了就一头扎进水中,溅起的水花犹如晶莹的露珠,扑打她们可爱的小脚丫。就这样我在快乐的夏日里一年又一年的成长…… 童年、水和鱼 我的童年离不开水,也离不开鱼,它们为我儿时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刚刚记事时,总是缠着母亲和她一同到江边洗衣服。我喜欢把小手伸进清澈的水中,试着去抚摸小鱼儿们可爱的“影子”。母亲便把脸盆放入水中,驱赶这些美丽的小精灵,让它们进入盆中,然后端上来让我玩耍。我不眨眼睛的蹲在盆边观察它们游来游去的样子,总也舍不得把它们放回江中。于是母亲便回家取来瓶子把它们放进去,让我回家养着,我每次都会欢快地拍手跳跃! 渐渐的,我长大一些,便喜欢同小伙伴们到江边“捂鱼”。那时候的鱼儿很多,一会功夫就能“捂”到一小盆。我和小伙伴们喜欢比一比谁“捂”的多,谁“捂”的少,收获的喜悦总是溢满我们幸福的脸庞。 故乡的江水里不仅有可爱的小鱼儿,还有我记忆中的“庞然大物”———鲇鱼。记得有一次,连日的雨水使江水上涨,天晴朗后,江水渐退,岸边间隔出几道小溪,溪水不清不浊,耐人寻味。我从地里摘豆角回家,路过江边,发现水里有几条长长的、黑黑的东西在游动。从小怕蛇的我,以为是水蛇,站在岸边没敢动。再仔细一看,那些东西嘴上长着长长地胡须。我匆匆的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笑说,那可是最有营养的鲇鱼呀!母亲拿起背筐,我紧跟其后来到了我指定的地点。母亲真是好手法,看见鲇鱼就把背筐放其旁边,轻轻地驱赶它们,居然抓到了好几条大个鲇鱼。从那以后,我又学会了一招“筐捉鲇鱼”。 从小桥下来走近岸边,走近江水,童年的水、童年的伙伴、童年的水中鱼和儿时的故事,就随着缓缓流淌的河水,流回记忆中,那股纯纯的、甜甜的、自然的幽香伴着我走过一年又一年……

“书记”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的称谓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所以中央只设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共二大、三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构仍是中央局，负责人称委员长，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

中共一大时，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书记”在当时是最小的官职，即“书记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秘书。为什么共产党会选择最小的官职作为党的各级负责人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的称呼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决不当官僚，决不做欺压百姓的老爷，所以才选择了最小的官称“书记”，来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

五大时，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总书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到5万多人。11月，中央成立组织局，负责日常工作，组织局主任先是罗亦农，后是周恩来。组织局的职权同后来成立的书记处职权是一样的。

延安时期第一次用“主席”称谓1933年初，党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当时全国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30万人，党员也达30万人。仅设一个总书记已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

有关党史专家认为，书记处最晚在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既然书记处不止一个人，那么，应有一个总负责人或总书记。遵义会议前是博古，遵义会议后是张闻天。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则成为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没有用总书记这个称谓。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称谓。

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八大除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八大时，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

八大党章对主席、副主席的规定与七大不同，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八大没有规定他们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副主席。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书记处的消息比政治局更灵通

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再设主席、副主席。从此，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中央书记处仍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