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吉林乌拉设水师营,并设造船厂，康熙十二年（1673年），营建吉林城池，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移驻吉林城后，吉林古城遂长期处于省会地位。因此，它不仅是清代在东北中部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成为该地域的文化中心，并由此拉开了吉林城戏曲活动的序幕。

在建船厂之前，吉林还只是人烟稀少的土人渔猎之地。在设置船厂3年后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途经这里的流人张缙彦记载道：乌拉江中造战船，练水兵，兵士与帮丁七八百名，踵至者以六百户计。人烟凑聚，商货流通，近改驿道，移满汉章京各两人镇守，遂为宁古重地。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船厂设立后的繁盛。安珠瑚营造吉林城池后，筑城墙，建军府，造官衙，盖民房，人口剧增，城市经济随之发展。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后，形成城中“中土流人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杨宾《柳边纪略》）。戏馆的记载说明，康熙初年吉林城已有戏曲活动。

吉林城历经永吉州、吉林厅、吉林府几个时期，到清朝撤销封禁之后，大批山东、河北以及山西、江浙流民涌入吉林一带，使久被禁锢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边台、驿站、村屯人口密集，农村经济日益活跃，大宗农副土特产品聚集于吉林城的贸易市场，城市手工业出现了十一大类、上百个行业。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戏曲活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将军、知府等大小官吏，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和商贾的大宅均集居于吉林城内，征歌顾曲，饮宴堂会，蔚为时尚。

城区戏曲活动的首要条件是要具备演出场所。据《吉林通志》、《永吉县志》载，吉林城内最早的戏楼出现于康熙四年（1665年），可见吉林是先有戏楼，后有城池。目前，已知吉林城内清代戏楼有九个，一是城隍庙戏楼，康熙四年（1665年）建，地点在城内将军署东；二是山西会馆关帝庙戏楼，康熙五十年（1717年）晋人集资建此庙，地点在东莱门外；三是北山关帝庙戏楼，康熙四十年（1701年）建关圣祠，雍正九年（1731年）续建戏楼，此楼在德胜门外的北山；四是迎恩门外山神庙戏楼，雍正元年（1723年）建，此楼在现临江门西一里；五是火神庙戏楼，雍正五年（1728年）建，此楼在现临江门西；六是小东门外关帝庙戏楼，乾隆九年（1744年）建，此楼在小东门外一里；七是城东山神庙戏楼，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此楼在城东；八是观音堂戏楼，乾隆三十年修，此楼在巴尔虎门内路南；九是财神庙戏楼，嘉庆十五年（1810年）建，此楼在翠花胡同。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北山玉皇阁内建起了梨园界祖师唐明皇的老郎殿，祀奉献匾的伶人络绎不绝，香火旺盛。

由于大量庙宇戏楼的出现，戏曲活动逐渐繁荣起来。庙会戏、酬神戏、太平戏、丰收戏、喜庆戏等演出形成风气，尤其以庙会戏蔚为壮观。从春三月到秋九月的各种庙会，名目繁多，有“参户集资”的山神庙会（农历三月初三日），有“各旗协领参领董其事”的观音堂庙会（农历六月十九日），有“各商社赴会祭拜”的财神诞辰演戏（农历九月十七日）等，几乎每月都有一次，乃至几次的庙会演出，十分热闹。道光年间，窦鼎在《吉林赋》中载：“神会演戏，男女毕集。”又载：“梅花当（男曲班）唯凭时尚曲调，窰隆班（女曲班）另有迷人技艺。”宣统年间的沈兆禔在《吉林纪事诗》记载：三月三日，城北元天岭（即玄天岭）真武庙会“演剧酬神三月三，元天岭下共停骖，仙人不为盲人会，有瞽齐来醵饥甘”。《永吉县志》载：三月十六日，山神庙会，各参户醵资演戏，山村具牲醴祀神者尤众。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会，祀神演剧游人甚多；四月二十八日，北山药王庙会，男女出游演戏，旁设茶棚食馆甚众；五月十三日，俗谓关帝单刀会，北山庙演剧，《吉林赋》有“首夏酬神，唯尊关帝”之语；六月十九日，观音堂会，各旗领参领董其事，演戏祀神，旁设茶楼，中建高棚，以避炎日；六月二十四，北山关帝庙会演戏，咸往登临，借以消暑；九月九日，元天岭演戏，士女登高，其三皇庙、仙人堂各会与上巳（三月初三）同；九月十七日，财神诞辰，供排面鸡鱼，各路商人赴庙祭拜，演戏敬神，观者如堵。

清代吉林城戏曲演出，形式多样，热闹非常。最先演出的戏种应为山陕梆子。《永吉县志》载，康熙五十年（1711年），居住在吉林的晋人集资，在东莱门外修建了关帝庙和山西会馆，会馆设于庙内，每逢年节演出梆子戏。戏楼既为晋人所建，又与关帝庙（关羽祖籍山西）、山西会馆为一体，其梆子戏便可能是山陕梆子了（此时河北梆子尚未传入）。

