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傍晚，我经常去通化广场纳凉，欣赏那欢快的东北大秧歌，感受唢呐的悦耳和锣鼓对心房的震动，站在秧歌队旁，一天的疲惫会不翼而飞，让人感到生活得很幸福。一天，
我在围观的人群中见到了一位腰板挺拔、气质不凡的老太太。她的与众不同吸引了我，当老人扭头与身边的人说话时，我乐了，原来与老人说话的是我同一单位的姐妹方权。我猜想，老人一定是方权那当过老兵的母亲。我走过去与她们打招呼，不出所料，老人真的是方权的母亲杨凤兰。
有幸与杨凤兰老人结识后，我缠着她给我讲年轻时当兵的故事。老人家很健谈，她打开记忆的闸门，向我讲述了他们那一代人在战火中的青春。
杨凤兰，1928年出生于内蒙古开鲁县五官营子村。1946年3月参加东北民主自治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从辽吉军区后勤部副连职干部岗位转业，1983年从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二处离休，离休后落户通化与子女生活。
杨凤兰告诉我，1945年7月末，她正在地主家里当使唤丫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天上总有飞机横空掠过，听人家说飞机是苏联的。她还发现过去那些横行乡里的保长、警察、伪军、保安团的人见面就在一起嘀咕，而且表情都挺紧张。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
杨凤兰侍候的那家地主姓孟，老地主是个能够辨别风向的人。鬼子投降不久，杨凤兰和扛活的伙计们就被地主家指使得忙碌起来，先是打理物品，准备迁移，接下来是地主家出现的慌乱。不知内情的杨凤兰打听孟家的人出什么事儿了？人家告诉她：“八路军要来了。”
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杨凤兰不知道，但是，刁蛮的地主婆因为“八路军要来了”而把她
放回家了。临别，地主婆还说：“闺女，你愿意回家你就回吧，过去有啥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家欠的一石高粱俺也不要了，就算是给你家赔不是了。”杨凤兰从地主家人的言语中悟出了一个理儿，“地主怕八路军。”
 1945年冬季，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了。五官营子村开始了土改，杨凤兰家分到了三十亩地和一头大骡子。她的父亲还当选了农会的副主任。
那时，一位姓邱的部队女干部在区政府当副区长，她经常下乡到村里。邱副区长的飒爽英姿和她的工作能力令村里人钦佩不已，17岁的杨凤兰更是对她羡慕得不得了。邱副区长在村里指导土改工作中发现杨凤兰是个女干部的苗子，于是，杨凤兰被选到区政府做妇女工作去了。
有一天，杨凤兰问邱副区长：“我想参加八路军行吗？”邱副区长回答她：“参军都得自愿，只要你父母同意，你当然可以参军。”杨凤兰说：“要是俺爹俺娘同意那还说啥了，就连我在区上工作，俺爹还不同意呢。”邱副区长给她出主意说：“开鲁县城有很多咱们的部队，你可以去试试嘛。”经过副区长的指点，杨凤兰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当八路军。
     1946年3月的一天早晨，杨凤兰与邱副区长打了个招呼后，直奔30多里
外的开鲁县城投奔部队去了。她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东北民主自治军辽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卫生队的兵。杨凤兰在医院工作一段后被部队调到军分区被服厂女兵连当上了通讯员。
这年过中秋节的时候，部队准备向洮南转移。杨凤兰因当兵没征得父母同意，连队批准她回家向父母告别。回到家里，同村的姐妹陶桂荣和于素珍询问杨凤兰：“当兵好吗？” 杨凤兰告诉她们：“共产党的军队可好啦，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当官的待人和气，当兵的还不受欺负呢！”听到杨凤兰的真情讲述，她们二人跟着杨凤兰当兵去了。
回顾过去的战争岁月，杨凤兰忘不了她一生中参加的最难忘的一次战斗。那是1946年冬季的一天午后，后勤部接到分区通报，说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正在向我军扑过来，后勤部奉命向鲁北转移。为了减轻部队行动的压力，后勤部勤务班的战士把工厂生产用的缝纫机、织袜机、布匹等物资装在几辆马车上先出发了。转移途中，女兵连行动迟缓了一点儿，便与先出发的队伍拉开了距离，她们连落在了转移队伍的后面。
一帮由200多人组成的国民党杂牌武装窥探到分区后勤部的行动后，悄悄地尾随在只有110多人的女兵连后边，伺机对女兵连进行袭击。
