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辉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三严三实”的具体要求，这对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改进党员干部作风是个有力的推动。深入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感到其深层内容极其丰富，仰之弥高，钻之弥深。需要我们深入学习、思考、体会，进而内化为我们的政治觉悟，并身体力行之。

“三严”的实质是要存一颗敬畏心。

“三严”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这“三严”分别做了深刻阐述。表面来看，它们好像是三件事，可是实际上，三句话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严以修身主要指的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是“三严”的立脚点。没有这一条，“用权”和“律己”都无从谈起。

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际是要求用权者自觉地走进“制度的笼子”，把自己“关好”，“管好”，即自觉地“遵纪守法”。这也正是“严以律己”的重要内容。可见，要想“严以用权”，首先必须严以律己，而要想“严以律己”，首先又必须“严以修身”。修身、用权、律己三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从内容上说，“三严”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共产党员为什么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呢？难道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自我完成”吗？不是！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无形的逻辑“主体”。它虽然没有现身，没有显形，但它是作为前提，作为根据，作为灵魂而无处不在的。离了它，一切都无法解释，一切都失去意义。这个“主体”就是群众，就是人民。

我们修身的最高境界，就是永远不忘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我们用权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律己的最高要求，就是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搞特殊化。由此可知，“三严”的实质及其深层含义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党赖以生存、赖以发展，并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生命线——群众路线。

“三严”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也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三严”的每一项都以“人民”为其逻辑的前提。

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正是不忘人民，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一立党宗旨的表现。如果不是心里装着人民，装着造福于人民这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那么我们修身为哪般？

严以用权的重要标志是“坚持用权为民”，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也是尊重人民利益的表现。它所反映的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

严以律己更是以人民的存在为前提。离开人民，不仅“律己”失去了依据，而且也无法解释“严”从何来。习近平说，“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那么敬畏什么呢？说到底应该是敬畏人民。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再三强调“人民是主体”，“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面对这一“高高在上”的“判官”，面对这一掷地有声的铮铮“铁律”，怎么能够不敬畏呢？所以，“严以律己”的最深层的含义，是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和敬畏。如果心里没有群众，那么“严以律己”就缺少了方向和动力，也缺少了价值和意义。简而言之，就失去了灵魂，怎么可能做得好呢？

此外，“慎独”、“自省”，也是严以律己不可缺少的功课。而且都与人民息息相关。慎独是指人前人后都一样。自省是指自己主动反省自己的缺点。都是在离开人民监督的情况下仍能严格要求自己，这才是严以律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对人民的最大尊重。

过去，严以律己经常被看作是给群众做榜样。这是不全面的。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容易使“做榜样”变成“做样子”。其实，榜样不是有意做出来的。只要你真的好，群众自然看得到，自然会向你靠拢。“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就是个最好的例证。

在今天，一提严以律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不搞特殊化。其实这是一个很怪诞的问题。“严”，应该是指很难、很不容易做到的。比如，要想搞点“特殊化”才难，而要想“不特殊”还难吗？比方说，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工作餐，和大家一样排队打饭，和大家一样打车出行，和大家一样到小饭店吃便餐，如此等等。这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果说这也难，那么老百姓每天怎么过了？可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确实认为，让他过这样的日子，难。他们心中想的可能是：我是领导，我必须和老百姓不一样。我怎么能和普通群众坐在一起吃饭呢？这不是有失体统吗？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更会想方设法地让他的领导和群众不一样。于是，就这样，一来二去地，特殊化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由此可见，严以律己的真正难处，不在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有多么难熬，而是我们自己的心里早已经把自己特殊化了。反对特殊化，就是要和自己的“心”较劲，要再造一个“心”，岂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不管多么难，我们都必须这样做，必须再造一个“心”——一个普通百姓的平常心，一个对人们群众的敬畏心。有了这样的“心”，“律己”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比如上述这些事，习近平总书记都做过，做得很轻松，很自然。难吗？不难。他在小饭店里以轻松的口气对大家说：“大家都坐吧，我也是来吃饭的。”这是何等朴素的平民精神。再比如，李克强的“座驾”被堵在北京的大街上；王岐山在家里招待客人，夫人亲自下厨。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可贵的平民精神和对人民群众的尊重与敬畏。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追求什么特殊的照顾，特殊化也就不攻自破了。

