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格律诗,一定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

格律诗要押韵,要讲平仄,要讲对仗,是有一定规矩的,如果你看见谁写的格律诗里没有这些,那么他写的就不是格律诗。常见有一些人,动辄《念奴娇》、《水调歌头》、五言七言地来上一首,仔细一看,除了字句长短还够数,平仄对仗一律没有。更有甚者,字句长短全都不对,韵也押得不是地方,却也拿来凑数。任堂慧扮杨六郎,还有个模样上的像,拿着煤球当元宵,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平仄对仗并不难,只要知道汉字的声调和汉语修辞上的对偶,也就算所离不远。倘连简单的汉字声调和汉语修辞也还搞不明白,那也就不要再提写诗。当然,如果你的作品从诗歌美学的角度讲真有好处,格律的到位与否似也可不计。但这几乎太不可能,一个连本国语言的声调和修辞都弄不明白的,还写什么诗呢?的确,格律诗的时代已经过去,随便什么人鼓捣两笔,不要太较真儿。但是,我并非要为格律诗鼓吹什么,我只是觉得卖什么吆喝什么,做什么要像什么,水平不济可以原谅,但不能拿不是的东西硬说成是。很遗憾的是,任何时代总有些人敢拿着任何东西胡弄着玩,这也是毫无没办法。

但我又不赞成那些烦琐的格律派。

格律诗要押韵,要讲平仄,要对仗,但也仅此而已,不能往古代走得再远了。如果有谁填词,在一首词中以“国、碧、卒、栅”等字作韵脚,千万不要以为他不懂押韵,他这用的是入声韵,是从古代《词林正韵》一类的书里抄来的。道理是很好明白的,古往今来许多字音都发生了变化,过去一些相同相近的韵,现在不同不近了,过去能读出来的字音,现在读不出来了。但道理我又不明白。韵是什么?韵是要耳朵听的,是用来愉悦听觉的。要想听入声字,须到江南的一些地方去听,在普通话里已不存在了。我们的诗却不单单是写给江南人的,我们的诗是写给大多数人的,本来已是不相同不相近和早已不存在的声音了,不能怪我们的耳朵笨。沿用最久的“平水韵”距我们已有七百多年,即使离我们最近的《词林正韵》,也早已是清人的小声嘀咕,我们又何必一定要替古人固守着呢?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在编撰《诗韵新编》时就说:“不论新诗或旧体诗词,都要求用现代语音来押韵。”这见解已经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朋友要进步得多。鲁迅说:“押大致相近的韵。”鲁迅又说:“要有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说得对,但这里要改动一下,把“顺口”改成“顺耳”。韵是为耳朵准备的。我们不能把脚剁了去适应鞋,我们也不能把耳朵扭曲了去适应那已经没有了的韵,耳朵都听不出来了,还要那韵有什么用?如果说只有这样使耳朵委屈一些才能让诗显得有些“古”,我倒宁可不要那“古”。时代变了,人也须随着变,这句话虽然被人们嚼得滥了,但这句话对。老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变的时候也得变,不能因为要让谁显得有学问就耽误了我们往前走。押韵要跟着时代走,平仄也完全可以这样,今天的平仄完全可以依照今天的语言规律而比过去更显自由,这比被动地说“突破格律束缚”更有意义。还是那句话:耳朵是检验诗韵的唯一标准。

概括起来讲,写格律诗,就要遵守格律诗的规则,写的不就是格律诗吗?但又不能束缚在陈旧的成法上,现在若还对照古书去押韵,不是泥古,就是炫耀。活人穿上死人的衣服,有什么可炫耀的?要是真正珍惜格律诗,就要替格律诗着想,在尊重它的特点的基础上,让它尽量和现代的距离拉近一点。