女兵连当时没有连长，指导员狄明是最高指挥员。队伍行至丘陵地带的时候，突然，三名后勤部警卫排的战士骑马奔到女兵连的队前，一名警卫战士喘着粗气急促地对指导员狄明报告说：“报告指导员，首长派我们来接应你们，并让你们加快行军速度。”指导员答道：“知道了。”随即她向队伍下达命令：“同志们，加快行军脚步！”
队伍刚刚跑起来，突然，后面“砰、砰、砰”响起了枪声，一名警卫战士中弹落马。指导员狄明掏出手枪环顾着四周，她指挥战士们：“散开队形，准备战斗！”
两名警卫战士翻身下马和女兵们一起找到隐蔽位置，然后投入到战斗中。看到围上来的敌人，指导员命令一名警卫战士：“你马上回去报告首长，说这里发现了敌情！”警卫战士飞身上马驰向前方，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乱飞，但他瞬间就跑出了敌人的射程。
虽然女兵们经过军事训练，但正式参加过战斗的人却寥寥无几，多数人不免有些紧张。警卫战士王国栋匍匐在指导员狄明身边，他轻声地问：“指导员，你看咋个打法？”狄明向王国栋交代：“这里只有你一个男兵，其余全都是女兵，好在大家都戴着狗皮帽子，敌人不一定了解我们的底细，你留在我的身边，大声地传达我的命令，用这个法子迷惑敌人。”王国栋答应到：“明白了。”   
敌人从三面包抄上来，只有鲁北方向有个缺口。面对这么多的敌人，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杨凤兰首先想到的是今天要光荣在这儿了。接下来她又想到，当兵不就是为了打仗嘛，就是被敌人打败了，我也决不能当俘虏。
敌人端着枪上来了，警卫战士王国栋按照指导员的指令传达命令：“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打！”顿时，女兵连枪声大作。遭到阻击的敌人，不得不停止了进攻。指导员看到敌人吓得趴到地上射击了，她指挥女兵们集中火力压住了敌人。被女兵们打得无法抬头的敌人，只好丢下阵亡士兵的尸体，大部分人都向后退却了。
忽然，还在顽固坚持战斗的敌人打过来的一发子弹，打掉了一名女兵的狗皮帽子，女兵的长发露了出来。隐蔽在不远处的一个敌军头目，在望远镜中发现了我军大部分都是女兵，他兴奋地叫喊起来：“弟兄们，不要怕，共军里面大部分是娘们儿，谁能逮住共军的娘们儿，这个娘们儿就归他使唤。”
本已退却的敌人闻听与之战斗的是女人，狂叫着重新扑了过来。面对突变的敌情，狄明指导员异常镇定，她大声地喊道：“姐妹们，今天是有敌人就没有我们，只要我们活着就得消灭敌人，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的念头得逞！”
指导员话音一落，阵地上响起更激烈的枪声。这时我军阵地上已有战士负伤、牺牲。敌人越逼越近，指导员喊道：“同志们，手榴弹，快扔手榴弹！”经指导员提醒，杨凤兰才想起身上还带有手榴弹，她急切地掏出手榴弹，拉开导火索，拼死力气向敌人掷去。硝烟弥漫中敌人的哀嚎声不断，爆炸的威力再次击退了敌人。激战过后，战场上暂时安静下来。趁此机会，大家急忙给伤员包扎，然后把她们送至低洼处进行隐蔽。
短暂的安静之后，敌人又在组织新一轮进攻。趴在最前沿阵地上的杨凤兰听到敌军的头目歇斯底里地喊着：“他妈的，这是打的什么仗，想弄几个活的共党娘们儿过来，这么费劲儿。我看都把她们干掉算了，不能惯着这帮共党娘们儿！”另一个头目发狠地说：“我看也是，要活的不是那么容易。你让弟兄们喘口气，再来个冲锋，把手榴弹扔过去，让这些共党娘们儿见鬼去吧！”敌军头目下决心说：“行，就这么着！”
战斗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了，太阳偏西的时候，敌人调整好兵力部署，又开始了新的进攻。女兵们拼死抗争着，伤亡减员明显在增加。手榴弹没了，子弹也不多了。指导员狄明发出了最后的命令：“姐妹们，跟敌人拼命的时候到了，要死死在战场上，决不能当敌人的俘虏！”
女兵连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可想而知，如果跟敌人短兵相接，后果不堪设想。正在女兵们准备与敌人进行最后搏斗时，从鲁北方向传来了我军嘹亮的军号声，我军骑兵小队呼啸而来。马背上的机枪直扫敌群，敌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啊！女兵们被救了。她们没有欢呼，更没有笑声。她们站立起来，相互拥抱，一个个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哭了起来。骑兵们没有去追赶敌人，他们纷纷跳下马来打扫战场，运送伤员。
这一仗，经过清点，我军有23人负伤，27名战士牺牲。敌军死亡38人、有9人被俘。这一仗在杨凤兰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痕迹，她感悟了生命的意义。
