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程远在全国优秀廉政漫画征集活动中的4幅获奖作品。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美丽的梦，这个梦如天边的火烧云，随着你飞扬的思绪会变幻出缤纷的色彩。

小时候，我做着画家的梦，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画家。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农村，文化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是一种奢侈，你想参加一个美术学习班，想找到一个美术老师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最早的美术老师应当是那些“小人书”，我找来一些连环画，临摹其中的杨家将和八路军打鬼子。左邻右舍的叔叔、大爷夸几句，便会增加一种动力，坚定我成为一名画家的决心。

当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汹涌的浪潮也拍击到了我们那个小山村。大喇叭里整天喊着批斗“三家村”，报纸上的通栏标题便是“打倒美术界的黑霸头华君武、蔡若虹”。文化人、文化名人灰溜溜的，成为不光彩的代名词。我叔叔本是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知名教授，全家也被下放到了农村，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民公社社员。

解放后，我的父亲当过多年的人民教师，可谓桃李芬芳，但只因年轻时跟着“国军”跑了四十八小时，就被列为管制对象。我虽然被列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注定是不会有什么光明前途了。

一个少年的梦几乎被撞得四处飞散。

后来，我们村有一个在外地教书的青年，寒暑两个假期都会回到村子里，他很有才华，有些像胡松华，能吸引家家户户把头探出窗外来，弹手风琴熟练得犹如钢琴协奏曲黄河里的殷诚忠，更重要的是他能画出有二层楼那么高的“毛主席去安源”大幅油画。我对他崇拜极了，立志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的画家梦又开始游动起来。

在那个小山村里，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常常在油灯下谈到深夜。

那时候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将来能出一本书，能加入省美术家协会，能常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这辈子便美梦成真了。

1970年，我写的一封读者来信在《红色社员报》发表了，后来我写的一首诗“江南的种子”、也发表在《吉林日报》上。那时候报刊很少，全省也只有二三家，能在《吉林日报》上发表诗歌是件不容易的事，这对我又是一种推动。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散文、诗歌也相继发表了出来。此后，我便扔掉了画笔，搞起文学来。

丢掉了画家的梦，又做起作家的梦，有人说我是见异思迁的人。

由于在文学上取得的成绩，1986年，市委把我从林场调入文联任秘书长。那时正逢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党的文艺政策有了调整，各级文联恢复工作，纷纷创办文艺报刊，我们的国家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

调入文联后，创作条件有了改善，我更加努力地创作，不断有各类作品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

1989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散文诗集《边陲雪》。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我犹如母亲看到新生儿那样，拿起来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复看了多遍，这就是我童年的梦想吗？

1997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突发奇想，把自己创作的格言配上漫画寄了出去。不久，广州的《南方工报》便发表了出来，并寄来60元稿费，编辑苏晨还写了一封信，鼓励我画下去。

此后的若干年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全国几百家报刊发表了我的漫画，先后有几十家报刊为我开辟了漫画专栏。《新华文摘》、《中国剪报》、《书摘》等全国重点文摘报刊多次选载了我的漫画作品，同时，我还为多家书籍、报刊绘制了插图。

200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哲理漫画集《懒得糊涂》，2006年巴蜀书社一次推出《程远警世漫画》、《程远醒世漫画》、《程远喻世漫画》三本漫画集。

前几年去北京，我特意到王府井书店买了一套巴蜀书社出版的我的三本漫画集，并在扉页上写下了 年 月 日购于北京的字样，那一刻一种自豪感油然而升。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他对我说：“程远，你现在又成为漫画家了！”我惊愕地看了看他，发现他一脸真诚。我有些慌乱连忙搪塞着说：“只是随便画着玩玩。”

2001年，我被选为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201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两年前，我从文联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家潜心创作。今年，我有四幅作品在中纪委、中国美协举办的优秀廉政漫画征集活动中获优秀作品奖。

有人对我说，你这辈子已经圆了自己的梦想，在自己的梦里生活了。我想，一个人的梦只能同国家的梦紧紧相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祖国文艺繁荣的春天，我的梦也只能是个永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