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66年，全国的政治气候出现了变化。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的邀请，从3月26日到4月19日对三国进行友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及其他随行人员陪同访问。

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此行和以往一样肩负着对外友好发展的神圣使命，从准备出行到正式成行，一切依照正规的程序进行着。

这次随行出访的摄影记者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他平时在拍摄刘少奇国事活动新闻照片时，感觉刘少奇是一位严肃、认真且严谨的首长。但是，这次杜修贤感觉到刘少奇比以往多了一些沉默，这种沉默让他有些不安……的确，杜修贤的感觉是对的，因为在刘少奇内心深处存在着丝丝隐忧。

就在刘少奇出访专机在北京机场腾空而起时，一股政治暗流正在涌动，而刘少奇很快就要被这股可怕的政治暗流彻底吞没……

专机在碧蓝的空中飞了3个多小时，下午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一般情况，中央领导人出国访问，飞机都要降落在边疆城市加油、补充给养。第二天中午，访问团离开乌鲁木齐前往第一站———巴基斯坦。刘少奇等由欢送的人群簇拥着走向飞机，刘少奇同自治区领导人握手告别后，正想登机……他突然转过身，退着步子朝欢送的人们挥手。杜修贤连忙驻足，将镜头对准刘少奇依依惜别的挥手……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刘少奇最后的出访，最后的挥手。

中国代表团到达巴基斯坦已是下午。他们乘坐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鼓掌声……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群众抬担架似地抬到国宾馆门的。

刘少奇和陈毅脖子上套着巨大的彩色花环。彩色花环映衬着的刘少奇，脸上不再是忧愁的眉结，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3月28日上午，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巴基斯坦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鲜花、笑容、欢歌……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友好访问的路途上！

4月17日到19日，刘少奇对缅甸联邦进行友好访问。缅甸联邦是刘少奇此行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与刘少奇多次相见，彼此熟悉而亲切。4月19日，刘少奇完成了出访三国的任务，挥手告别美丽古老的仰光飞回了祖国。但是，飞机没有直接飞回北京，而是降落在昆明，因为访问团在此要做一次短暂的休整，刘少奇和陈毅还想借此视察一下地方工作。

就在刘少奇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曾是他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

尽管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那样令人不安，但刘少奇依然按照国家主席的职责和分工安排他的工作行程。就在刘少奇、陈毅准备乘汽车赴西双版纳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接到通知后，刘少奇、陈毅马上放弃到西双版纳的计划，乘车前往昆明机场。第二天，刘少奇、陈毅走进杭州会场。杭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回到北京。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十年浩劫，就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的。

可以说，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是他最后一次履行国家主席的外交职责。“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作家莱斯利·保罗出版了一部名叫《愤怒的青年》的自传,他与同时代的作家约翰·韦恩、金斯利·艾米斯、约翰·奥斯本、艾伦·西利托、阿诺德·威斯克等人一起,发起了反对、抨击英国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文学运动。他们是一群有血气的、爱国的、有思想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在那次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他们被称作“愤怒的青年”。60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于北京的五四运动,事实上也是一大批中国“愤青”发起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梁启超、蔡元培、罗家伦、陈潭秋、傅斯年、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这一大批优秀的“愤青”,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 当时间的轮盘转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愤青”慢慢被世人的口舌翻转成一个贬义词。“愤青”们因为言辞直切(耿直并切中要害)、偏激(其实有时并不偏颇)、愤怒(正义感让他们口不择言),被某些人士视为刺头、不安定分子。“愤青精神”成了过街老鼠,落水之狗。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和恶意的中伤!因为,“愤青”往往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们会指出社会的弊病、陈疴,发现其盲点和缺陷,并为之大声疾呼,助推社会朝更健康更和谐的方向前进。 然而近些年一些新词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并逐渐被我们接受和使用。比如“房奴、粉丝(Fans)、80后、粉领、恶搞……”而与此同时,一些老词离我的生活,离我的文字越来越远,以至渐渐被我遗忘。比如“浪漫”、“忧伤”,比如“愤怒”。 忘了“浪漫”和“忧伤”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两个词与粉刺一样,属于典型的青春期派生物。通常它们只属于少男少女。见风落泪,见月伤怀的事,除了不知庭院深深深几许,也不知自己芳龄深深深几许的琼瑶老阿姨,绝大多数人在告别青春期的同时,必然一同告别了“浪漫”和“忧伤”。那些细腻缱绻的情感,那些如梦似幻的氛围,那些触动心底最柔软部分的忧郁和伤感,被时间愚钝的锐利统统砍伐一空,扫进岁月的回收站。然后,我们披上鳄鱼的铠甲,在所有关涉情感的事件上,心如顽石,坚硬而无往不胜。这是成长的收成,也是成长的代价。因此,我无动于衷。 但是,继抛弃“浪漫”和“忧伤”之后,我也渐渐地背弃了“愤怒”。“悲喜不形于色”,“王顾左右而言他”,从何时起,我已然修炼到了老道的境界? 有人砸了公园的路灯,我不愤怒；有人把公共楼道据为己有,我不愤怒；有人口蜜腹剑,我不愤怒；有人为名不择手段,我不愤怒；有人为利贪污受贿,我不愤怒；有人偷盗奸淫,我不愤怒；有人四处炫耀一身横肉自诩天香国色并以此成为明星,我不愤怒；有人自称白居易后代并欲以色相勾引九泉下的孔子,我不愤怒；有人说中医不是国粹而是伪科学,我不愤怒；有人说中国的“龙图腾”当“屠灭”,我不愤怒；有人说穷人可耻富人光荣,我不愤怒……并且,我从不因自己的不愤怒而愤怒,反而因为习惯于妥协沾沾自喜。我成熟了,熟成一只玲珑的八哥,熟成一块冷漠的钢,熟成一棵空心菜,熟成一个叫我隐形我立马土遁的精灵。 而在这个世界上,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有无数个萎缩自守的“我”。一个失去“愤青精神”、不再愤怒的青年,不惟是可悲的青年,更是可耻的青年。一个没有“愤青”的社会,就如同讳疾忌医的病人,它会在无人指摘中一点点地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