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会见张福有先生，谈起去年出土的《集安高句丽碑》，兴奋异常，他说《集安高句丽碑》晚于高句丽《好太王碑》13年，同是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所建，共218个字，通为汉隶文字，已被张福有先生释读了190个字。

碑文的具体内容权且不论，1600年前刻制这两通碑，全用汉字，而且叙事文法，尽皆魏晋风骨。高句丽二十八代王，传祚700余年，竟不制造自己民族的文字，居民上下均用汉字，语言语法，尽皆熨帖。汉杨雄在《方言》一书中研究“北燕朝鲜方言”为一个方言区，这是由内地尤其燕、齐一带的方言经过长期的发展成新的汉语方言。因此，“北燕朝鲜方言”是汉语方言。研究指出，后汉人王仲“一去就到乐浪山中，可见当时确有中国居民留此，不然绝不会孤立在一个异民族社会，八世而不改华风。”（《两汉户籍与地理关系》）高句丽流畅使用汉语汉字文化，就因为语言相通。据历史学家徐德源先生考证：“汉唐时期的高句丽王国，不仅使用汉字、汉文记事，而且还使用汉字语音标记高句丽民族语言的语音。由此可见，汉语词汇在高句丽王国的语汇中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由此推测，当年高句丽王国的高句丽族居民大约既讲本族语言，也会讲、能讲汉语。”（《高句丽史·序》）这自然是“车书本一家”。

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史称“海东盛国”的渤海，本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字，这是接受汉文化滋养的重要途径。渤海表章、官牒、诗文、以及碑刻、官印、瓦文等，皆以汉字书写，而且篆楷齐备，造诣很深，与唐代的书文是神形化一了。难怪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中赞道：“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在辽代，《辽史》称“汉契一体”，“南北一家”，“华夷同风”，南北则指宋与辽；金史称“蒙克汉户本一家”，金世宗强调女真与汉以及其他民族“天下一家”。北方各民族还都自认炎黄为祖：有学者说高句丽起源于扶余，属于炎帝族系。《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辽史专家耶律俨提出，契丹民族为“轩辕后”（《辽史》卷63，《世表》），即黄帝的后裔。我们看史学家、诗人、辽金帝王都称汉人与其他民族是“一家”，所以《二十五史》没有“民族”之论，唐诗人高适称：“汉家烟尘在东北”。乾隆在文庙上自题一副对联：

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斯文与思想意识，比“一家”还亲。

文字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一个民族觉醒的外部形象。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一些民族，当其政权被摧毁，其民族族群也随之被消融，大部分原因是没有本民族独立而通行的文字。

从白山黑水一茬又一茬地走出向南流动的“马背上”民族，逐水草而流动，只是“崇尚骑射，其初不知岁月朔望，也不知文物制度为何物”。在开始阶段还没有文字，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交换信息，“结绳记事”，怎能保存历史？因此，他们都迫切地向往学习汉字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逐渐地向辽河流域发展，主动地接受汉文化的滋养。由于汉字巨大的开拓力和鲜活的凝聚力，使得东北各少数民族如恩格斯所说，由于文字“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从文字开发，提高了领导者与生产者的智力水平，使得这些少数民族逐渐强盛，并且扬弃“可汗”及“大汗”体制，参照汉制汉文化而建立封建王朝政权。他们逐渐地意识到，要建立一个适应于中国的政权，就非高度认同汉儒国家学说、笼络和利用汉族上层知识分子参与谋划不可。

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氏居住在漠北时，“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北史·魏本纪》）他们靠近汉族居住区的西辽河支流西喇木伦河上游。慕容部出了个杰出的领袖慕容廆，敬重汉人政权，劝课农桑，亲自办学校，诏请汉人为师，组织学习汉字汉文化，还命令自己的儿子慕容皝和宗室王公子弟都到东庠学习。慕容廆于“览政之暇，亲临听之”。（《晋书·前燕·慕容廆载记》）经过他的提倡，在慕容鲜卑中的汉儒文化很快传播，达到高度融合。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向慕华风，通晓汉话，主动接受儒家国家学说，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汉人谋士，出谋划策，建章立制。《辽史·韩延徽传》记载：“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辽太宗会同十年（947），契丹军攻克汴梁，改国号为大辽，参用晋制，任用汉人，并尽收晋图籍及法器而北。圣宗统和年间的军国大事，几乎都有韩德让参与决策。主张“汉契一家，华夷同风”，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契丹族汉化过程。

女真族阿骨打时代，“无文字，赋敛科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科之”。（《大金国志》卷三十九）金代几位开国皇帝都十分仰慕汉文化，拜汉族文人为王室贵族子弟的老师，教授儒家文化。受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金初即涌现出一批汉文化较深的女真族学者和社会改革家，如完颜希尹和完颜勗，积极主张改革女真旧制，倡导汉制汉文化，全面推行儒家思想和治国主张。连用汉人左企弓、刘延宗等先后为宰相，执掌军政大权。这些汉人仕宦对金政权的稳定与发展起了巨大的内聚作用。

元太祖铁木真启用精通汉文化的耶律楚材为重臣，说“此人天赐我家，而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元史》第一四六卷）元初忽必烈听从许衡的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于是“取易经乾元之义”，建立了元朝，国号为“大元”。而且，不仅像铁木真这样年纪大些的统治者这样热心于掌握汉儒国家学说，就年轻一代政治家们也表现得十分热心要求实行“汉法”。如年轻的不忽木联合坚童、秃鲁上书给忽必烈，要求“弘阐国学”，“俾习儒学”，“通习汉法”，“讲解经传，授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至清代，努尔哈赤、皇太极更是极力笼络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皇太极即位后，“参汉酌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以适应传统的中原王朝制度与文化需要。皇太极“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已记之躬之得失”，（《清太宗实录》卷五）置“文馆”，翻译汉文典籍。

汉字汉文化的传播，不仅成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风俗的记录与表述工具，而且在鲜卑、高句丽、渤海乃至契丹、女真、满族的贵族们接受了汉字汉文化的滋养，得到智力的开发，对儒家经典文化有高度认同，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完成了从原始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跨越，使这些民族很快就强大起来，建立了独霸一方的地方政权，以及入主或半入主中原的政权，这些民族的发展与成功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因此，包括辽、金、元、清，都不纯是哪一个民族属性，最后都归于统一的“中华一体”的国家政权。

显然，东北各民族都主动接受汉字汉文化，形成“车书本一家”的融合局面，这就是东北汉文化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