综上所述，践行“三严”，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脱离群众，不脱离人民。永远保持一颗对人民群众的爱心和敬畏之心。

“三实”的实质是要做老实人。

“三实”包括：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三实”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所谓“谋划”就是过去所说的“务虚”。这个阶段很重要。谋事不当，其事必败。此阶段虽然名为“务虚”，但最需要“求实”，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决不脱离实际。在此基础上方可言“创业”。所谓“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同上一个阶段“务虚”相比，这是“务实”的阶段。必须真抓实干出成果。二者的关系非常清楚。习总书记把“做人要实”放到最后，其深意大概是，一方面表示，“做人”是更高、更难、更内在的要求，所以放到最后加以强调；另一方面也表示，谋事、创业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人民，提高自我，是干部队伍的成长，成熟，这是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体现。老百姓讲话：“过日子过的就是人。”国家也一样。我们创业绩，当然要建大楼，修大道，种粮食。但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人，是人民幸福，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广大干部精神焕发、诚信正直，人格高尚。而这，又必须在谋事、创业的实践中不断磨练，不断提高。

以上说的是“三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综合这“三实”可以看出，其中一以贯之的深层含义，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它是人类在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最有价值的“基因”，是成功之道和万应灵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超越古今、超越地域的永恒真理，那就是“实事求是”。“三实”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它是谋事的圭臬，是创业的导航，更是做人的根本。

谋事要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吃“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亏太多了。红军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洋顾问”瞎指挥，“大跃进”时代，十几年超英赶美豪言壮语，全民炼钢，吃大食堂，直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这些脱离实际的蛮干和呓语，无不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或造成极大灾难。

创业要实，在今天更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如何能造出这样的“实绩”？只有靠实事求是，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现在一讲实绩，就离不了“形象工程”。好像没有形象工程就没有实绩，这是一种可怕的认识误区，在它的误导下，前几年，几乎处处有形象工程。连乡镇都不能免俗。造成巨大的浪费。其实质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其实形象工程和榜样一样，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一“做”就俗，就假，就丑，就一钱不值。想靠这样的“形象”来提高自己的形象，实在是南辕北辙，弄巧反拙。当年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时何曾想过要树什么“形象”，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都江堰成了他们父子的不朽丰碑，从古至今香火不断。人民纪念他们，是因为都江堰一年到头都在为人民做贡献，灌溉了万顷良田，使川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可见，真正永不磨灭的形象，应该建在人民心中，无论什么台风地震都不会倒。

最后，做人要实，是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做事情要实事求是，这个好理解，也好接受。因为不实事求是就会碰壁。但是“做人”实事求是就不容易了。因为这时，你的灵魂要接受拷问。你是真人还是假人，是忠诚还是虚伪，是公道正派还是徇私舞弊。这是无法回避的选答题。

关于做人要实，习总书记提了许多具体要求。我们应该一一对照，一辈子努力去做。因为除了“盖棺论定”，做人是没有完成时的。别的不说，就说“善始善终”吧，看似平常，可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诗经》中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一件事，开个头很容易，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当领导的，几乎每天都要布置新工作，年年都要做新规划，奠基、剪彩、启动仪式，不绝于途。可是到底有多少能够坚持到最后，取得预期成果？可见，要想实事求是地做一个老实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对人民存一颗敬畏心，以实事求是态度做一个老实人。我们要把它牢记在心，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际活动中，乃至在共产党人的终身党性修养中，不断按这一标准要求自己，付诸行动。

同为八零后，同为《萌芽》新概念征文奖的获得者，同样写小说、拍电影，韩寒与郭敬明一路走来，经历相似，性格相异。人们谈起韩寒，必然要谈到郭敬明，谈到郭敬明，必然要谈起韩寒，仿佛他们是差异性很大的对照体，是磁性的南北两极。但事实上，这两个人的小说与电影，皆无多大艺术含金量。在人们谈论他们相异性的同时，恰恰忘掉的是他们的同一性：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是这个半威权半消费社会，三十余年来同一个经济之躯上并蒂莲般盛放的两张脸。

被新媒介塑造的“斗士”与“商人”

