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张庆飞)5月11日至12日,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我市部分市人大代表,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惠臣的带领下,对全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5月12日上午,副市长孙焕华参加了在市政府召开的座谈会。

检查中,代表们首先深入到江源区实地察看了传染病防治机构及部分医疗单位,听取该区政府关于传染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同时到市卫生监督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中心医院、市传染病医院进行了察看；听取了全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工作汇报,并召开了有关职能部门、医院负责人座谈会。

通过察看和座谈,代表们一致认为,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贯彻实施工作,不断加强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体系建设,增强防控能力；强化工作措施,落实防治任务；广泛开展宣传,增强防治意识,全市未发生过大的传染病流行,有力地保障了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同时,代表们就如何进一步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提出了建议。

田惠臣对我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及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并提出要在巩固防治发展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贯彻力度,不断提高全民防治意识,努力使传染病防病知识家喻户晓,提高居民对卫生法律法规的知晓率。要加大资金投入,将已有的防控设备、条件充分利用起来,进一步巩固和完善防控体系,确保全市无重大传染流行病发生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

■文/常义 孔子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昨天是我三十八岁的生日,回顾走过的人生旅程,有诸多的体会和感受,更有诸多的幸福和体味,但令我最难以忘怀的,是母亲对儿女的挚爱和她的无私与伟大。 母亲没有念过书,而和她同龄的人,绝大部分都念过书。她是有读书机会的,却多次主动让出了读书的机会。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姥姥从山东老家来我家探亲,饭后余暇,她和我们唠起了母亲,母亲兄弟秭妹五人排行第二,母亲是个勤快人,言语少,生活简朴,心地善良,为人谦让,能够与任何人和睦相处。当时刚解放,大姨和母亲都符合进识字班学习的年龄,姥爷执意要大姨和母亲都去学。由于姥爷当村干部很忙,姥姥操持家务很辛劳,母亲主动提出自己留在家里帮忙做家务,坚持让大姨去上学。转过年,三姨也和母亲一样具备了上学条件,母亲又主动让三姨去上学,自己继续留在家里帮助姥姥操持家务。后来四姨、小舅也都陆续进入了学堂读书,唯独母亲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母亲与父亲结婚后,曾多次在公司做工,为了不影响父亲的工作,保证儿女的成长,母亲又多次失去了转为正式工作的机会。父亲长期在外工作,母亲为了照顾高龄的祖母,哺育我们兄妹五人,只得做一些临时工。 我在参加工作后,填写家庭成员情况时,母亲的职业栏里一直填“家务”。现已儿孙满堂的母亲,确确实实做了一辈子家务,至今还在操持着家务。由于没有上过学,母亲在实际生活中时常遇到困窘。前年,父亲即将退休,由于经营业绩突出,公司特批奖励父亲和母亲外出旅游一次。二老带着长孙(我的儿子)到北京旅游观光,长孙发现奶奶看不明白路标和车站名,随时都有走丢的可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回家后问我,我便向他叙述了奶奶没有上学的故事。每每想到这些,作儿女的就感到非常感叹,父亲也时常负疚。母亲却很乐观,对现在的生活特别知足。她老人家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儿女们努力工作,个个平安幸福。 我成家后,时常抽空回家看望母亲。有时感到疲倦,饭后和衣而卧,每次醒来都发现身上多了衣被,眼里时常有些湿润,心里感到丝丝的温暖和无限的幸福。母亲对儿女的关怀是体贴入微的,这些都是无言而没有任何要求的。父亲常说:种田百亩门前有个园子好,人活百岁家中有位老娘好。我衷心地祝愿母亲健康、长寿、快乐、幸福!

■/杨孝文

男性不育与全球变暖一样重要,如果不能正视这个问题,“男性”这一性别可能会在几代后消失。近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斯卡科贝克教授在英国《每日邮报》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男性不育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尼尔斯·斯卡科贝克援引多项研究结果称,在全球18岁至25岁的健康年轻男性中,只有5%至15%的人精子质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正常标准。在那些苦恼于无法生育的夫妻中,约40%的主因在于男性不育。

近年来,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的话题。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了环境对生殖影响的国际研讨会,会上专家就曾发出警告,男性每毫升精液的精子密度已经由1950年的1.31亿个下降了62%。

