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不期而至,影响了通讯,阻碍了交通,可它阻挡不住母亲离去的脚步。母亲因病去世,享年88岁。母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把生命的全部报效给了祖国和人民。

母亲从小就酷爱读书,在旧社会,好歹念完了伪国民优级学校。在读书四年期间,母亲接触了一些进步老师和同学,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为母亲毕业后走向社会,走向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4年,母亲毕业后回到抚松任教员,这是母亲步入社会,走向革命实现理想的开端。1945年,日本投降,抚松解放,母亲所任教的学校处在混乱状态,部分教师离职,母亲和有进步思想的教师维持着学校的秩序。1946年暑期,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抚松和蒙江两县的教师,集中到抚松开展集训。在集训班母亲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了觉悟,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集训班结束后,母亲找到了集训班负责人闫大队长要求参军,母亲随他们到了通化,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从此母亲走上了解放战争的征程。母亲参军后,被安排在后勤机关负责被服厂及其他军需用品的管理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外,挤出时间参加出操训练,学习作战知识,母亲患有轻度的大骨节病,在行军路上要付出更多艰辛,特别是在“四保临江”战役中,转战通化、集安等地,不分昼夜行军,每到一处,打捆稻草、玉米秸子就地打铺,和衣而卧,但母亲总是精神充沛。“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大部队休整,在1947年的一天,忽然家中捎信到部队,说姥姥病故,姥爷带着四个年小的妹妹生活十分艰难,要求母亲回家共同维持这个家庭。母亲在无奈的情况下,向领导汇报了家中的变故,经首长研究批准母亲回地方工作。先后在银行、贸税局工作,因这些实行的都是“供给制”,只能解决母亲一人的生活,家中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虽然单位给了些临时补助,但总不是长远之计,母亲又向组织提出申请到农村去,经批准决定派母亲到万良镇中心小学当教员,每月发三斗苞米作为生活补助。母亲很高兴,三斗苞米可以解决一家的最低生活。1948年,抚松农村土改普遍开展。在万良任教的母亲完成教学任务之后,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运动,和土改工作队一起协助“农会”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开展“减租减息”,“划分阶级成分”和制定“土地和其他胜利果实”的分配方案,母亲成了编外的土改工作队员了。

1960年,党号召干部“下派”到农村扎根落户,经申请父亲被批准了,我们全家被分配到父亲曾常年蹲点的万良公社向阳生产大队,经公社党委批准,父亲为大队管理区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母亲为大队妇女主任兼管食堂工作。边劳动边生产,母亲有1957年“下放”的实践经历,养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很快,她和农民打成了一片,全大队共有四个食堂供全村400多户就餐。我们下派这年正处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城镇口粮实行低标准,农村搞“瓜菜代”,全民吃“食堂”。食堂内部执行“两干一稀”定量供应,母亲为了把“食堂”办好,使全村群众吃饱,就组织妇女劳力上山挖野菜、扒“榆树皮”,母亲还隔三差五到大队申请些大豆,发给每个小队食堂做“小豆腐”,一是防止社员浮肿,更主要的是给社员改善一下生活。母亲吃饭在四个食堂轮流吃,一是看看食堂办的怎么样,二是听听社员对食堂有什么意见,以便改进。在吃饭时母亲发现有的单身汉吃不饱,就把自己定量中的拿出一点给单身汉吃,使单身社员很受感动,周边社员对母亲的做法都很赞同,从此,母亲的威信更高了。因工作需要父亲又抽回到县委工作,全家又搬回了县城。文革期间,以母亲参加工作早为由,被怀疑为“老国民党员”,“老反革命份子”被批斗,劳教了四年,“四人帮”粉碎后,母亲被彻底平反了,身体遭受的伤残按工伤处理。组织上把母亲安排到其他单位分管重要工作。

母亲对子孙后代非常慈祥,特别是在思想上关心我们的成长。母亲共有五个男儿孙都是党员和复员军人。他们在工作中都能严以律已,积极上进,这与母亲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母亲常对我们说:“我这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儿女孙辈,你们只要好好工作,就是对母亲最大的孝,也是对党最大的忠”。

母亲把一生献给了党,党也没有忘记母亲,给了母亲很大的荣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由县领导亲手给母亲挂在胸前,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前夕,省委组织部、省老干部局派人会同白山市、抚松县老干部局到家慰问,母亲离休后养老费每年发13个月,由每月1000多元提升到3500多元,还享受公费医疗。

母亲带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子孙后代的慈祥,离开了我们,她没有遗憾,用她短暂的一生谱写出光辉的历程。用她的革命经历和抗争精神,书写了一部丰富的生命之书,让我们子孙后代捧读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