因为中秋节杨凤兰穿着军装回趟家，她又从村子里带走了两个女兵，她的家被敌人关注了。在敌我双方拉锯战过程中，杨凤兰家遭到敌人的明枪和暗算，先是地主带国民党降子队（国民党收编的原伪宪兵及伪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瞎了杨凤兰母亲的眼睛；后是杨凤兰在区里担任共青团干部的弟弟被暗藏的敌人投毒害死。这是军属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
杨凤兰在解放战争中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和平年代她在部队从事着组织、人事工作。1983年杨凤兰老人离休了，离休后，她把给年轻人讲革命故事，写自己亲历的战争回忆录作为乐趣。在享受幸福生活中，她不忘艰苦朴素，教育子女要节俭过日子。杨凤兰的丈夫方维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解放后担任地师级领导职务。身为高干家属，她以实际行动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家人不得搞特权。
杨凤兰一生喜欢安宁，在寻求安宁中，她付出了很多。晚年，她看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她说：“我们的奋斗值得了。”2008年杨凤兰老人因突发心梗病逝，享年80岁。让我们记住这位美丽漂亮的女兵吧，记住她对人生的追求与奉献。（3798字）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白桂珍老人1929年出生在通化县快大茂子镇桥头，她七岁那年夏天山洪暴发，母亲被洪水冲走，洪水给他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的命运。
白桂珍上有两个哥哥，父亲无力抚养她，把她卖到了居住在通化市内龙泉街的白姓家庭。白家女主人多病不能生育，家里买来的丫头说是女儿，其实就是一个使唤丫头。白桂珍在白家生活了十年，养母每天让她干家里那些干不完的活儿，还打发她上山打柴，那时的白桂珍因为年龄小，每次看到养母那可恶的脸，她就会想起自己爱她疼她的亲娘，她就会以泪洗面，她就会恨从心生。
现今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还都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可白桂珍在这个年龄却已经订婚了，待嫁中的她在期待命运的转变。1945年，日寇投降后通化来了共产党的军队，部队和四个军事学校的迁入，使得通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了的通化人喜上眉梢。可好日子只过上半年多，转过年解放战争的炮声又响了。白桂珍的未婚夫宋玉忠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跟着部队打仗去了。养母看到未来的女婿走了，这婚也没结，又不知什么年月宋玉忠才能回来完婚，她也就把烦恼发给了白桂珍，白桂珍更加受气了。
白桂珍在家受气，被他们家前院住的军校女兵们看在眼里，大家自然要为她鸣不平。就这样，白桂珍在女兵们的帮助下，于1947年9月当兵来到了四野后勤部卫生队，当上了一名护理员，她永远离开了那个厌恶的家。
回忆做护理工作的日子，白桂珍说：“后勤部卫生队的工作与部队的野战医院不太一样，我们那时主要的工作是收转伤员，重伤员都转到医院去治疗，所以长住卫生队的伤员不多。但是是凡是来卫生队的伤员，一般都是刚负伤的，伤口开放着，疼痛难忍。由此我们护理人员也就很辛苦，被护理的伤员基本都是不能自理的，吃饭、喝水需要喂，拉屎撒尿需要接、倒。脾气好的硬抗着疼痛，不出声，当护理员的看到他们疼得直冒汗就知道他们很痛苦，我们就赶紧想办法分散他们的精力，陪他们说话，活动他们可以动的肢体等，以此减轻他们的痛苦。可遇到脾气不好的伤员在疼痛发作时他会拿护理员撒气，有的甚至打骂护理员。卫生队教育我们要耐心护理伤员，如果发生伤员打闹问题由领导解决。在护理中我也见过骂人的伤员。”
白桂珍参军时没文化，她是在做护理工作中学会了扎针、换药等护士的业务，干了一段护理工作后，她被调到护士岗位，为伤病员清理伤口，扎针，送药。
白桂珍参军半年以后与她的未婚夫宋玉忠在部队相遇了，这让白桂珍感到很欣慰，宋玉忠自然也很高兴。让白桂珍没想到的是参军两年的宋玉忠已经当上了连长。夫妻能在战场相聚本是喜事，更何况他们还是没有成亲的未婚夫妻，就更是亲近了。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白桂珍和宋玉忠一同跟着第四野战军进关了。白桂珍说他们后勤部的兵比战斗部队优越，从东北进入山海关，然后奔天津这一路行军中他们搭车的时候不少，不像战斗部队全是步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部队兵临天津。天津在白桂珍老人的记忆里有着深刻的印象，她就是在天津与宋玉忠结婚的。战争中军人的婚礼是少见的，他们的结合得到了战友们的衷心祝福，一对儿新人无疑是幸福无以言表。