康熙年间，随着华北流民、流人进入吉林城，山东、河北的汉族民间歌舞——秧歌传入，并与东北民间歌舞融合，形成东北大秧歌，普及于广大农村和城镇之中。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载：“十五日，为元宵节，以粉餈祭祖先，街市张灯三日，金鼓喧阗，燃冰灯，放花爆，陈鱼龙曼衍，高跷、秧歌、旱船、竹马各杂剧。是日，男女出游，填塞衢巷。上元夜，好事者，扮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戛相对舞，而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旁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乃舞，达旦乃已。”当时的秧歌，已形成了男女对舞和歌舞并重的演出形式，孕育着民间地方小戏的诞生。

嘉庆年间，东北地区诞生了民间地方小戏——“蹦蹦”（今称二人转）。吉林地区的二人转活动约始于道光初年，时有韩边外一家四代人，在桦甸占山割据，开采金矿，建有上戏台、下戏台和宝戏台，邀请蹦蹦戏、梆子腔常年演出，延续近九十年。二人转艺人以此为基地，活跃于以吉林城为中心的永吉、蛟河、桦甸、舒兰和榆树等地的乡村、林区和矿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史称“东路二人转”。此时，专业性戏班已经出现，著名的戏班有“公胜班、长乐班、崔七班”等，涌现了刘福贵（江东第一丑）、赵富、赵凤礼、大王贵和赵小玲子等数十名有影响的艺人。

从光绪初年到宣统年间，吉林城出现了军械、冶金、机械、采矿、酿造和面粉等近代工业，城市扩大，人口增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设行省，吉林城正式成为省会。中东铁路通车，吉长铁路筑成，更促进了吉林城新兴工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这个时期，在吉林城的闹市熙春里、锦城街坊、德胜门外、水门洞子附近，相继开设了天庆茶园（后改桂茶园）、康乐茶园、群仙茶园等一批市井演出场所。河北梆子、京剧、评剧等戏种进入吉林城，吉林城戏曲活动掀开新的篇章。

河北梆子在吉林城的演出活动中，有许多著名的演员和剧目。演员中有老三旦（侯俊山）、达子红（梁宗旺）、崔灵芝（崔德荣）、十二红（薛固久）等。演出剧目有《玉堂春》、《南北合》、《蝴蝶杯》、《算粮登殿》等。评剧形成于清末，早期称“落子”，初创时期在吉林便有演出活动。

在吉林城戏曲活动史上，吉林巨商大贾牛子厚，为中国京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牛子厚邀请北京四喜班的演员，来吉林康乐茶园演出，揭开京剧传入吉林城的序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牛子厚出资在北京创办喜连成京剧科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季，科班的全体教师和学员200余人来吉演出达两年之久。

喜（富）连成科班的兴办，不仅使中国京剧走出低谷，而且培养了梅兰芳、周信芳、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袁世海等一批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喜（富）连城科班办学长达40多年，在中国京剧史上独树一帜，他的影响和历史功绩，诚如梅葆玖先生在吉林市纪念牛子厚创办喜（富）连成社一百周年致词中所言：“喜连成、富连成是中国京剧的清华、北大。”

二、鸭绿江文化的考古学依据和该地区的历史沿革

山文化，可以包含水文化。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均发源于长白山，当然可以包含在长白山文化之中。有长白山文化，就可以有松花江文化、鸭绿江文化、图们江文化。这可以从考古学中找到证明。长白山地区旧石器文化遗址也是比较丰富的。

鸭绿江流域有辽宁东港前阳人遗址、浑江流域旧石器遗址等。集安境内也有旧石器时代遗存。

就年代跨度而言，长白山三江流域旧石器遗址，从距今20万年到6万年、2万、1.5万年不等。这是一批填补空白的重大发现。这是长白山文化之源，是长白山文化、中华文化、人类文化宝库中之瑰宝。

今天侧重谈鸭绿江文化。对于鸭绿江文化，由于尚未发现具有典型性标志性的文化遗址，还没有以鸭绿江文化命名的文化类型。我们现在讨论的鸭绿江文化，是从一种比较宽泛的角度和意义上来使用“文化”这个概念的。

鸭绿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长白山区有着密切的联系。石制品的原料大多为黑曜石，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高超的石器制作技术。这一地域旧石器晚期文化利用石片制作石器、以石刃制作工具。出土的石器大多有二次加工的特征。细石叶、细石刃石核受到了华北地区的影响，继而影响到周边的朝鲜半岛等地。

这些遗址的出土器物，在类型上具有相似性，均用黑曜岩，充分反映了这类遗址所处的相似的地质背景以及这一地质背景为古人类所提供的相似的石料。黑曜岩是火山的产物。长白山仍是一座活火山。从打片技术来看，这些遗址的文化有些差异明显，但也有相同的特征。说明长白山旧石器文化具有多样性。

长白山西南方向，已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在这些遗址区域中，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自然环境异彩纷呈。

这些新发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这几处旧石器遗址本身，更重要之处在于证明了长白山地区，也是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地区。这里的自然环境，是适宜古人类生存的。鸭绿江流域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意义重大。由此可知，长白山区物种上的原生性，为动物提供了食物。长白山所孕育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从自然环境中按特定的形式摄取、利用生活、生产必需品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来源。