少年韩寒出版《三重门》后，仅仅在文学圈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并未获得社会范围的赞誉。韩寒拥有如今的巨大名声，完全得力于博客尚属网络主流媒体的时期。2006年左右，网络管制相对宽松，那些在传统纸媒上无法发表的文章，皆可在博客里发表再现。这一阶段，韩寒以杂文的方式挑战文坛、挑战传统甚至含蓄地挑战体制。那个宣称自己憎恶传统教育的叛逆青年，在博客的推波助澜之下，快速而完美地被塑造为一位新时代的文化英雄。

韩寒杂文的深度与格局，与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相比，往往显得深度匮乏、格局狭小。他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是他的年龄，二是他所持有的政治观点，三是他所占据的网络平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轰烈而短暂的文化启蒙运动，在严酷的政治高寒下夭折，一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就此分崩离析。网络有限意见空间的出现，再度点燃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的理想。在韩寒的杂文里，知识分子们依稀看到他们曾经热擎的火种，在这位八零后手中一息尚存，明明灭灭。他们如同绝望的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抓住这位后来者，并将这根稻草错认为拯救未来中国的英雄或栋梁。

显然，这是一种认知错误，一种卖火柴的小女孩式的认知幻觉：点燃最后一根火柴之后，小女孩看到了天堂的幻象。这幻象导致知识界对韩寒这一来自新生代的力量，寄予了过大的期待与希望。陈丹青力挺这位八零后才俊，梁文道在电视上预言：“假以时日，韩寒会是当代的鲁迅。”知识群体的激赏与媒体的大力推广，“公民韩寒”就此诞生了。文艺青年韩寒，从此行进在意见领袖的宽广大道上，扛着他所无法扛起的意识形态大旗，成为他所无能是、无力是的偶像：一个被外界强加的符号化自由斗士。

当韩寒在博客上，借助意识形态忙着打造辉煌声誉的时候，郭敬明正在加入体制，并与体制融为一体。他入作协，办杂志，屎壳郎推粪球一般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他躲避任何涉及公共领域的政治话题，以商人才有的市场直觉，精心培养着自己的粉丝群体。小城市长大的郭敬明信奉金钱就是力量。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是郭敬明所有作品的核心与主题。从四川自贡到大上海，郭敬明要完成的是他自身的上海滩传奇：他要功成名就，他要敛财无度，他要出人头地。郭敬明是国内最早将作家当明星来打造的人，他就是他自己的星工场。他整容、染发与粉丝密切互动。他深切地懂得，粉丝不但可以是娱乐明星的衣食父母，也可以是他的衣食父母。他要将自身打造成粉丝们的母蜂王，粉丝们痴迷的上供与尖叫，便是回馈给他的最高奖赏。

博客时代的郭敬明，一直处于舆论的弱势。韩寒以及韩粉利用一切机会对郭敬明进行力所能及的嘲讽：他矫揉造作的文风与他的身高，皆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然而，微博出现了。微博是“公民韩寒”的灾难，却是郭敬明的福地。方舟子在微博上发起的质疑韩寒的“代写门”事件，是韩寒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此次事件，“公民韩寒”几乎被打回原形。韩寒猪一样的队友与自身不慎明智的回应，更使名声大损。相对于韩寒具有攻击性的批判，厌倦了网络争执与喧嚷的网民，突然发现郭敬明比韩寒更宽容、更大度、情商更高。无论网民如何嘲笑他的身高还是作品，他皆以含笑的公关姿态化危机于无有。郭敬明利用微博这一新兴空间，成功地为自己洗白，塑造自身的新形象：一个自嘲、宽容、机敏的八零后娱乐明星兼商人。

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传播学家洛根认为，人延伸了媒介。人与媒介的互相缠绕，决定了世界的最终走向。在韩寒与郭敬明身上，我们便能看出，媒介如何改变人的命运。人，又是如何延伸着媒介的现实走向。无论韩寒还是郭敬明，两人皆是新媒介时代的巨大获益者。没有博客，韩寒便无法收割名声的金穗。没有微博，人们便不会对以抄袭起家的郭敬明，看法上发生质的改变。得力于新媒介的两位八零后，分别在博客与微博上收获到几乎相等的成就：他们拥有等量齐观的粉丝，他们可以不动用任何传统媒体，仅仅依靠自媒体（微博）之力，就将自己无论是垃圾还是精华的商品（小说与电影），大面积地倾倒给这个尚不明白新媒介威力的懵懂社会。