婚后的白桂珍和丈夫是离多聚少。北京和平解放以后，部队又一路南下进入湖南，宋玉忠在战斗部队，打完仗会到白桂珍他们卫生队来小住三天五日。1949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虽然部队依然战事不断，但是白桂珍与丈夫都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中。女儿出生不久的1949年12月初， 第四野战军前委开始着手进行攻打海南岛的准备工作。宋玉忠所在战斗部队接到参加解放海南岛的命令，他告别妻女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1950年3月，解放军第40、第43军先后派出 6600余人，分乘169只船，实行海上偷渡。渡船接近岛屿时被守岛敌军发现，我偷渡部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进无退，顽强战斗。除少数船只被击沉、少数人员伤亡外，偷渡亦获得成功。 让白桂珍心碎的是宋玉忠所乘的船被敌炮炸沉，他和同船的战友不幸牺牲，在滔滔的大海中战友们没有找到宋玉忠的遗体。
丈夫牺牲后，白桂珍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部队生活。白天她工作起来会跳出失去丈夫的阴影，可每到晚上，她一个人把孩子哄睡以后，她格外思念丈夫，孤灯下不知道她流出多少眼泪。当时她有一个亲密的战友刘杰，她十分关心白桂珍，每天当她看白桂珍哭的红肿的眼睛时，她都会来到白桂珍身边帮助她哄孩子，陪她唠唠家常，帮助她尽快地走出阴影。
白桂珍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缓过劲儿来，她的婆家因为宋玉忠的牺牲来向她要孩子，因为家里人想的是宋玉忠牺牲了，他留下的血脉应该归宋家。此时的白桂珍真是难到了顶点，婆婆家要的是血脉，而她更需要爱人留下的他们爱情的果子。她思前想后决定要带着女儿生活，因为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无法改变女儿失去了父亲，可她不能让女儿再失去母爱。为了思念的亲人，为了女儿的成长，白桂珍放弃了军营，谢绝了首长的挽留，她复原回到了通化。
白桂珍复原后被安排在通化葡萄酒厂工作，可她没有去上班，一心想把女儿带大。1952年，经人介绍，他与铁厂煤矿工人孙长林结婚。婚后她与孙长林生育了七个子女，虽然家里人口多生活不宽裕，但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还是很幸福的。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会想到厄运再一次降临到白桂珍的头上。1970年，丈夫孙长林因胃癌病故了。白桂珍第二次面对失去靠山的打击。42岁的白桂珍面对身边的8个孩子，她知道哭没有用，她得坚强地带着孩子们活下来。那一年她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
没有稳固经济收入的白桂珍靠一台手推车给居民送煤挣点钱养活全家，后来民政部门又给她落实了老兵待遇，他们一家在拮据中顽强地挺过来了。白桂珍的三女儿孙玉芬说：“家里在最困难的时期，冬天我们捡煤核，打柴火。我们姊妹几个从不管母亲要钱买学习用具，自己的本子和笔都是自己想办法。春天我们上山采菜卖钱买本用。我长到参加工作没穿过衬裤，衣服没有不带补丁的。那时候谁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白桂珍老人接着女儿的话说：“现在好了，吃穿都不愁了，孩子们日子过得也很好，我享福了。”是啊，老人家晚年是幸福的，她现在和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夏天他们住在有果树、有菜园的平房里，冬天他们又搬回暖气楼里。头几年老人的身体还老生病，这两年在孩子们的精心照护下，老人比过去健康了。虽然老人已经87岁高龄，但是她军人的风采依旧，临别时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敬礼的军姿。
采访结束时，白桂珍应约拿出了她和最要好的战友刘杰在长沙的一张合影照，她深情怀念地对我们说：“也不知道刘杰现在什么样了，在部队时她没少帮助我。好多年没联系了，真的很想她。”
诗人张琪在一首诗中这样赞美冰凌花：“惠风荡春意，桃花水流急，冰凌点点黄，沃雪蕴生机。”白桂珍老人的一生犹如冰凌花一样，她破冰而长，傲雪而放，她虽然坎坎坷坷大半辈子，但是她老来得福了，她享受到了自己为建立新中国付出的回报，享受到了丈夫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享受到了自己带大这帮儿女的孝敬，她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因为她现在每天都有好心情。2832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元旦上午，我们走进90岁老兵刘安德的家，老人家坐在轮椅上和我们打着招呼，虽然已是高龄，但是他笔挺的身板给人军人独有的身姿。据老人的女儿刘艳说她父亲很不爱说话，我们向老人家说明来意后，让他女儿感到吃惊的是老人家竟然打开了多年关闭的话匣子，有说有笑地和我们聊起了他军旅生涯中的往事。