白垩纪末开始出现的被子植物，到第三纪全面发展，中新世时，以胡桃楸等阔叶、落叶种属为主的被子植物十分茂盛。自此以后，植物种类逐渐繁多，进入现代植物时代。动物的发展也发生巨大的飞跃，现代蚌类、现代鱼类随即产生，而且种类繁多。新生代特别是更新世，出现了猛犸象、披毛犀等哺乳动物。以人类的出现为标志，生物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96年，我在白山市委、市政协任职，到市文管办调研，一进门，差一点踢到一堆猛犸象腿骨化石。这是白山市当地出土的。猛犸象，属于东北地区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中常见的属种，是旧石器晚期与人类共生的动物。这个动物群，遍布长白山区。从食草类动物化石多于食肉类动物化石的比例可知，长白山下的诸多仙人洞一带，当时是森林草原环境，适合于古人类生存。

鸭绿江流域最早的人类居住址，目前已知有辽宁东港前阳人遗址，“前阳人”是已知的鸭绿江右岸最早的原始人类。1982年，在当时的东沟县前阳镇山城村白家堡子后山上，开山打石时发现了一个洞穴。从洞穴中发现了一个原始人类的头骨化石。距今约18000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前阳人”与“山顶洞人”同处在一个纬度线上，其生活时期大致相当于周口店山顶洞人。因为这一头骨化石是在前阳古洞发现的，所以定名为“前阳人”。

2009年，我与孙仁杰、迟勇到前阳洞遗址考察，看得到在洞穴中有火烧石、火烧土，可知“前阳人”已经懂得用火。生产工具有打制小石核、石片等，说明“前阳人”已经会制造石器了。

在前阳古洞中出土的还有人头盖骨、下颌骨、股骨和六枚牙齿。“前阳人”门齿化石的舌面是铲形的，说明其属蒙古人种，即黄种人。“前阳人”下颌骨上升枝较窄，与我国南方人较接近，同时，其鼓板也薄，接近于我国南方人。可以认为旧石器时代的“前阳人”与我国西南方向的人类有着血缘上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前阳洞穴遗址周围是低山丘陵，洞口朝南偏西，可避风寒。洞穴前方是一条古河道，古河道以南便是一望无际的滨海平原。已发现的17种哺乳类动物化石，如鬣狗和野马（均已绝种）、狼、鹿、獾等，说明“前阳人”生活的时代气候温暖湿润，已大体与现代相同。长白的原始遗址有孤山子、鸡冠砬子、十二道沟等23处。临江苇沙河遗址，大体属于新石器晚期。集安的大朱仙沟遗址、胜利遗址、长川遗址，也是鸭绿江边的原始遗址。宽甸、桓仁到丹东，原始遗址应当比上游更加丰富。

鸭绿江右岸一带特别是中上游地区，夏、商、周时隶属青州和营州，秦属辽东郡外徼，西汉属玄菟郡，东汉至唐初属高句丽，高句丽灭亡后为安东都户府所辖，唐属渤海国西京鸭渌府，临江为西京鸭绿江府所在地。宋、辽时先属东丹国，后属东京道渌州节度使。金、宋属上京路会宁府曷懒路，元属辽阳中书行省开元路。明时属建州卫，清时属盛京。有些地方，清初属奉吉两省荒徼，后属兴京府，光绪三年（1877年）设通化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临江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长白府治，属奉天省。

鸭绿江文化的传播、交流、繁衍是双向的。首先是中原文化的东进。择其要者有三：

箕子适朝鲜，是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东进。远在唐、虞、夏、商之时，鸭绿江流域即已人烟早布。“禹平北土，置九州”，此地属齐州。舜分齐为营，此地转营州属。周武王灭商，“释箕子之囚”，箕子带5000人回归商人旧地，“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燕赵文化注入长白山下、鸭绿江边，是中原文化第二次大规模东进。公元前300年左右，鸭绿江一带属燕之辽东郡。秦统一过程中，燕赵文化大规模东移。1977年，集安阳岔高台子出土赵国阳安君青铜短剑，经我考证，青铜短剑铭文之阳安君为李跻，是赵国国相李兑之子、李氏得姓之祖李利贞十七世孙、老子李耳五世孙、唐高祖李渊三十五世祖。这一结论，发表在《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6期，已写入《2005中国先秦史研究概览》，得到著名考古学家林沄先生的肯定：“张福有先生所提阳安君即李跻一说，我觉得很有道理。”“这可以看做他的一个发现吧，从时代上来看也差不多。”（引自《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第16页）1988年，长白县八道沟镇葫芦套村出土赵国蔺相如青铜戈。长白县干沟子有战国古墓群，长白县二十一道沟有赵国积坛群，出土青铜盖弓帽、青铜短剑等。这说明，燕赵的礼仪、文化过来了。秦统一六国后，鸭绿江流域属秦辽东郡。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增设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是中原文化第三次大规模东进。这对于鸭绿江流域的管辖，非常重要。

此后，魏毌丘俭的东征和隋唐的东征，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诗词的影响，就相当突出。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吉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