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大兵压境，把长春包围得水泄不通。龟缩在市内的十万国民党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整个长春市无水、无煤、无电、无粮，商家关门，学校停课，简直是一座孤城、死城。 

当年十四岁的我，听大人们讲述和亲眼所见，种种惨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抢粮拆房抓壮丁 

粮价一日数涨，从每斤几十万涨到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而且有行无市。一个金戒指换不来几斤高粱米，一座大白楼100斤高粱米也没人换。摩电车在大街上横躺竖卧，变成了厕所。市民吃糠咽菜扒树皮，很多人饿得倒下就起不来了。国民党军队除了每天到处抢粮，就是靠飞机空投粮食。开始时还用降落伞，后来降落伞用光了，只能把粮食包直接往下扔，砸坏了民房，砸死了人。 

国民党兵在连排长的带领下，到处拆房子，把拆下来的木头拿到市场上去卖。一天夜里，听到轰隆隆一阵巨响，第二天去看，三层楼房底层还住着人就被拆倒了，废墟上血迹斑斑，横卧着数具尸体，其中有住户，也有拆房的国民党兵。我家附近的原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即伪满电影制片厂），是一大片平房，几天工夫便被拆成平地。每逢有国民党兵拆房，我就和几个同龄孩子去捡小木块。有一次趁其不备，我拽起一根较大的木头就跑，不料被国民党兵发现，追上来把木头抢回去，还把我痛打一顿。 

在大街的显眼处，国民党军队刷了许多大标语，其中有：“朱毛不死，内乱不止”，“戡乱救国，剿灭共匪”。为了“剿灭共匪”，国民党当局大肆抓兵。在大街上凡是看见十八岁到五十岁模样的人，抓起来就往临时集中点送。父亲那年三十八岁，二叔三十四岁，三叔、四叔二十刚出头。父亲、二叔为避免被抓，都留了胡须，三叔、四叔相继被抓走。那天，我奶奶领着我东找西找，最终在西安大路一幢大白楼里，找到了被集中在这里的四叔。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地面上铺着稻草，被抓的壮丁足有四五十人。他们或躺或坐，一脸憔悴、悲哀和绝望。像这样的集中点，全市不知有多少个。奶奶和四叔说了许多安慰和告别的话，满含热泪分了手。在回家的路上，奶奶喃喃自语：“这样的兵能打过八路军吗？” 

一把黄豆过春节 

1948年春节到了。初一那天，不知父亲从哪里弄来几把黄豆。饿了许多天的一家人，围着一口大锅炒黄豆。燃料是我和父亲从附近炉灰堆里筛出来的“煤渣”，浇上水，冻成块；引柴是我拉着小爬犁、拿着一根顶端绑着铁钩的长竿，从大同公园的树上勾下来的冻树枝。这样的燃料光冒烟不发火，黄豆炒得半生不熟，每人抓一把出来进去吃，这就算过年了。 

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天天都能听到饿死人的消息。到了三月份，妹妹出生了，家里又多了一张嘴。父亲母亲成天叨咕：“用不了多少天，都得饿死啊！”父亲看到已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出市区，便说：“别等死啦，咱们也走吧！” 

此时，全家共五口人：父亲母亲和我，年近六旬的奶奶，还有未满月的妹妹。那天，父亲把全部家当装上了一辆手推车，奶奶抱着妹妹坐在车上，父亲推车，我在前面用绳子拉，小脚母亲跟车走，开始了艰难的逃亡生活。目的地是海龙县山城镇，因为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困居公主岭 

我们是从洪熙街（今红旗街）哨卡出去的。全副武装的宪兵验过证件，放我们出了哨卡。只见通往郊区的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推车的，担担的，背着的，搀着的，哭着的，喊着的，一个个面黄肌瘦，步履沉重，挤满了路面，汇成一股汹涌的洪流，争相向南逃去。 

一出市区，不远处便是大屯。解放军精神饱满地在街上巡逻。土墙上用白灰写着大字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实行耕者有其田！”到了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活命的希望，天天怕饿死的那颗心才放了下来。 

从大屯再往前走是范家屯。在范家屯，父亲把手推车卖了，雇了一辆马车到了公主岭，住在一家小旅店里。因为公主岭离四平很远，又不通火车，这一住就是两个月。这期间，父亲把仅有的几件衣服拿到破烂市去卖，再买回一点玉米面。这点玉米面吃光了，再没有可卖的东西了。怎么办呢？无奈之下，父亲便买进几件再卖出去，带着我一起倒卖起破烂来。那破烂市真大呀，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和父亲每人肩上搭着、手里拎着、口里叫着：“谁买，谁买？贱卖，贱卖！”反复地在市场里转悠。就这样靠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进入五月份，还是有不少人逃到公主岭来，他们都讲述饿死人的情景。其中有这么一件事真是骇人听闻：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的妻子饿死了，他也饿得快不行了。他把妻子的大腿卸下来，煮熟当做猪肉卖，从此便产生杀人卖肉的恶念，做起卖人肉的生意来。白天他把街头的儿童骗至家中，晚上把其打死，翌日去卖肉。先后被其打死的儿童共有十一名。一个较大的孩子没被打死逃了出来，报告了警察局，这才将那个卖人肉的人逮捕并处以极刑。奶奶听了这些，庆幸地说：“咱们多亏两个月前就逃出来了，不然准得饿死。”一张“土车票” 

五月的一天，父亲一进门便高兴地说：“听说四平到梅河口通火车了，咱们快去四平吧！”第二天，雇了一辆胶轮大车便起程了。 

四平，没有一幢完好的房子，断壁残垣，弹痕累累，废墟片片，满目疮痍。偌大的火车站，铁轨被炸得拧成了麻花，只有两三处小板房算是车站办公的场所，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父亲到公安局办理了登车手续。那手续可真够“土”了。听父亲说，是一位穿灰军装的女同志，随便拿了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一句话：“他们是从长春逃出的难民，让他们上车吧！”写完盖了公安局的印章。 

就是凭着这张“土车票”，第二天我们登上了开往梅河口的火车。这火车，不是客车，也不是厢式货车，而是没有任何遮拦的平板车。白天怕飞机轰炸，只能夜间开行。火车速度极慢，而且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停下来，一路上走走停停。夜色朦胧中，能看到路旁的电线杆间隔几根就有被火烧断的，半截电杆悬在电线上。从四平到梅河口足足走了一整夜。在梅河口雇了一辆马车，于当日中午到达了山城镇。 

十月份，听到了长春解放的消息。

□郝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