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以后，给我留下几样极其珍贵的遗物：二十几部线装典籍，一台电唱机和几十张老唱片。那些线装典籍，一直摆放在书柜的最顶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藏品，而那些老唱片，我却常常在寂寞慵懒的时光里反复倾听着。

唱机通行的名称叫留声机，上世纪３０年代流行的那种带有一个百合花形高大扬声器的留声机，至今在电影或是电视剧中还时常看到。父亲留下的电唱机要比那种老式的留声机高出一筹，不需上发条，插上电源即可启动，而且可以变速，唱针也属“宝石”的，持久耐用，只是唱机自身没有扩声的功能，需将插头插进收音机里才会发声。掀开方方正正的机匣盖，打开唱针上包裹的红绸子（这是父亲的习惯做法），选定一张硬塑料制成的黑胶唱片，再将唱针轻轻放到唱片之上，在一阵沙沙的响声过后，便会有熟悉而又清晰的旋律悠扬地流淌出来。这些承载着历史印烙的戏曲或是音乐，让人有着太多的留恋和回忆，随着每分钟78转黑胶唱片的悠悠转动，总会把我重新带回到一个安详、静美、缓缓流动的年代。

父亲是个京戏迷，家里没有电唱机之前，他常常在收音机里寻找戏曲波段，有时为了能听完一出戏，常常在收音机旁守候到下半夜。上世纪的６０年代初，他出差去上海，母亲将省吃俭用节余下的120元钱交到他的手上，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买一架上海产的缝纫机，为孩子们缝制衣服用。可是一向在母亲面前温文尔雅的父亲却擅作主张，竟然从上海买回了台电唱机，外加几十张黑胶唱片。眼见着木已成舟，生米做成了熟饭，母亲也只好认了，晚上我们做完功课后，也拉着我们一起，跟着父亲一起听唱机播放的节目。母亲是正宗的“旗人”，少时曾在满族女子中学读过书。她不止喜欢听京戏，更喜欢黄梅戏、越剧、豫剧等，而我和妹妹们则偏爱歌曲和音乐。那时候一张黑胶唱片只一元多钱，于是父亲便利用出差较多的机会，兼收并蓄，满足全家人的要求。久而久之，家里专门盛放唱片的两只小匣子渐渐丰满起来，既有当年名闻遐迩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唱的传统京戏，又有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豫剧《花木兰》，越剧《红楼梦》选段，还有广东音乐、潮州音乐，二胡、古筝曲以及许多电影插曲、流行歌曲，等等，足有百十来张。

父亲当时是营口港负责船舶维修和检验的总工程师，每年都要多次去上海处理相关业务，而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唱片的城市，父亲在那里不单买了些五六十年代生产的唱片，还在旧物商店买到些上世纪30年代初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家唱片企业灌制的老唱片。其中有金少山的《铡美案》、马连良的《苏武牧羊》、郝寿臣的《打龙袍》，还有蝴蝶唱的电影插曲《最后一声》，周璇唱的《四季歌》等。六十年代中期至“文革”前夕，市面上出现许多彩色塑料灌制的每分钟33转的密纹软唱片，那时我已经读高中，时而选择一些音乐、歌曲内容的买下，记得有吕文科演唱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孟贵彬演唱的《草原之夜》、徐桂珠演唱的《摇篮曲》等，还有郭兰英唱的陕北民歌，郭颂唱的东北民歌。在那个没有电视、大腕和游戏的年代，这些唱片为全家人带来无尽的欢乐，也让我在青少年时期得以亲近雅正文化的芳泽，从而在心灵深处萌生出对崇高、对美好的追求。

我笃信，在精力旺盛，心智纯良的青少年时代，一个人是否有优秀文化的熏陶至关重要，它对于塑造人的灵魂，是不可或缺的源头之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气质、志趣的形成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

从1966年“文革”爆发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我们这批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高、初中学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与肉体的磨难，理想失落，前途渺茫，连基本生存都处于艰难之中。这期间，父母也被发配到辽南的一个山沟里走“五七”道路。1972年我返城后到乡下探望二位老人家，在那个荒僻的小山沟三间简易的平房里，竟有熟悉的京戏声腔板式飘出。隔窗望去，原来父母正坐在炕桌旁聆听着老唱片。见到我，两人立刻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唱机依然悠悠转动着。父亲拉我坐到身旁的椅子上说：“这是梅兰芳、马连良当年合唱的《四郎探母》中‘回令哀告’一段，真是满弓满调，酣畅淋漓啊！”当时的场景，至今想起来依旧让我心海翻腾。我惊诧于在那样苦难的岁月，父母宁肯舍弃其他家具，却将那台电唱机和老唱片包装完好带到乡下，是文化的滋养让他们抵御了当时生命的落寞和虚无。作为一个立志以技术报国的知识分子，面对“文革”给国家带来的满目疮痍，父亲委实是心有戚戚而不甘！

岁月如东流逝水，几十年韶光轻抛。三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步履，改变了每一个国人的命运，生活水准、生活质量日益提高。如今，CD、DVD风靡于世，相对于那些老唱片，不仅音质好，层次感强，而且少有杂音。也许过不了几年，又会有什么新的发明，但是对于老唱片曾经给过我的抚慰，却历久而弥深。倾听老唱片，似在倾听一个逝去的时代，搜罗的是时光隧道里的美好瞬间。遗落与收获，挫伤与欣喜，迷失与顿悟，回顾与展望，永远引领着我朝着质朴真情的精神田园回归。每听一次，都会“俗念都捐，尘心顿尽。”

