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泰国,北揽鳄鱼湖是必游之地。 从禅风佛雨的曼谷东行10公里,就有一个占地1500多亩的鳄鱼湖。这里供游人赏玩参观的鳄鱼有10万多条,经营者是中国广东人杨海泉。他把养鳄和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泰国的成功人士、巨富之一。 北揽鳄鱼湖景色很美,在柳绿花红中,那一个个青草池塘里养满了一条条的鳄鱼。穿过两个巨大的恐龙石雕,我们就上了鳄鱼潭。上面建有九曲木桥和凉亭,供游人们登桥赏鳄。只见潭水中蠕动着成千上万的鳄鱼,大鳄鱼奇丑无比,凶险狰狞的面孔上高凸的前额和长长的大嘴,突兀着没有表情的眼睛。它伏在池中,不死不活地蜇伏着,有点像怪石或是朽木。当养鳄人把食物抛向潭中时,只见鳄鱼们闪电式地跃起,搅得平静的湖面轰然荡动,水花四溅,其吞噬之状极为恐怖,而没有得到食物的鳄鱼就冲水而出,相互追逐,争相抢夺。 小鳄鱼就比较可爱,它没有大鳄鱼那层坚硬的鳞甲,身体光滑颜色也鲜艳一些。据说鳄鱼在地球上已生存了一亿年,大约与恐龙同时代或稍晚些。能把野性十足的凶残动物进行家畜化饲养,既保护了有“活化石”之称的鳄鱼,又创造了巨大财富,所以在泰国,杨海泉被称为“世界鳄鱼大王”。 鳄鱼中也有比较温顺的,经过人工驯化,为游人们进行节目表演。驯鳄人让重达上千斤的大鳄鱼从池坛中跃上表演台,轻轻地拍打着鳄鱼的头部,鳄鱼张开血盆大口,驯鳄人趴到地上,将自己的头轻轻地缓慢地伸到鳄鱼的大口之中,令全场人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如果鳄鱼这时一闭嘴,那驯鳄人不就命丧鳄鱼口了吗?还好,鳄鱼只是轻轻地摆动着尾巴,使驯鳄人从容地将头从鳄鱼嘴中退出来。然后开始戏鳄、斗鳄表演。导游告诉我们,鳄鱼凶残暴戾,噬杀人畜。前几日,一个游客不幸落水,被鳄鱼咬住,虽经养鳄人及时快速地抢救,但上岸时已失去了一条大腿,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鳄鱼虽然丑陋无比,但浑身是宝,经济价值不菲。鳄鱼肉味甘美,富有营养,鳄鱼内脏也用来烹制菜肴佐膳,干鳄肉有药用价值,可治疗哮喘等病,鳄鱼骨髓,富含钾磷素,是化学工业的用料,鳄鱼皮也是价值不菲。一个鳄鱼手提包、一条鳄鱼皮腰带都得2000多元,鳄鱼皮制作的鞋子更是高档货。我思虑再三,还是放弃了买女式鳄鱼包,为丈夫和孩子每人买了一条鳄鱼皮带。 北揽鳄鱼湖不仅有各种各类的鳄鱼,它还是一个动物乐园。这里有狮子、老虎、大象、黑熊、金钱豹、骆驼、梅花鹿、河马、斑马还有大猩猩、猿猴、袋鼠、蟒蛇、孔雀等等,数不过来的动物集中在这里,为游人表演。一个美女与一条巨大的蟒蛇共舞,蟒盘其身,大象表演,猴子杂耍,猛虎钻火,孔雀开屏……一系列的精彩节目美不胜收,有趣极了。 到泰国参观浏览了不少地方,我发现经营这些著名企业的大都是中国人,询问导游,得到验证。的确如此,泰国的巨富大多数是我们的同胞,真为我们中国同胞侨居异国他乡而做出的不平凡业绩而感到骄傲。 北揽鳄鱼湖园内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大餐厅,为游人们观光后提供休憩和吃饭的场所。在这里,鲜美的鳄鱼宴为我们一行留下了回甘。 鳄鱼的眼泪绝不是同情,这个凶恶丑陋的家伙,竟然有着这么多的用途和经济价值,它会遭到乱杀乱捕而导致覆灭的厄运吗?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杨海泉先生养殖、宰杀、制药、制革等一条龙的经营方式,还是保护其永续利用的一条良策呢。

新中国建立以后,周恩来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他每天睡眠多则三四个小时,少则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合眼,仍然精力旺盛,周总理的酒量更是大的离谱,连“酒神”许世友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莫非周总理有独特的养生秘诀?亦或他文武双全,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 看周恩来的资料,果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原来周总理真的是共产党内难得一见的“武林高手”!其武术授业恩师竟然是电影《武林志》中的头号大侠“东方旭”! “东方旭”是电影中的化名,其原型是足可与津门大侠霍元甲比肩的韩纂侠。周恩来1913年至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时,除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影响外,对武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韩纂侠正在天津开设武馆,周恩来遂拜韩为师,习学“形意八卦”。后孙中山在黄埔开办军校,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而韩纂侠则被聘为黄埔学校首席国术教官,师徒再度重逢,免不得相互切磋武艺,此时韩纂侠武功纯熟,已成为清末民初七大武林高手之一,和精武大侠霍元甲齐名,周恩来再度学艺,受益终生,而韩纂侠对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十分尊敬,学得不少做人的道理。他曾感慨地说:“翔宇(周恩来字翔宇)年少志高,深谋远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却教我怎样做人。”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武功最高的人当属许世友,他的功夫是正宗的少林功夫,老师为云游武僧林子金。