刘安德是白山市临江人，1947年从临江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参军之初当过饲养员，每天铡草喂军马。后来他被调到辽东军区司令部当了一名摇机员。因为他摇机发电的速度、频率能够保障电报员发报及时准确，所以机要处的同志们都非常喜欢他。
刘老告诉我们，1948年春夏之季他随军从临江走到长春，那时第一兵团前线围城指挥所建立在长春东南四五十公里的李家屯 ，萧劲光是他们的司令员，萧华是他们的政委。解放军大部队到达长春外围以后，立刻由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将长春合围住。 
5月中旬，随着解放军对长春包围圈的缩小，长春守军为保持外围防地和确保机场，以国民党新七军一个半师、六十军一个师，向长春西北出击，进攻小合隆附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36师，试图赶走解放军，确保大房身机场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5月19日敌军占领小合隆。24日，解放军为实行空中封锁，组织了有两个纵队加四个师的兵力，奔袭小合隆和大房身机场，歼灭了驻守机场的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约六千余人，俘获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至此长春守军与沈阳空中运输中断。
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解放军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解放军十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
国民党军事当局为守住长春早就下了功夫，他们从1947年起，就大修工事，动用10多万人力，耗费巨资，环城修筑了很多钢筋水泥碉堡和暗堡群。仅中央银行周围修建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处之多，整个城区变成一座军事要塞。
围困长春时在指挥所工作的刘安德看到，从我军战略围困开始，各部队就按照围城指挥所指示在加强工事修建，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都有交通壕，各部队还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从地面上看，似乎是一马平川，不见一兵一卒；但在地面下，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国民党军不过百米，连敌人吃的什么饭都可以看清楚。各部队与前沿阵地都有电话联络，保持指挥畅通。
除了严峻的军事包围，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方面。解放军在通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物资和牛、马进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
1948年6月到9月间，长春市的粮价上涨了700倍。为了缓解城内缺粮的压力，国民党开始采取“杀民养兵”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为此，解放军围城部队专门设立了数十个难民收留所，向百姓们发放粮食。老百姓也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
刘安德说，那时我军官兵经常向敌人进行政治宣传，战友们做土喇叭到前沿阵地喊话、散发宣传品、打宣传弹、在护城河放宣传木船，采用好多办法将宣传品送到国民党军阵地上；还有人缝制慰问袋，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不断有人逃出城来投诚。
1948年10月，策反工作终于取得了进展。10月16日，60军军长曾泽生与解放军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 21日晨4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也被迫投降。在经过近5个月的严密封锁围困后，长春终于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
