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华

沿江小学大门口对着的胡同里，每次路过都能看见一位年过花甲的残疾老人蹲坐在货摊后面卖瓜子。她的手因为类风湿明显变形，吃力地捻开方便袋缓慢的给顾客装瓜子。我偶尔能看见她费力地挪动不灵便的身体，两条腿颤巍巍吃力地站起来。周围不少居民下班后都愿意过来捧捧场，顺便和老人唠家常。

那是一个冬天，外面飘着清雪。我急匆匆赶回家给孩子做晚饭，猛抬头看见寒风里瑟瑟发抖的老人，情不自禁放慢脚步向老人的摊位走去，老人看见我绽开满脸沧桑的微笑问我；“姑娘要买瓜子吗？”我回答到；“买一斤。”

我蹲下来一边帮老人装瓜子一边问她；“大娘，天这么冷怎么还不回家啊？”老人依然微笑着回答到；“这不是下班的点儿吗，多呆一会儿能多卖点钱！”我看了看老人变形的手指说；“您的手都这样了，大冷的天能受了吗？“老人平和地说；“没有老伴儿，儿子也在外地打工，混了几年过得还是紧紧巴巴，我出来多卖会儿瓜子就能给他减轻点负担。”

从那以后，我总是习惯在回家的路口买点老人的东西。她从最开始卖瓜子，到后来卖鞋垫、袜子、苞米糖之类的小商品，生意越来越好。从冬天到夏天，从清晨到傍晚，只要你路过就能看见她的身影。总能听到她乐观地哼着小曲儿，或者和来往的行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就像坚硬的钢筋水泥林立间的一处柔和的风景。看见她你感觉不到生存危机带来的压迫感，只能感觉到平凡而朴实的生活态度。

还有一个残疾孩子让我记忆犹新。一次从合兴大楼里走出来，迎面被一副狰狞的面孔拦住。我定神仔细观察，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看上去十七八岁的样子，他努力挤出灿烂的微笑使得人们看了更感到害怕。这孩子比我高不多少，站在那的两条腿让人觉得很别扭，不用多想一定是先天畸形造成的残疾。他的两只手生得很怪异，不是整整齐齐自然的并拢在一起，却像开叉的树枝一般七扭八歪。我很纳闷为什么被他拦住，才发现他正捧着一个长方形的塑料筐，里面装着六七包面巾纸。原来孩子是在推销他的东西。我伸手从包里拿出两块钱心想尽快打发他。他让我拿了两包面巾纸后，终于用含糊不清的语调小心翼翼地说；“都买了吧！”我还在犹豫，却看见那孩子黑黝黝的脸上多了一抹羞涩的微红。他又一次含糊不清地请求到；“都买了吧！”这回我没犹豫痛快的收购了男孩手里的商品，带着一身轻松向前走。

过了好一会儿，不经意回头看见那个残疾孩子很开心的跟在我的后面，步履蹒跚的护送我过了马路。我读懂了他的感激之情，是用这种简单而笨拙的方式报答帮助他的人。

残疾人的自强不息让人感动，无论多么艰苦的生活都能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尽管命运为他们的生活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但他们身上都有克服自身缺陷而勇敢面对生活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4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东宁县

见证人:陈广忠,1908年生,河南下义县人。16岁进入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士兵。现生活在黑龙江省东宁县。

事变之前,日本和我们都搞演习———而我们则是演习如何撤退。“九·一八”事变时,我就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人炸了铁路后第一个进攻的对象。

我们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日本人也常来驻地骚扰。1931年夏天,先是日本军官老来参观,到我们的营地里到处看。后来,还常常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到北大营来闹事,有时直接向我们挑衅。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但长官不让动手———东北军军纪很严,特别是我们旅。9月18日当天,日军在南满火车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但有从那地方回来的兄弟说,南站日本兵和在乡军人挤得满满的,还牵出来很多大炮,情况不妙。但我们都没想到,日本人就在这一天动手了。

我现在还记得,“九·一八”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初七,我们发饷的日子。

晚上十点多,我们都睡了,听到一声爆炸声———日本人炸轨的地方离北大营很近,只有一里地左右,我们都听见了,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此时,三个团长都回家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爆炸后不多一会儿,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而且越响越近。很快,就有炮弹落到了我们营区里。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敌人打来了,团长又没在,他就把全营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我们都操起了步枪,准备战斗。这时候又来了命令,叫我们撤回来。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哭了,有的人骂起来,有的甚至当面质问起了长官:“日本人要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击?!”

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首先就打进了621团的营房。我们急着等命令,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等命令。

连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隐蔽待命。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火光下,西营房前人影攒动,枪声不断,不断有人惨叫着扑倒。平时都在一个操场上训练的兄弟,现在被日本人追着打,却不敢还手,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难过呢。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撤出来的弟兄们说:日本兵闯入营房,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人虽然拿着枪,但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我们问连长,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也要躺在床上让他们刺吗?连长还是说听命令。

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线让日本人剪了。日本兵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连长一看没办法,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

我们这才打了。打着打着,我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湿乎乎的,紧接着就疼起来,中小鬼子的枪了!

当时没顾上管,加上想报仇,还在那儿开枪,直到接到命令,要我们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到东大营大操场后才知道,我的嘴都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

我这还算是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