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建后的通化市青少年宫是山城一道美丽的风景。少年宫内的校园文化建设更是以丰富的内涵展示它特有的功能。正厅条幅选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把对青少年成长、成才的期望与国家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型古铜壁画不仅展示市青少年宫承担全市青少年劳动技术教育中心、特专长培训中心、科普教育中心、文体活动中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告诉孩子们如何锻炼自己、全面发展。楼梯口处“真诚包容敢于担当重行务实创业自强”16个醒目的大字告诉学生要牢记通化城市精神，把爱家乡、爱城市教育与日常教学培训融为一体。走进陶艺教室，感受的是土与火的艺术，装饰在墙面的岩画，正是人类文明的印记。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们更能用心去领略中华民族传统艺术。走进乒乓球、跆拳道教室，从小立志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行走在青少年宫教学楼里，放眼四望，教室、餐厅、走廊、窗台，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市青少年宫的精致管理，凝聚着教师对学生的关爱、赏识、鼓励。

实习记者金石开

她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从看到她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忙，当记者找到她时，她一脸歉意：“抱歉，实在是太忙了，真抽不出时间接受采访。”作为一名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除了教学任务，班里还有50多个孩子需要她照顾，在学生眼里，她既是老师，又是母亲。

在将放学的孩子一个个送出校门后，她又回到了教室里，打扫卫生，整理被孩子弄乱的书桌、学具。忙完这一切后，她就在学生们窄窄的书桌前坐下来，一边批改作业，一边时不时的抬头跟记者聊上两句。说起她的学生，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她说：“这些孩子还小，天真稚气，来到学校，除了学习，生活上还需要人照顾，当老师的，就要多一份责任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母亲的心态去对待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温暖，让他们能在尚未熟知的学校环境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正是这份责任心和慈爱的母性，让她和学生之间产生了浓厚的师生感情。

采访结束后，她跟记者说，还是别写她了，自己就是名普通的教师，教育学生就是自己应该做的，没什么值得可写的。

正因为这些老师的无私奉献，才让孩子们的成长道路变得平坦通畅。

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岁月,他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受粟裕同志直接领导的,曾耳闻目睹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保护老干部的情况。这里回忆几件极平凡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的品德。 “对干部要有一个基本看法!” 1966年8月,粟裕同志因病在医院治疗,他带病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之前,“文化大革命”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动起来,来势异常迅猛。不过,军事科学院机关内部暂时还相对平静。全会以后,粟裕同志主持开了一次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全会的精神。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预感到一阵暴风雨即将到来。粟裕同志分析和估计了机关的状况,考虑到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冲击机关,再三叮咛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会议之后,粟裕同志又专门对我说:“机关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相互间不够了解；军衔从元帅到士兵,各级都有,悬殊比较大,难免有些隔阂。现在要顺势善诱,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果然,军事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造反派”；二是文化部系统各院校关于所谓“黑材料”的斗争。不几天,矛头对着两位院领导人的大字报接踵而来,调门愈来愈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三反分子”。我当时是院政治部主任兼院“文革办公室”主任,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只好向粟裕同志请示,最好以他的威望来坐镇。 粟裕同志默默地听我的汇报,叹了一口气说:“三反分子这顶帽子怎么能随便给人戴上呢?他们主持日常工作,很难避免会有缺点和差错。我了解他们,我和他们共事很久,对干部终归要有一个基本看法。根本谈不上三反的性质!” 过一天,粟裕同志带病来到机关,先看大字报,然后接见所谓群众代表,场面非常紧张,接见从午后一直延续到晚间八、九点钟。最后,粟裕同志讲话。他说有意见提出来是好的,也欢迎对他个人提出批评,但要经过核实后才能确定问题性质,究竟是日常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结论过早是不适宜的。当年,我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粟裕同志没有对我明讲,但在碰到一些难题时,却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同他在战争中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当机立断的大将风度和气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揣摩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1952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当年10月,有人建议把作为“三反分子”的两位院领导人的一些所谓“问题”正式上报军委和中央。院党委处境非常困难。粟裕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的问题都还没有核实清楚,怎么好轻率上报?!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执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场使人极不愉快的风波。 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立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复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 粉碎“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1975年春,全国四届人大之后,粟裕同志受邓小平之命,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决定先到华东,这是有用意的。当时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已分别窃取了军内要职,妄图插手部队,上海又是“四人帮”的巢穴。他打算既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又随机对一些老同志进行保护。他4月出来,6月才回北京,先后考察了安徽、江苏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一些部队,听取了所到县、市地方党、政干部的一些反映。他身体欠佳,仍废寝忘食,接见要求谈话的同志。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志提出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当有人问及对“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态度时,他说:“五十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说这番话,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一些同志们打招呼,隐约暗示“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在江苏,他也同好几位地、市委书记说到这一点。 在一个军分区的一次会上,许多同志对“民兵指挥部”非常反感,指出今后的民兵建设究竟是一个指挥系统,还是两个指挥系统,实质上已接触到“四人帮”阴谋搞第二武装的问题。但是,有一位老同志却在会议上批评了这些正确意见,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我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讨论的情况,他听了以后,笑笑说要找这个老干部谈一谈。粟裕与他恳切地谈了话,对这位老同志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钟,对他此后没有在民兵问题上陷得更深,无疑是有好处的。 6月返京,正值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夕。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窃据军队领导要职,粟裕除了字斟句酌地向军委写了书面考察报告之外,对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搞了一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次汇报,军委领导同志认为很重要。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在当年军委扩大会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也被采纳和应用了。 1975年8月,粟裕同志找我谈话,传达调我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决定,并向我传达了“四人帮”的问题。特别提醒我要加强部队的党和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和军委领导之下。要十分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我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动态通过他及时向军委反映。他为我在迷雾中指出了方向。 这都是些极其平凡的小事,发生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里,然而,对于我,却是寒冬的篝火,荒漠的甘泉,迷途的星斗,苦旱的雷鸣,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