据资料记载，围困长春期间，敌我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解放军歼灭国军约3000人，13500多国军士兵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在外围战斗中仅有400余人伤亡。
围城期间，全市中小工厂设备大部被破坏。全市房屋30%被拆毁，输电设备33%被拉走，供水设备70%被破坏。国共双方在城外城里掩埋尸体12万左右。
长春解放以后，刘安德和四野的战友们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然后他与12兵团司令部一同去了湖南，参加了著名的衡宝战役。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阳战斗期间，当地老百姓积极支援解放军打击敌人，纷纷组织人员慰问子弟兵。至今刘安德还完好地保留着衡阳县江口乡一位名叫屈孝英的村民赠送给他的牙具袋，笔者看到牙具袋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正面绣着一朵花，后面写着“衡陽第陸區江口郷屈孝英敬赠”字样。刘安德至今看到这个牙具袋还很感慨，他说那时的老百姓对子弟兵是真支持啊，不计报酬，不想得失，只是一门心思舍命帮着解放军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群众给予子弟兵的是真挚的爱。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以后，从广州到北京架起一条电线，在衡阳建起一个帮电站。刘安德因懂些载波常识，被组织调到湘南军区工作，与四野的战友分别了。在湘南军区工作期间，他因帮助同志学习技术，钻研业务，自己熟练掌握载波增音技术立下军功。他在湘南军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走上了干部岗位。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同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1954年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成立。因为技术工作需要，刘安德被抽调到铁道兵兵部工作，从此他加入到铁道兵行列中。铁道兵建立以后，开始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鹰厦铁路线。
鹰厦铁路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兴建的一条重要铁路线。当时铁道兵官兵大都从朝鲜战场归国的，他们尚未洗去征尘便受命开赴厦门。鹰厦铁路起自江西鹰潭，穿越武夷山、戴云山两大山脉，沿富屯溪、沙溪、九龙江3条大河流，直达海防前哨厦门，全长697公里。修建鹰厦线关键是填海问题。厦门本身是一孤岛，与大陆隔着一条厦门海峡，铁路要真正通到厦门，必须填海。这在当时难度是相当大的。刘安德回忆在修建鹰厦铁路时说：“那时，我们在王震司令的指挥下，铁道兵和几千名船工、民工驾驶着上百条船只，一起迎着海风大浪，顶着敌机骚扰，驾着载石帆船，喊着号子，前行在潮水浪尖上，人们齐心合力地抛石填海。海岸上高炮部队架着掩护我们的大炮，炮兵战友时刻准备着迎战骚扰的敌机。现在想来那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对于空中骚扰的敌机来说得到的也只能是胆寒。”
刘安德说那时虽然他在兵部新管处机关工作，但是机关干部也经常参加修路劳动。至今老人家还记得他在铁路铺轨时扛枕木时的情景，他的肩膀被沥青浸过的枕木上的木刺扎伤后感染了，他硬是坚持轻伤不下火线。那时他经常是累得坐下就起不来了，晚上睡觉上床都很困难。
1956年12月9日，铺轨队通过海堤到达厦门，仅用了22个月时间就提前修通了这条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
1963年，刘安德结束了16年的军旅生活，他从铁道兵转业回到了家乡通化，被地方政府安排到通化市五金公司工作。老人家结婚比较晚，与妻子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今孩子都很自立，晚辈们也都很孝顺，老两口在安享着晚年的幸福生活。老人家告诉我们，他马上就要喜迁新居了，儿子在江南买了大房子，要接他们老两口过去一起生活。我们看得出两位老人很开心，他们虽然90岁的高龄了，但是，他们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我相信老人家乔迁新居一定会生活得更美好。2955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