本报讯(史德义 记者刘金英)日前，市长彭永林、副市长苗春岫，在市农委负责人的陪同下，深入到临江市对退粮进特和农业产业化等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中，他们先后到花山镇的五人把村、大湖街道的葫芦套村、四道沟镇的四道沟村察看了种植业结构调整和蔬菜基地建设情况，到临江春达酒庄有限公司、利生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视察龙头企业建设和人参食品研发情况。

通过实地调研和视察，彭永林对退粮进特、农业产业化和棚膜蔬菜基地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全市各地能够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积极强化工作举措，全力抓好工作落实，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彭永林结合调研情况，对全市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全市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退粮进特战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夯实农民增收渠道，做到以特兴农、以特富民。各级政府要统筹部署，强化督导，出台政策，给予扶持。农业部门要完善发展规划，优化产业布局，做好科技指导，加强综合服务，全面抓好各项工作开展。

针对退粮进特工作，彭永林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把农民增收重点转移到特色产业上来，全力加快退粮进特步伐。要加强特色产业基地建设，积极推行特色产业标准化种植，提升特色产业的基地化、规模化水平。要注重市场开发，切实做好产销衔接，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解决好特色产品市场销售问题，让好的特色产品生成高的经济效益。注重特色品种的引进和挖掘，特别对我市特色资源品种要进行深入挖掘，加大开发力度，切实增强特色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换能力。

在农业产业化上，彭永林要求，要把农业产业化作为推进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重要手段，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农业产业化建设水平。要进一步强化科技投入，注重提高龙头企业素质，不断完善经营机制，切实发挥龙头企业牵导拉动作用。要深入研究市场，及时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围绕市场需求来谋求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要抓好龙头企业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同时，也要积极与国内外著名企业加强联系，借外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加强人参产业园区建设和人参食品开发，借助人参药食同源试点，加大我市人参产品和人参食品开发力度，力争有更多产品早上市、早见效，提升人参的精深加工能力。要围绕人参产业园区，抓好人参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建设，推动人参产业健康发展。

在发展棚膜经济上，彭永林提出，发展棚膜经济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各地要根据当地气候、土壤特点，加大棚膜经济发展力度，大力发展棚膜蔬菜、瓜果，不断优化农业结构，把棚膜经济做强做优。要大力推广应用农业科学技术，依靠科技种植延伸产业链条，使温室、大棚有限的空间产生最大效益，让棚膜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同时，各地还要高度重视农村灾后重建工作，在全面抓好农村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灾民生活条件的同时，要重点抓好生产项目建设，探寻新的生产门路，稳定和拓宽灾民收入渠道，切实为农村灾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保障。

业精于勤，这架钢琴见证了雷恒大对歌唱事业的执著和努力。

文/于泓图/杨帆

雷恒大在大连歌舞团工作至今已有六年，80后的他演出经验颇为丰富，曾获得辽宁省文化厅民族艺术展演美声专业组金奖、辽宁省东北民歌大赛银奖、2007年大连青年歌手大奖赛美声唱法银奖、大连市专业技能比赛一等奖等奖项。不到30岁的他，已被评为国家三级演员。高亢婉转的歌声，是他呈献给这座城市最完美的名片。

人物名片

姓名

雷恒大

年龄

29岁

职业

大连歌舞团独唱演员

1999年，一个17岁的黑龙江少年怀揣音乐梦想，告别父母来连求学，却迷失方向，无功而返；三年后，当他手握大学录取通知书，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大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不得不再次离开大连回到老家，失望、迷惘，不知路在何方。一个月后，他竟再次强势回归，这一次他成为了大连歌舞团的一名男高音演员。他叫雷恒大，人如其名，一个热情豁达的青年歌唱演员。

“没有想到，我还能回来”