上海人类精子库主任李铮说,2007年,上海精子库曾一度停止试管婴儿手术的预约,主要原因是预约手术的人太多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男性精子的质量在下降。据估计,2004年,上海志愿捐精者的合格率不超过21%；10%的捐精志愿者在检查过程中被查出有不同程度的男科疾病。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男科主任医师曹兴午从1990年就开始关注男性精子数量。到2006年,他发现,男性精子数量平均下降了22%。“影响精子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如长期穿紧身牛仔裤和化纤内裤、久骑山地车、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长时间使用等。”吸烟、饮酒、熬夜、缺少运动、饮食不均衡等不良生活习惯,也对精子质量有“杀伤力”。而在人们经常接触的100种已知化合物中,有50余种对精子具有毒性。

国外很多生殖学家认为,男性不育问题开始于胚胎期。英国米德兰生育服务机构医学主任吉利安·洛克伍德博士指出,虽然精子生成始于青春期,但男婴出生前后的几个月,却是精子生成的关键时期。2008年,美国有研究显示,怀孕期间吃太多牛肉的女性,所生的男孩长大后精子量可能较少,精子浓度也较低,患不育症的几率更高。这或许是牛饲养过程中,摄入了杀虫剂、激素或其他化学成分,最后经过食物链在母亲体内积蓄,然后作用于男性。同时,怀孕期间母亲的肥胖问题,暴露于烟、杀虫剂、汽车尾气等,都被认为会损伤男婴成人后的生育能力。

据新华社南昌5月23日30年来,江西新余市80岁的农村离休教师蒋国珍将节俭出的20余万元钱资助学生,受资学生人数达2万余名。

蒋国珍是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蒋家村人,1930年出生。1953年,他被派到江西铜鼓县三都小学教书。由于种种原因,蒋国珍终生未婚,无儿无女。

“我每天的伙食费不到一块钱,但过得很快乐,身体也很健康。”蒋国珍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一张破旧的老床、两床旧棉被和一个老式灶台,几乎是老人的全部家当。灶台上,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碗里放着几块黑乎乎的东西,老人解释说这是牛下水。“3毛钱一斤,补充蛋白质最好不过了”。平日里,蒋国珍最常吃的是红薯和大米煮成的混合饭,花钱买点牛下水已属“营养餐”。

蒋国珍每个月的离休工资有2300多元,在村里算得上是“富人”。他近乎“自虐”的节俭生活让很多同村人不理解。蒋家村一名40多岁的农妇说,蒋国珍把省下的钱全部捐给了学生。

对此,蒋国珍并不愿过多解释。他笑着说:“虽然我没有儿女,但把所有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子女。”

据了解,蒋国珍将全部的收入用于资助、奖励学生,30年捐出资金20余万元,竟超过了他全部工资的总和。蒋国珍告诉记者,因为身体好,他一直坚持开荒种地,除满足自己生活需要外,还可节余部分农产品出售,销售所得也全部捐出。

“吃一点,喝一点,对他来说并不是享受,捐资助学、帮助他人,才是他最大的快乐。”罗坊镇下山桥小学教务处主任欧阳旭说。

对接受蒋国珍帮助的人,他更是从不求回报。有时,受过资助的学生带着礼物来看望蒋国珍,十有八九会“自讨没趣”,甚至被他“骂”回去:“你们不要来看我,如果有这个能力,就该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他以最简单的物质要求,为社会作出了他最极致的贡献。”新余市教育局局长胡建华感慨地说。

“捐600元钱是父亲临终前留下的唯一遗嘱,捐给灾区抗旱救灾……”3月24日上午,一位中年女子来到昆明市供销社老干科,递上600元现金。她在完成一位85岁老人临终时的唯一心愿。

85岁的张文光老人1949年参加革命,是昆明市供销社的离休干部。10年前,老人患上尿毒症,近8年来一靠透析治疗。去年10月,多年的疾患并发症让老人双目失明。习惯关心时事的老人每天靠“听”电视来了解国家大事。在电视中听到云南、昆明遭遇严重旱灾后,住院的老人每天惦记着这场灾害。

老人的女儿说,在住院期间,老人眼睛看不见。病痛让老人身体极度虚弱,人也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但一旦清醒,老人就关注着旱情。问女儿“下雨没有?”“咋还不下雨呢?”

