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我国成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这里的人们曾世代劳作于农牧狩猎，骑马、射箭、摔跤是传统的“男儿三艺”。身形剽悍、性情豪放的内蒙古人，自然是体育场上的好手，但展示技艺的机会并不只有那达慕……

不甘人后做强特长项目

调整布局突破发展瓶颈

2005年第十届全运会，内蒙古只在速度赛马比赛中拿到一枚金牌。2009年的十一运会，内蒙古的金牌数一下增加到8枚。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男子拳击选手张小平夺冠，成为自治区第一位奥运冠军。内蒙古决心进一步调整体育结构和布局，发展在国内竞争对手不太多的特长项目，增加了女子拳击、曲棍球等队伍，并大力开展冰雪运动。

经济社会进步为体育事业发展带来契机，但也出现新的矛盾。在自治区体育局球类馆门口，挂着“篮球协会”和“足球协会”两块牌子，但已经多年没有代表队，机构成了虚设。自治区体育局局长石梅说：“现在，老板要的是利润，老师要的是升学率，谁要足球呢？”

重竞技是内蒙古体育的传统，大级别项目更是重中之重。35年前，当时的呼盟莫旗成立了我国第一支曲棍球队，但内蒙古曲棍球竞技水平如何向高水平登攀，却不容易。包头一中女排基础不错，拿过世界中学生锦标赛亚军。但学校没有高水平教练，自治区没有排球设项，一直难有突破。面对发展瓶颈，自治区体育局执意抓队伍、建制度、改机构。今年4月，投资1.4亿元的伊金霍洛旗曲棍球场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曲棍球协会命名的鄂尔多斯曲棍球训练基地，2011年亚洲冠军杯赛已确定在此举行。以呼伦贝尔市为重点的冰雪运动也在发展规划中，自治区体育局为此增设了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机构，训练基地就放在呼伦贝尔市。

政府埋单盘活全民健身

体育为媒促进国际交流

在自治区西部，鄂尔多斯经济迅速崛起，而包头则有几十年老企业的基础，发展全民健身一呼百应，也是政府尽可能满足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几十个社区全部兴建了健身中心，市民出门在几百米之内便可参与健身活动。这些健身场所针对不同年龄的群体分门别类，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瑜伽等项目的爱好者各取所好，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全由政府支付。市体育中心副主任李丹阳介绍说，全市体彩一年能卖到两亿多元，拿出几百万元公益金配置健身设施不算什么。 

包头市的赵家营子过去是一片菜地，如今是个城中村，农民们建起了怡健苑健身会馆，人气颇高。在全市体工会上，市体育局局长邵文祥特别要求加强农村牧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吸引并动员体育教师、专业教练员、体育院校师生等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使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常态化。

包头市几十年没建过一座体育场馆。如今，记者看到即将竣工的现代化奥体中心，毗邻而居的是业余体校新校址。今年7月，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将首次在西部地区举行，奥体中心体育场承办开幕式和田径比赛。市体育局负责人张洪波说，引进高水平赛事，满足市民观赏需求，也是政府提供体育服务的内容。

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市与俄罗斯和蒙古国接壤，体育与旅游的优势被充分利用。市体育局副局长奥浩特多次带队到俄罗斯边境城市访问比赛，“俄罗斯人喜爱运动，像冰球这类项目人家强得多，而乒乓球强势当然在我们这一边，交流使大家都受益”。

只有20多万人的边陲小城满洲里，体育事业在中、俄、蒙三国的交流中十分活跃，年年有冰球、足球、自行车等项目的国际邀请赛。市民的东北大秧歌、太极拳等活动中，也常有俄罗斯和蒙古游客参与。体育场馆与遍布社区的文体中心共存，发挥各自的功效。在供暖期长达半年的高寒地区，各类场馆全部免费开放，政府为此做出的努力深得人心。