198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雷恒大，从小就对音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优越的天赋。“妈妈见我在音乐这方面有特长，就送我去学手风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大庆艺校学习美声。”雷恒大说，他的专业课成绩“怎么唱都是第一”，顺利升入中专。中专临近毕业时，17岁的他面临就业和继续求学两种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1999年，他来到大连艺术学院求学，就读半年后，他的专业课老师调至延吉工作。迷惘的雷恒大一时间失去了主心骨，但冥冥之中他觉得跟着这位老师一定能学到东西，于是毅然背上行囊离开了大连，“走的那天，我真的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在延吉学习一年后，由于无法升入更高的学府，雷恒大只好回到大庆老家，做起了超市生意。2002年年初的某天，延吉的老师突然在电话中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大连大学音乐学院在哈尔滨设了考点招生，并鼓励他去试试。他二话不说揣上几百元钱，立刻赶往哈尔滨，“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心想只要能进复试就可以了，证明自己这么多年没白学。”最终，他以初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复试，顺利地走进了大连大学音乐学院的大门，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更懂珍惜

“因为这一纸通知书得来不易，所以我格外珍惜大学四年的学习机会，可以说一天都不敢松懈。”天赋加上刻苦，雷恒大大学四年的专业课成绩始终都是第一名。2006年大学毕业后，他再次迷失就业方向，失望地返回老家。也许是命运使然，一个月后一位大连朋友的电话再次把他拉回音乐之路：大连歌舞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就这样，雷恒大进入了大连歌舞团工作，至今已有6个年头。一步步走来，不易与付出让雷恒大对演唱事业更加珍惜和热爱，当年的大学同窗几乎全部改行，而他却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畅。澳门回归10周年晚会、大连第二十届服装节开幕式、天津达沃斯“大连之夜”晚会等一些重要演出的舞台上，都曾留下他的身影；而在克罗地亚总统、泰国公主等一些外国元首、友人来连访问期间，雷恒大作为歌舞团精英代表中的一员，也曾为这些高端人士献唱。

近两年，随着知名度的提升，雷恒大的演出机会越开越多，每年演出近百场，最多一天就有5场演出，忙起来只能在出租车上用饼干充饥。交谈中，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歌唱天赋，但是对一切成绩和褒奖却又无比淡然，他说：“年轻人不应该只盯着金钱和荣誉，要先付出才能有所得。把人做好是第一位的，金钱、地位、荣誉都不能强求。”如今，他已计划在今年买房，在这座城市立业成家。

欢快的秧歌扭起来，喜庆的锣鼓敲起来。2月17日正值元宵佳节，黑龙江省汤原县繁华街道锣鼓喧天、红绸飞舞，一场别开生面、激情飞扬的传统东北大秧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东北大秧歌渗透着黑土地的民俗风情，是北方劳动人民长期创造积累的艺术财富。它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活，又和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祈福禳灾时所唱的颂歌、禳歌有关，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歌、菱歌、民间武术、杂技以及戏曲的技艺与形式，由一般的演唱秧歌发展到今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歌舞。

据史书记载，早在康熙年间，东北地区就已经有了“上元日”（正月十五）办秧歌的习俗。表演的男子扮成军人、妇女等角色，边舞边歌，通宵达旦。到了清末民国年间，扭大秧歌已经是遍布东北各地的春节娱乐活动。“办秧歌”的组织者，或是商家富户，或是行政机构，或是民间组织，他们负责置办服装道具、聘请鼓乐班子、组织排练、筹划演出安排等。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忙着拜年，一般从初二开始“跑秧歌”，演出形式以拜年贺喜为主。在城镇，秧歌队要到当地官署和商铺以拜年名义演出，在农村则是在村公所或富家大户宅院中演出，也有登门拜年之意。这种演出，受拜者要预备烟茶款待，并在秧歌队临走时给“秧歌头”赏钱，有的还要管饭。过去农村过年“办秧歌”，一是图喜庆，二是讲面子。假如哪个村没来秧歌队拜年，村里的人都会觉得不开心。因此，如果本村不办秧歌，各家会按贫富摊钱，派人去外村“接秧歌”，为村里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