近期发生的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新华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事件发生偶然中蕴涵必然，这是发达地区畜牧业污染长期积累后的一次爆发，也是忽视农村面源污染而遭遇的一次报复，敲响了养殖业等农村面源污染的警钟。

养殖业是农村面源污染的重要构成之一。相对于污染集中，有固定排污的工业污染而言，我国传统养殖业的粪便和病死禽畜处理还是按照原始落后的方式，此次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就是一个佐证。

近几年，尽管工业污染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但社会各方面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于像养殖业这样的农村面源污染，却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而实际上，养殖业等农村面源污染，危害并不比工业污染低。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源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达到1324.09万吨、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到全国排放量的43.7%、57.2%和67.3%。由此可见，农业污染也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养殖业污染又是农业污染中最为重要的构成之一。据环保部和农业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0年，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达到1184万吨和65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5%、25%，占农业源的95%、79%。养殖业污染已成为部分水体水质恶化的重要污染源。

以养猪业为例，我国目前的养猪量占全球总量一半，每年产生粪便6亿多吨。这些污染散布在农村，收集和处理困难。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肉禽在日常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养殖业的规模不断增大，养殖业污染总量和所占污染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如果不进行综合治理，类似的死猪漂浮事件还会继续出现。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这需要既重视创建“美丽城市”，也要呵护“美丽乡村”，因此亟须采取措施应对养殖业等农业污染带来的环境挑战。

（新华社杭州3月21日电）

“深山出俊鸟，先知春来早”，郑友霞就像这山里的俊鸟一样，引领姐妹们栽烟种参，走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西顺堡人常说：“种地看地块，适合种啥就种啥；产品看市场，需要啥就发展啥。”郑友霞就是这样带领4名女党员在大山里种林下参，在山坡地上种黄烟，决心改变山里人“一提农业就是粮食、一说种地就是大苞米”的理念，把大山的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2010年郑友霞率先在自家的承包山上试种了10亩地的林下参，把在通化农校学来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从播种到管理，她不怕苦不怕累，一年下来，参苗长势良好，更增强了她栽种林下参的信心，第二年她又扩种了10亩林下参。郑友霞种林下参的事儿，逐渐引起了姐妹们关注，大家纷纷向她请教，也都要把自家的承包山种上林下参。镇政府因势利导，邀请专家讲授有关林下参的科技种植方法，从专家那里得知：“15年后的林下参可与野山参相媲美，也是子孙的后续产业。”转变思维发挥资源优势，让西顺堡人把种植林下参当成了“聚宝盆”，三年间全村发展林下参达1500亩。山上种了参，郑友霞和姐妹们的眼光又瞄向山坡地。郑友霞带领大家在自家的责任田上又着手搞创收，退出玉米种植，在山坡地上种黄烟。经过精心的侍弄，她们栽种的“大白花”和“小白花”品种的黄烟味正、产量高、效益好，是种植玉米价格的2倍之多。在效益的拉动下，群众发展产业的劲头十分高涨。小户种植3-5亩，大户种植10-20亩。2010年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西顺堡村及时创建了“西顺晒”晒烟合作社，使黄烟种植很快步入了产业化经营。形成规模抱团闯市场，产品远销辽宁、山东及河北等地。2012年，黄烟面积发展到2800亩，年创收可达1000多万元，种植黄烟成为西顺堡村的支柱产业。

郑友霞先后受到市、县、镇的多次表彰，2012年被评为辉南县巾帼女杰。

座驾比排量、应酬比阔气、出行讲排场……究竟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在刺痛公众神经？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一些地方和部分干部片面追求“面子”的做法引发热议。一些代表委员带来了百姓的呼声：过分追求“体面”，往往丢了自己脸面；少一些浮华和攀比，更赢得尊重和信任。

这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有的地方不顾当地财力，无视学校的危房，却将政府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美其名曰“展示地方形象”；有的城市，每逢重大庆典、领导视察就大肆“化妆美容”，主干道旁的建筑被粉刷一新，全不顾小巷深处的脏乱差……更有甚者，“村村通”建好了水管，安上了漂亮高级的水龙头，却忘了当地根本还不通自来水。

和一些地方建设和发展中的虚荣相比，部分领导干部对排场和体面的追求更让公众如鲠在喉，引起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办公室装修日趋豪华，最好还带卧室茶室；出入排场越来越大，前呼后拥，有人打伞有人拎包；专车不仅要进品牌，更要排量大的；参加活动需红毯铺地；出差必享受贵宾待遇和头等舱……林林总总的“体面”和“威风”，令群众深恶痛绝。

每一个脱离实际、挥霍公权的“体面”，都是一种深深的危害。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在追求表面的漂亮、个人的威风，结果是离现实越来越远，离人心越来越远。长此以往，不仅丢掉了自己的“脸面”，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实质，是形式主义的政绩观和利己主义的权力观。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现象日益引起各方警惕和重视。尤其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轻车简从、务实简朴多了，铺张浪费、形式主义少了。两会会风也出现了清新变化。很多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赢得信任和尊重，就必须少讲“体面”，把心思放在为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服务上，着力改进问题，解决问题，追求对上和对下、对内和对外的统一。

人们衷心希望，奢华攀比、追求“体面”的习气渐行渐远，务实简朴的新风能不断劲吹。同时期望加大监督力度，对那些挥霍浪费、追求享受，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干部，应坚决处理。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