因地制宜开掘冰雪资源

申办大赛助推体育事业

辽阔的呼伦贝尔，具有开展冰雪运动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自上世纪50年代末内蒙古开展冬季项目以来，先后培养出袭艳芳、郭成江等优秀冰上运动员和教练员。曾担任女子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的伊敏，原是呼盟速滑队的蒙古族小将。我国参加冬奥会和亚冬会的队伍中，都有出自内蒙古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现在，呼伦贝尔市有12所速滑传统项目学校、6支业余和少年冰球队。牙克石市政府每年出资20万元为学校购买冰鞋，还建有一所美籍华人王嘉廉资助的冰球希望学校。

扎兰屯市副市长梁永三说：“呼伦贝尔有冰雪运动传统，扎兰屯市既有雪场条件，人们又喜爱滑雪，政府应当投入，改进设施，提供服务。今冬就有来自全国的7支单板滑雪队来扎兰屯集训，一些学校冬季干脆就在滑雪场上体育课。”

呼伦贝尔的雪期比亚布力和吉林都长，不少滑雪队来此训练，就是看好降雪早、雪期长。在凤冠滑雪场,记者看到滑雪大厅里设备和服务一应俱全，3000多米长的索道宛如缎带，披绕在山脊密林之上。曾多年担任牙克石市委书记的巴树桓说，温饱解决了，就要提高生活质量，体教文卫必须跟进，冰雪运动与旅游结合，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将于今年动工的综合滑冰馆选址在海拉尔，加上改造现有的多处体育馆和滑雪场，呼伦贝尔申办2016年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的计划正在细化。如果成功，全国冰雪体育盛会将第一次走出黑、吉两省，冬季项目训练竞赛和大众健身也将顺势登上更高一级台阶。 

那达慕(链接)

那达慕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意为“娱乐、游戏”，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的那达慕，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 

那达慕或以嘎查（村屯）、苏木（区乡）为单位，或以旗县为单位举行。那达慕分为大、中、小3种类型，每次要进行男子“三项”的比赛——摔跤、赛马和射箭。大型那达慕，摔跤选手为512名，骏马300匹左右，会期7至10天；中型那达慕，摔跤手256名，马100至150匹，会期5至7天；小型那达慕，摔跤手64名或128名，马30或50匹左右，会期3至5天。 