东北秧歌主要流行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在发展中吸收了当地满、汉两族人民的文化艺术成就。东北秧歌有高跷秧歌、二人转和地秧歌三种形式，并有花场、小场、唱喜歌、对歌等表演程序。

东北大秧歌是民间文化的一大瑰宝，蕴含着东北人民的审美心态和艺术情趣。秧歌，也称“扭得浪”。不但舞姿要优美，而且腰胯摆得幅度要大，节奏感要强，表情要有感染力。秧歌里最精彩的要属高跷，俗称“踩高脚子”。跷棍长二至三尺，表演中也是走秧歌步和阵形，以扭得快、扭得欢为好。秧歌中所扮的人物，既有披红挂绿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也有抽长烟袋的丑婆子、戴纱帽翅的县官。另一类角色则是民间熟知的小说戏曲人物，如《西游记》中的猪八戒背媳妇、孙悟空舞弄金箍棒和八仙过海中铁拐李等。表演者朴实憨厚、滑稽可爱；观赏者，捧腹大笑，拍手叫好。

旧时扭秧歌都是男性，所以女性角色多为男扮女装，演起来更加大胆泼辣、逗趣可笑。如今，东北大秧歌在都市中不断创新，男女老少皆可通过精湛的技艺，演绎传统的秧歌，既锻炼了身体，也弘扬了民间文化。

二人转至今有大约三百年的历史。早期民间称“蹦蹦”、“双玩意儿”，“二人转”之名最早出现在报纸上是在一九三四年的《泰东日报》，但在民间并没有叫开。直到一九五三年，在北京的一次全国汇演上，东北代表团把二人转作为正式名称，并确定下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二人转可以称为“传统二人转”。传统二人转完全是民间艺术，是行乞艺术与群乐行为的结合，有“大秧歌打底儿，莲花落镶边”之说。传统二人转基本上是农民演农民看，是“田间地头的车轱辘菜”，为官府和士大夫等正统文人所不齿。大多数艺人本身就是农民，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出来卖艺。只有少数艺人专以二人转为生。传统二人转没有专门的演出场所，田间地头，场院炕梢，无处不是舞台。艺人们走村串户，到农民家里唱，到大车店里唱，也到偏离中心城镇的深山老林里为伐木的、采参的、打渔的人唱。

经过三百来年的演变，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二人转已经积累了三百多部经典剧目，常下单的就有几十部。二人转音乐丰富，唱腔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说。舞蹈承继东北大秧歌，大开大阖，豪放热烈。二人转是东北黑土地上孕育生长出来的独特的艺术形式。

典型形态的二人转有两个演员，一个叫上装（旦角），一个叫下装（丑角）。传统二人转几乎没有女演员，上装也是男的。上装包头巾，也叫“包头的”；下装系腰包，戴丑帽，也叫“唱丑的”。二人转理论家王肯对二人转有过这样的定义：“一男一女两个彩扮的演员，又唱又说又扮又舞，跳进（角色）跳出（角色）地表演一个叙事兼代言的诗体故事。”这个定义被普遍接受。

二人转在艺术门类上的归属一直存有争议。直观上看，二人转过于简单，似乎不是戏剧，所以一般被归到曲艺类。但二人转分明与大鼓、相声等曲艺形式差异巨大。所以有“过渡说”，认为二人转是从曲艺到戏剧的一种过渡形态。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对传统二人转进行整理改造的时候，也曾按照“过渡说”推动二人转的“发展”。吉林省创造了吉剧，黑龙江省创造了龙江剧，都是按照京评大戏的演剧模式，配上东北方言和二人转曲调。田子馥指出：一个东西过渡了两百多年，为什么一定说它是过渡，而不能认为它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呢？“我发现二人转是既非戏剧，也非曲艺，是介乎于似戏非戏的‘第三体’，也是话剧、戏曲之外的‘第三体’。” 

（因版面有限，以上为节选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