病重期间,老人从电视里听到山区群众缺水,得知昆明市正在进行抗旱救灾捐款,就表示“要捐点款,尽点绵薄之力”。

3月22日,老人弥留之际给子女们留下了唯一的最后遗言是“给抗旱救灾捐600元”。老人去世后第三天,张文光的女儿来到市供销社老干科,把父亲的600元捐款送上,献上了老人的一份特殊爱心。

3月26日晚间,张文光老人的女儿说,父亲一生虽没作过突出贡献,但却是工作责任心很强、勤勤恳恳的一生。张女士说,父亲生病后,受病痛折磨,还觉得住院、透析花国家的钱有些多,曾想过安乐死。问过医生知道没有这种先例后,老人又让孩子去查有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花国家钱太多,他有些于心不忍。”张女士说。

对父亲的捐款遗言,张女士说:“这是应该的。旱情这么严重,这点捐款也只是杯水车薪,但只要大家都出点力,人多力量就大了,就能解决问题。这点捐款很微不足道,很平常。如果能倡导社会都来尽力,力量就大了。”

“老人的后事办得非常简朴。但在临终时还牵挂着旱情,捐出600元爱心款,这让人很感动。”市供销社工作人员感概地说。

(据新华社电)

在临江市闹枝镇,只要提到徐芹,大多数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她是个敢想敢干、勤劳致富的能手”。确实,近年来,徐芹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的汗水,从家贫如洗变成富裕户,为农民姐妹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十年前,勤劳朴实的徐芹为了让自己的老人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毅然到山东去打工,但每年拿回来的钱勉强维持家境,与发家致富根本贴不上边,敢闯敢做的她与老实本份的丈夫商量,与其在外面为人打工赚小钱,不如利用自己打小学会的烙煎饼手艺,自己办个煎饼生产小作坊。说干就干,2001年,她通过考察,发现新式盘炉子烙出来的煎饼要比传统方法有很大的优势,于是,她找到了在白山生产煎饼的同学,虚心向人家求教新式盘炉法,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她掌握了全部方法,回到家,她东挪西借几千元钱,支起了4个鏊子,从本村招来了4位农村妇女,手把手地把新学到的方法教给大家,生产出来的煎饼在临江市场上往往是供不应求。由于她勤劳肯干,那一年,小作坊的收入达到3万元。 2005年,徐芹的煎饼小作坊生产的煎饼需求量越来越大,她决定扩大规模,投资5万余元,买下了村小学闲置的房屋,新盘了5个鏊子,新招了村里下岗的10名妇女,同时她认识到品牌的作用,经过与丈夫商量,注册了“乡助”牌五妹大煎饼。从卫生检疫到质量达标,其中的困难与艰辛曾让这个坚强的农家女偷偷哭了好多次,但她还是咬着牙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让自己的五妹煎饼厂渐渐走上了正轨。现在五妹煎饼厂每年都能生产出25万斤煎饼,品种增加到10个,销售市场扩大到深圳、上海、长春等地,年收入达15万元。2008年,她的五妹煎饼厂被临江市工商局评为诚信单位。 “穷不失志,富不忘本”,徐芹没有忘记身边的众乡亲,谁家有困难她都伸出友爱之手,她从2002年开始义务资助本村的孤儿,并且带动30余户姐妹发展手工煎饼；2009年她无偿提供技术,帮助靖宇县王寻建立了“关东妹”煎饼厂,别人都认为她太傻,把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手艺让别人学去,她却笑着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吊打人,能看着周围的姐妹穷着,我自己却把赚钱的法儿捂着盖着吗?大家都富那才叫富。”

本报讯(记者申文利)7月27至28日,省政协副主席林炎志带领省政协调研组,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范强、省能源局副局长郑建林陪同下,来我市就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市领导林仁和、张太航、王学志,市政协秘书长于天江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省政协调研组先后深入到市区东方红小学周边棚户区和浑江区通沟街道廉租房建设现场,实地察看工程建设情况,鼓励工程建设方克服天气不好等困难,保证施工质量,加快施工进度,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使困难群众早日住进新房。

我市高度重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深入开展城市棚户区、煤矿棚户区、农村泥草房、林业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对省里下达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进行科学分解,签订责任状,积极解决广大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政策支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绿色通道,坚持特事特办,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保证各项安居工程的顺利实施。在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中,我市严格执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认真落实城建项目法人、招投标、监理和合同制,强化责任落实,打造质量过硬的民心工程。同时,加强工程建设进度管理,切实抓好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对项目资金进行严格监管,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在听取情况汇报后,林炎志对我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白山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加强领导,克服诸多困难,采取超常措施,加大资金投入,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各项指标排在全省前列,收到良好效果。林炎志强调,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我省的重点工作,是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途径,是一件惠及民生百姓的好事实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责任感和紧迫感,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统筹协调,扎实推进,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和积极推进。要创新体制机制,做好工程规划,实施科学管理,不断加大宣传力度,赢得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要落实优惠政策,破解资金投入瓶颈,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步伐,把保障性安居工程打造成政府赢赞誉、群众得实惠的满意工程,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