消费社会的两大“拜符号教”

消费社会，大多数人是物的囚徒。在广告、传媒、五花八门的营销手段的影响之下，人完全被异化，主体几乎丧失了判断力，消费购买各种各样的物，并被各种各样的物所奴役。马克思将痴迷于物的人称为“拜物教”，我们莫如将消费社会粉丝文化中，痴迷特有符号的人称为“拜符号教”。

拜物教在拜物的过程中，尚需对物的理解与占有。拜符号教，则不需对物有任何理解与占有，仅仅痴迷某个特定的符号即可。譬如痴迷LV这一品牌的人，他并不明白LV比别的品牌好在什么地方仅仅因为它是LV，他便痴迷于它。再譬如声称痴迷于马尔克斯的一些读者，往往并不明白马尔克斯的小说好在什么地方，仅仅因为那是马尔克斯所著，他便盲目迷信。令人尴尬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是盲信的羔羊，名声与品牌便是挥舞在盲信者头顶上噼啪作响的鞭子。羔羊们在牧鞭的驱赶下，消费虚无，乐不思蜀，一生徘徊在符号的教堂里不能自拔。

有影评人因为韩寒与郭敬明电影的票房号召力，怀疑传统电影理论已经过时，这显然是没有弄清消费社会的粉丝经济与电影美学之间的悖逆：粉丝们之所以观看电影，不是去欣赏美，而是去朝圣，去磕拜某个特有的符号。对拜符号教的信徒而言，符号就是他们神圣不可亵渎的圣物。无论这个符号中有无内容，无论这个符号里装载的是垃圾还是精品，拜符号教信徒皆会掏钱上香，一往情深地前往。这就是造成当今中国电影市场乱象的根本原因，粉丝是决定票房高低的根本原因，而非电影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一些高票房电影，与电影美学毫无关系，而与时尚、品牌、符号甚至营销手段有着密切的关联。韩寒与郭敬明电影票房的成功，是消费社会粉丝经济的成功，而非电影美学与艺术水准的成功。

2014年暑期的这场韩寒与郭敬明的电影大战，本质上是两个拥有大量粉丝却立场不同的拜符号教的战役。只不过，拜“韩寒”这个符号的粉丝，朝拜的是这样的价值体系：文艺情怀与曾经的自由主义立场。拜“郭敬明”这个符号的粉丝，朝拜则是：金钱、物质、纸醉金迷以及令人不忍直视的弱智故事。

韩寒借《后会无期》与“公民韩寒”告别

只要看过《后会无期》，便会发觉，这部影片的主题是成长与告别。相比郭敬明华而不实的华丽垃圾《小时代》系列，韩寒的《后会无期》算得上一部可圈可点的及格之作。

影片讲述了三位丧失家园的小岛青年，在从东往西的路上，所遭所遇的亲情、爱情与友情。但所有以信任为根基的美好情感，皆与欺骗迎面相逢。韩寒假借贾樟柯扮演的三叔之口，吐露出现实世界的残酷真理“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这是一句事关价值判断的语言。众所周知，衡量利弊的代价必然是丧失求真求善求美分辨对错的根本性价值观。

在影片热映之际，韩寒同时推出一本书，叫《告白与告别》。我们不由要追问：韩寒究竟要告别什么？韩寒这部处女作，不但弥漫着一股面对现实的严重挫败感，亦似在向自身曾经辉煌的公知时代告别。显然，对韩寒而言，“方寒之争”是重要的分水岭。“公民韩寒”在这场网络混战之后，丧失了基本的战斗力。他想借影片《后会无期》，摘掉外界与自身一度深爱的文化英雄桂冠，回归至“平凡之路”上，“成长”为一位具有感伤情怀的文艺男中年。

但，这真的是一种“成长”吗？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成长，莫如说这是一种逃遁。从此而后，文青韩寒很有可能就此逃遁至郭敬明的同一阵营，不问世事，闷头发财，偶尔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韩式影片里，悲天悯人地体现一下文艺男青年的低层关怀，从此转身为一位时代的缄默者。就此，时代宠儿的两张脸，在同一的商业躯体上，以极其魔幻的方式，完美重合。 （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