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即将作出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分析人士说，改革的一大关键是力求“最大公约数”，最大范围凝聚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最大深度释放“改革红利”。

作为新的历史关口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即将于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出在新形势下、新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以这次中央全会为标志，中国将掀起声势浩大的新一轮改革浪潮，在过往３５年改革的成就与经验基础上，创新再造“中国发展升级版”，将对系列宏伟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产生决定性影响。

不过，中国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复杂局面和艰巨难题，特别是全社会对新一轮改革的心态与诉求空前多元。

这需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既不可逆转、也不能脱轨地全面深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为代表的多项改革措施已经显露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端倪。

毋庸讳言，中国执政党在向诞生百年“冲刺”之际，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两大方面的严峻挑战。

在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经济将仍然处于相对低迷期，区域性不安定因素依然会频发。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迫切需要解决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难题。

已经走过３５年改革历程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成就与矛盾相伴而生，“黄金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是中国当前历史发展节点的两大特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认为，长期“透支型”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已经异常突出，其中一大表现特征是土地、能源、环境、劳动力等的“高成本时代”已经不期而至。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亦表示，中国在３５年改革史中创造了人类经济奇迹的同时，问题与矛盾也在不断累积，风险呈现“碰头”与“叠加”之势，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缩窄，“全面深化改革”已成全社会的最大共识与需求。

但关键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时与势的变迁使中国改革的基础、环境、动力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与过去３５年的改革历程相比，中国即将启动的新一轮改革更迫切需要谋求“最大公约数”，包括更加普遍认同的议程设定与路径选择，更加公平的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并能够体现在一系列重要指标体系中而摸得着、看得见。

３５年的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社会各群体权与利的意识觉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当下，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对权利的诉求空前强烈而多元，而利益固化的藩篱又格外坚厚，这是新一轮改革必须直面的艰巨课题。

社会舆论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权难制衡”“利难共享”“人难出头”的消极现象为例，来描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中国社科院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近些年来全国每年各种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达数万起以上。

改革带来财富喷涌，但也出现了利益固化的弊端，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必须加快扭转的程度。

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上海市杨浦区８４岁老党员任遐昌说，我一个月的津贴可以买４０００斤大米，但老家６０岁以上的农民还要在田间劳作为自己养老，“党和政府在改革中要严防社会贫富不均甚至两极分化”。

除了利益的固化，社会阶层的固化也有发展趋势，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了人员流动上升的“堰塞湖”。过去１０多年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农村生源在全国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说，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拼爹”现象，让不少学子与有志青年失去了奋斗动力，并进而影响了社会的活力。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不改变“社会板结”的局面，就很难释放社会的新活力，甚至会威胁到执政党执政稳定性与合法性，解决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必须依靠更全面、更深化的改革。

“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改革的停顿、倒退、歧向，或者推进改革的范围、力度欠缺周详，都可能威胁到政权的稳定。”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通过改革约束、规范权力，调整优化利益格局，以实现最大公平的社会呼声高涨。在过往３５年的中国改革史上，中共的改革引领和社会的民意支持－－“双轮驱动”，成为改革永不停歇、持续成功的核心经验。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力表示，随着中国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要从源头上树立新一轮改革的道德感召力，以进一步激活全社会共同支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最终形成遵守规则、公平共享、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显然，中国的新一轮改革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关键节点，它应顺势而为、引潮而动，而经不起任何的时空耽搁。

?? 新华社记者 郭奔胜 许晓青 王建华 张军

??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０日电（记者何雨欣 雷敏 仇逸 王晓明 刘美子）

实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将减少４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将减至２５个。

备受关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１０日亮相。这份方案提出，将重点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从机构整合，到政府放权，整份方案传递出鲜明的信号，那就是将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

整合机构：解决监管“交叉点”“盲点”

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可谓乱象丛生、问题应接不暇，涉及监管部门１０多家，“政出多门”却“问责无门”，广受诟病。

本轮机构改革中，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无疑是重点之一。根据方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以前分散的、涉及食品药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监管的几个部门整合，实行统一监管。

“理顺、明确权责是改革的首要一步。”全国人大代表符凤春说，监管部门多，却都有权无责，最后成了谁都管谁都不管，要想解决问题，首先要集中到一个部门管，明确行政与执法主体。”

本次机构整合还涉及：铁路政企分开、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组国家海洋局、重组国家能源局。

民生先行，也是这份方案的着力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说：“这些年，交通、铁路、食品安全都出现较多问题，对政府而言，保障百姓基本安全是必须做的，也是集中要抓的。”

“有些部门的整合也是政府适应新形势做出的调整，比如铁路基础建设逐渐完成、海洋维权保护亟待加强等。”丁元竹说。

“这次改革解决了一些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难点，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对方案进行说明时表示。

削权放权：政府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

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五个减少体现出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的思路。

“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脉就是划清政府与市场界限。”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市场、社会能办的政府一律不介入，需要政府办的，比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政府必须依法律法规办好；需要市场和社会办的，政府要提高专业化水平，做好监管。

不仅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职能转变同样强调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案中提出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地方”，并给地方机构改革探索留下余地，地方机构设置不要求完全上下对。

“从全能型转向有限责任型，从经济型转向服务型，这无疑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含义。”丁元竹说。

职能转变：摆脱机构调整的历史循环

住房信息尚未联网、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诸多行政基础性制度尚未建立，制约着政府角色的转换，政府亟须练好内功。

这份方案着眼于建立良好成熟的基础性制度，将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完善信息网络、金融账户等实名登记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等。

加快依法行政同样是这份方案关注的重点。要求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确保法律、行政法规有效执行。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发挥法律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相比前几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次方案在题目中增加了“职能转变”四个字，并将“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分两部分论述。一些专家也提出，从今后的实施来看，相比机构上的整合调整，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的核心，也更加任重道远。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说，职能转变比机构改革更重要。否则，不管“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都是换汤不换药，都难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

正如马凯所说：“这次机构改革是同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出的，许多问题通过职能转变来解决，比单纯的机构调整更有意义。国务院机构改革是一个过程，今后随着实践的发展还将不断推进。”

中国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将启动。人们期待着，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能够带来全国人民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