传说他在洗脸时,使完的洗脸水不用倒掉,而是由他运足气,猛地朝脸盆里的水拍去一掌,说也奇怪,那一盆水便活了起来,在盆里连转几个圈儿,忽地一下腾空而起,跳出盆外。就这一手,没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是练不出来的。单个交手,没人不怕他,包括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在酒桌上,许世友得理不让人,不灌扒下几个他是不肯罢休的,领教过他酒量的一位将军曾扬言再跟许世友将军喝酒要带一个营的兵士来保驾,当然这是玩笑。但许世友酒桌上独独佩服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他领教过周恩来的厉害,两人比酒量时,许世友豪气冲天,一气干完一瓶,周总理不动声色地陪着他干了一瓶。两人喝第二瓶时,许世友勉强喝完,“扑通”一声倒地而醉,而周恩来仍是不动声色,打开了第三瓶,一下子震住了许将军。都是“武林高手”,虽未直接过招,但许世友心里明白,在周恩来面前,他甘拜下风。如果由金庸先生描写这一场面,周恩来一定是运足丹田气,使出了盖世神功“化酒大法”,经此一役,许世友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再也没有喝过“霸王酒”。 建国后,周总理日理万机,其治国才能和外交才华艺压群雄,至于对治国不怎么实用的武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文弱书生。或许这就是练武人的最高境界:以德服人吧! (据国学论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作家莱斯利·保罗出版了一部名叫《愤怒的青年》的自传,他与同时代的作家约翰·韦恩、金斯利·艾米斯、约翰·奥斯本、艾伦·西利托、阿诺德·威斯克等人一起,发起了反对、抨击英国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文学运动。他们是一群有血气的、爱国的、有思想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在那次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他们被称作“愤怒的青年”。60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于北京的五四运动,事实上也是一大批中国“愤青”发起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梁启超、蔡元培、罗家伦、陈潭秋、傅斯年、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这一大批优秀的“愤青”,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 当时间的轮盘转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愤青”慢慢被世人的口舌翻转成一个贬义词。“愤青”们因为言辞直切(耿直并切中要害)、偏激(其实有时并不偏颇)、愤怒(正义感让他们口不择言),被某些人士视为刺头、不安定分子。“愤青精神”成了过街老鼠,落水之狗。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和恶意的中伤!因为,“愤青”往往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们会指出社会的弊病、陈疴,发现其盲点和缺陷,并为之大声疾呼,助推社会朝更健康更和谐的方向前进。 然而近些年一些新词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并逐渐被我们接受和使用。比如“房奴、粉丝(Fans)、80后、粉领、恶搞……”而与此同时,一些老词离我的生活,离我的文字越来越远,以至渐渐被我遗忘。比如“浪漫”、“忧伤”,比如“愤怒”。 忘了“浪漫”和“忧伤”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两个词与粉刺一样,属于典型的青春期派生物。通常它们只属于少男少女。见风落泪,见月伤怀的事,除了不知庭院深深深几许,也不知自己芳龄深深深几许的琼瑶老阿姨,绝大多数人在告别青春期的同时,必然一同告别了“浪漫”和“忧伤”。那些细腻缱绻的情感,那些如梦似幻的氛围,那些触动心底最柔软部分的忧郁和伤感,被时间愚钝的锐利统统砍伐一空,扫进岁月的回收站。然后,我们披上鳄鱼的铠甲,在所有关涉情感的事件上,心如顽石,坚硬而无往不胜。这是成长的收成,也是成长的代价。因此,我无动于衷。 但是,继抛弃“浪漫”和“忧伤”之后,我也渐渐地背弃了“愤怒”。“悲喜不形于色”,“王顾左右而言他”,从何时起,我已然修炼到了老道的境界? 有人砸了公园的路灯,我不愤怒；有人把公共楼道据为己有,我不愤怒；有人口蜜腹剑,我不愤怒；有人为名不择手段,我不愤怒；有人为利贪污受贿,我不愤怒；有人偷盗奸淫,我不愤怒；有人四处炫耀一身横肉自诩天香国色并以此成为明星,我不愤怒；有人自称白居易后代并欲以色相勾引九泉下的孔子,我不愤怒；有人说中医不是国粹而是伪科学,我不愤怒；有人说中国的“龙图腾”当“屠灭”,我不愤怒；有人说穷人可耻富人光荣,我不愤怒……并且,我从不因自己的不愤怒而愤怒,反而因为习惯于妥协沾沾自喜。我成熟了,熟成一只玲珑的八哥,熟成一块冷漠的钢,熟成一棵空心菜,熟成一个叫我隐形我立马土遁的精灵。 而在这个世界上,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有无数个萎缩自守的“我”。一个失去“愤青精神”、不再愤怒的青年,不惟是可悲的青年,更是可耻的青年。一个没有“愤青”的社会,就如同讳疾忌医的病人,它会在无人指摘中一点点地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