近来，特别是随着演艺明星赵本山将他经营的“刘老根大舞台”分部开到北京，有关二人转的话题被广泛关注。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二人转”演出的议论与批评，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网络上甚至出现了针对专家言论的诸多口水帖子。冷静检视这些现象，不难发现，这一方面反映出大家热切关心二人转艺术当下的传承发展问题，也暴露出有关二人转以及整个曲艺的发展从认识到实践都存在着的糊涂说法与做法，有必要加以厘清和检讨。什么是二人转？它的魅力与价值何在？二人转作为一种表演艺术，主体是属曲艺的“唱曲”形式。一般认为是清代中叶华北流行的莲花落被当时的移民带出山海关之后，与东北地区的大秧歌结合发展而成，其间吸收化用了东北大鼓和东北民歌等音乐元素，至清末民初基本定型，距今约有300年历史。表演形式以唱为主，间有说白，叙述为主，代言为辅。节目类型既有甲乙二人扮成一旦一丑、载歌载舞、分行当说唱的“双玩艺”和多人分持不同的伴奏乐器轮递坐唱的“群唱”形态的主体演出形式；又有趋向小戏体裁即人物角色化扮演的“单出头”和“拉场戏”形式。唱腔音乐十分丰富。伴奏乐器有板胡、唢呐、竹板等。唱词以七言和十言为主，兼有长短句式。表演讲究唱、说、做、舞四功的综合运用，其中做功（亦称扮功）包括手、眼、身、法、步的综合运用，讲究身段和动作对于说唱内容的辅助表达；舞功以跳东北大秧歌舞为主，也吸收有其他民间舞蹈和武术成分，并有耍扇子、耍手绢、打手玉子、打大竹板等杂技性的绝活穿插其间。这样的形态与技巧构成，使得二人转的表演火爆热烈，酣畅淋漓，蕴涵着东北人的豪爽性情与黑土地的质朴风格。不仅有“二人演给万人看，万人围着二人转”的以少胜多品性，而且还有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所说的“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般的美学品格，更有东北民谚“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所折射出来的其在当地人精神生活中所占据的无可替代地位和特殊价值。凡此无不表明：二人转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和独特审美情趣的艺术表演形式，活泼但很庄重，通俗而不低俗，自身魅力无穷，深受大众欢迎。时下流行的“二人转”缘何“走红”？又为何备受质疑？眼下走红的所谓“二人转”，如许多人所言，实际上已经“变味”、“走样”，或如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所言，是一种打着二人转旗号的“二人秀”。与真正的二人转艺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唱曲”的主体特征基本消失，类似“戏剧小品”式的模仿逗乐和“什样杂耍”范畴的吹吹拉拉充斥其间，节目的完整性包括情节的连贯性、人物的典型性和主题的鲜明性更是无从谈起。名为二人转，而实属“四不像”。但就是这样的所谓“二人转”，却出奇地“走红”起来。可明眼人清楚，这种“走红”并非因节目优秀，而是借助媒体和明星艺人合流形成的强势宣传炒作起来的“走红”。一旦媒体失语，泡沫必定破灭。其代表性节目的艺术成色，也如有人根据小沈阳领衔的“笑转2009刘老根大舞台全国巡演”所概括的那样：“掌声需要讨出来，演员没事互相踩，低级俗套往外卖”，着实是对表演者良好愿望走向自身实践反面的一种辛辣调侃。对于此等“二人转”节目及其“走红”效应提出质疑，因此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这种将实际上的“二人秀”指鹿为马、张冠李戴地称之为“二人转”，对于真正的二人转及其知识体系，是一种巨大的遮蔽性破坏：不仅由于混淆视听而误导着大众对于真正二人转的认识和审美评价，而且由于节目创演的假冒伪劣和粗制滥造，客观上败坏着二人转艺术的美学声誉；同时，这种错位的实践和错误的宣示，使得此类“二人转”的经营者们原本可能崇高真诚的弘扬繁荣二人转艺术的美好愿望，出现了实践上的南辕北辙和事与愿违。从“绿色二人转”到“新生态二人转”：观念模糊加剧发展迷误当然，人们诟病“二人转”的原因远不止于此，除了节目的粗制滥造和格调低下，尤其“说口”的荤黄粗俗，包括前些年有的“二人转”演出团体出访北美时因节目缺失人文关怀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找“包袱”而遭遇“道义门”的创演尴尬，都使二人转的艺术形象蒙受着耻辱。同时，对赵本山有感于一些二人转演出的荤黄粗俗而倡导的“绿色二人转”提法，以及有关单位主导的所谓“新生态二人转”的讨论，都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绿色二人转”的提法，由于没将所指归结到节目上，而是落脚在艺术形式本身，难免带来误会：似乎“黄色”乃是二人转的宿命，给二人转涂上了“原罪”的色彩。其实，二人转就是二人转，本无蓝绿黄红之别，自身并没什么罪过。只是一些品味不正、格调不高的节目，背离了二人转作为艺术的审美追求，充斥着庸俗色情的低级趣味，给人以诟病的口实。这种形式和节目不加区分的提法，难免形成“原罪”的误会，当然遭到专家的质疑。至于“新生态二人转”的提法，由于承认了部分观众不健康视听需求的现实合理性，客观上扮演着默认“不良”二人转节目的退让妥协角色，很容易成为“变味二人转”、“走样二人转”乃至“灰色二人秀”的“遮羞布”与“保护伞”，受到质疑也就在所难免。至于一些人将二人转的“变味走样”冠以“改革创新”，用以抵制外界的批评，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野狐禅。