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父亲好不容易进一次城，我陪他看过高楼大厦后，又打的去一处风景区玩。下车时，父亲看见我给了司机20元，就说：“坐一阵车怎么要这么多钱？”我说：“不多，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从风景区出来后，父亲不肯坐车了。从风景区到家有10公里，走回家那还不得累死？我还是叫了一辆的士。父亲见我不听他的话，就生气地自己走了。我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最少要25元。我预先付钱给司机说：“等一会儿见到我父亲，你就说只要两块五毛。”司机问我为什么要骗父亲，我说：“我父亲刚从乡下来，他心疼钱，死活不肯坐车。”司机愣了一下才说：“好吧。”司机把车停到父亲身边。我叫父亲上车，父亲却要我下车。司机说：“大叔，你上来吧。我是顺路捎你们回去。只收两块五毛。”父亲这才上了车，一个劲地谢司机。

司机一路跟父亲说话，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时，还亲自给父亲打开车门。等父亲下了车进了家后，司机又把我叫回到身边，将那25元还给我说：“这钱，你拿去买一瓶酒给大叔喝吧。”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为什么不要钱？”司机说：“因为你的父亲太像我的父亲了。我父亲进城后，也是心疼钱，不肯坐车。”我问：“你父亲还好吧？”司机说：“他走路回家时，被车撞死了。”

司机眼里涌满了泪水，他默默地开车走了。那25元钱，我至今还保存着。

2001年2月26日，在印度新德里市郊，一群孩子搭车从学校回家。

虽然联合国先前预测10月31日世界人口达到70亿仅具象征意义而不具统计学的准确性，但这一“人口时钟”，再次提醒人们直面它带来的挑战。人类不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物质财富，也导致了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使地球家园的负荷越来越沉重。 新华社发

日前，温总理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温总理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讲真话”和“听真话”，本来是道德、政治等范畴中的基本要求。它是社会对公平性追根问底的要素之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现，是干部了解实情，做好决策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现实、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一些时候已经习惯不讲真话。“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个民间顺口溜虽然极具夸张意味，但却折射了领导干部不听或者听不到真话、百姓不讲或者不愿讲真话的可悲现实。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讲真话？从经济学角度看，主因是讲真话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少，有时甚至是负效应。百姓讲真话，领导不爱听，没有好处不说，轻者被“扣帽子”、“穿小鞋”，重者还可能遭受牢狱之灾。说真话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巧言令色、说假话的人倒易于“获利”，在“利润”这根“指挥棒”下，多少人还愿意说真话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们不愿意讲真话的根子在一些领导身上。

如何创造领导愿意“听真话”的条件呢？只强调领导有“听真话”的道德勇气，强调干部的修养胸襟，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建立促进“听真话”需求的科学机制。这包括改革干部的选拔机制，应多选拔想干事的人做领导，这样的干部有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必然求贤若渴，乐于纳谏；还包括改变惟上的干部考核机制，这样，干部才会形成纳谏如流的习惯，把精力放在做好工作实绩上，而不是热衷于“两眼向上”、“耍嘴皮子”，说些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另一方面，要有“讲真话”的激励机制和保护机制。不但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好处，还要保证“讲真话”的权利，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消除人们的顾虑。

有了“听真话”的条件，“讲真话”就会成为必然，巴金先生所说的“说真话并不难……”也才能成为人们的真实感受。创造“听真话”条件，我们的干部要走在前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