一些业界人士笼统而又不加分析地将“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作为二人转创演的理由与依据，那就更加危险。包括赵本山面对来自不同方面对于自身团队创演的批评，所发出的“主题就是快乐，快乐就是主题”、“二人转就是大俗的艺术，‘雅’就是二人转的死亡”和“二人转就是野生的艺术”等宣言，体现的不光是对批评的不屑，还透露出有意“放弃担当”、刻意“追求娱乐”和着意“甘当草莽”的艺术操守与审美立场。这些言论一个十分显见的偏颇，就是将艺术的功能简单化、扁平化，将属审美风格范畴而非高下好坏范畴的“俗”与“雅”对立起来并是非化，将艺术创演精神审美的人文内涵粗鄙化、浅表化。其片面和狭隘，必然会使自身对于二人转“通俗”品格的理解陷入粗俗、低俗乃至恶俗的误会而浑然不觉。很显然，这种面对质疑的对抗背后，折射出的是与二人转发展相关联的种种糊涂态度与偏颇认识。且深刻警示我们：对二人转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明确的思路。特别在其已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需要科学保护的情势下，厘清并处理好有关二人转传承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赵本山作为经过本人申请和地方政府推荐，最终由中央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认定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二人转的代表性传承人，不仅肩负着全面深刻地传承发展二人转艺术的神圣使命，而且肩负着准确传播二人转知识的庄严责任。由他提出的有关二人转发展的言论和领衔演出的二人转节目，便不能过于随意而惟商业娱乐马首是瞻，更要以引领二人转传承发展的正确方向作为艺术的自觉追求。真正的二人转乃至整个曲艺应当怎样发展？二人转发展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曲艺发展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比如，随着商业社会的形成与新媒体的崛起，艺术创演的“快餐化”与“消费化”日趋加重，宣示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弘扬伟大精神、展示美好心灵的审美创造，日益被娱乐时尚的追逐和声光感官的刺激所代替。曲艺界的一些人也随波逐流，以纯“娱乐”的心理与姿态从事创演。“今天写,明天演,后天丢”和“说书单纯讲故事，唱曲非要加伴舞，韵诵只把技巧弄，谐谑嬉闹卖粗俗”的偏误现象比比皆是；再如，一些所谓的曲艺“革新”，“小品化”和“歌舞化”倾向十分严重，形成了对曲艺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叙述的表演特质的背离。其中，将“相声剧”当作相声进行经营、指称和宣传的行为，就是这种糊涂“革新”的典型例证。这也表明，二人转的发展状况，是整个曲艺发展的典型缩影。当然，人们在质疑和诟病时下所谓的“二人转”创演包括整个曲艺发展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不能无视广大曲艺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自身艺术所做的艰辛努力。但之所以在二人转乃至整个曲艺的创演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二人转以及整个曲艺界自身的局限，更有复杂深层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原因，需要我们从曲艺文化生态建设的宏阔视角加以关注。毋庸讳言，从业人员知识结构的不够健全和专业素养的整体下沉，是制约二人转乃至整个曲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相声大师侯宝林生前曾经痛切地慨叹：“明白地说相声和说明白相声的人，确乎不多。”二人转乃至整个曲艺界，又何尝不是如此。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从业者均由个人爱好转入专业工作而缺失专门孵化的客观事实，表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缺乏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曲艺等传统艺术的深度文化传承，更被遗憾地隔离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和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曲艺和杂技一样，也被遗忘在艺术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户籍之外。导致有关曲艺的知识传播和人才孵化，无法进入现代教育的高端层面与主流视野。面对这样的体制缺位与机制缺失，聪明成功如赵本山这样的人，都不能逃脱自身的局限而遭受专家的质疑，其他一般的从业人员在艺术上的自觉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且令人无法不去担忧。换言之，这种曲艺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与基本素养不够健全的问题，责任主要不在从业者本身，而在我们的社会。为此，亟须通过修补相关的制度缺陷，创造良好适宜的生存发展条件，来完善曲艺发展的生态链条，切实推动曲艺的全面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