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编撰的大型丛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分省立卷，其中的《吉林卷》书稿，已通过丛书编委会终审，交由中华书局付梓。在该书编撰过程中，编者对吉林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及其传统特色进行了探讨。

考古证明，上溯16万年以前，在吉林地域就有人类生活的遗迹。华夏系的燕人、汉族；东胡系的乌桓、鲜卑、室韦、契丹、蒙古、锡伯；秽貊系的秽人、貊人、夫余、高句丽；肃慎系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四大族系，自古以来就在吉林大地繁衍生息。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多民族王朝以来，历代王朝与吉林地域各民族的关系日趋紧密，其行政管理由羁縻建置发展为一般行政建置，各民族间的关系也由“华夷有别”发展为“中华一体”。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在这片富饶美丽的黑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多源同归与多元互补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林地域文化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文化交融共进史。它的形成与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变革相对滞缓、不同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更迭变迁等，为这里人们的文化创造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舞台，成就了一方具有魅力的地域特色文化，其形成过程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地理环境的梯度差异导致文化生成的地域差别性。吉林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呈东南高、西北低走向，有明显梯度差异的三大自然生态。自然环境的不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方式和本土文化的不同。东部长白山区，山高林密，间或有高山盆地，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丰富，气候严寒，生存环境艰苦，初始，肃慎系民族在这里采集、狩猎，渐渐由原始蛮荒之地变成满族、汉族、朝鲜族、回族的生活家园，伐木、开矿、畜牧、垦殖等生产活动逐步发展，成为吉林地域文化发源地；中部平原土质肥沃，江河纵横，四季分明，适于农耕，为秽貊系民族世居之地，以农耕经济为主，渔猎为辅，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较深，吉林地域的农耕文化滥觞于此；西部草原，水草丰茂，是游牧生活的广阔天地，东胡系的蒙古族在这里创造了游牧文化，成为吉林地域文化中亮丽的草原风情。生活在吉林大地的各民族，由于所居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民族的称谓有所变化，尽管在历史上一直深受中原汉儒文化的影响，各民族文化也不同程度地互相渗透，但是，其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诸如民居、交通、饮食、服饰、交际、音乐、舞蹈以及婚丧礼仪等等，基本保持了由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的三大板块的文化面貌。

其次，民族政权的更迭造成文化发展的间断性。吉林地域曾经历了夫余、高句丽、渤海、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次第更迭，其文化在明代以前并没有形成以某一个民族文化为主体持续传承的局面，而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类型并存共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发展的轨迹同经济发展一样不是直线上升的态势，而是呈现出间歇起伏的发展特征。

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更迭，出现迁都和文化中心的转移，必然打破以一个民族文化为主导而永久传承的局面。其优点是，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掌权的民族其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促进了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从而丰富了本民族文化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如夫余文化、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等。但只是各领一代风骚，极一时之盛。二是由于战争对民族文化造成的破坏，影响了文化的持续、有序发展。例如：辽灭渤海、金灭辽、元灭金，都使后者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浩劫。除毁于兵燹之外也有自毁，比利时人南怀仁在随康熙东巡时写下这样的见闻：“战争前的许多村镇，其遗迹早已消失。所以如此，是因为鞑靼王以微小的兵力起事，迅速地大规模地从一切城镇中强募军队，为了使士兵失去回到家乡的一切希望，把这些村镇完全破坏了事。”这样，随着民族的兴衰，地域文化呈现潮起潮落、波澜跌荡的曲折历史。

再次，中原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体现了互补性。不同民族文化不是相互对立与排斥，而是相互亲和与交融，在互补中不断发展，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无不“参汉制，重汉学”同时又“尊祖尚武，无忘旧俗”，经历了由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到以汉族文化为主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发展过程，这是吉林地域文化形成的最重要历史轨迹。主要表现为：其一，在本地掌权或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吸纳汉族文化以丰富本民族文化，从而巩固本民族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有清以来，清王朝在坚持满族旧俗的同时，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效仿明代的政治制度来建立全国的政权系统，大力吸取并推行汉族文化；其二，中原地区人口向东北的大量迁移，加速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自清朝乾隆中后期开始、历时百年之久的“闯关东”现象，使吉林省人口至1909年已达560多万，其中大部分是汉族人，他们在大杂居小聚居格局下同原住少数民族居民和谐相处，开荒垦殖、创办作坊、经商贩运、开设私塾，口传师授汉儒文化，在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生产技艺、生活习俗等方面都给当地带来了新气象，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其三，“流人”文化对中原文化在东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将“流徙罪犯多编管于吉、江两省……缙绅获文字之祸，或罹党狱，恒流放于此”。流人与闯关东的流民不同，多来自江南，是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将士、官员、文人、学者。他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从事文化活动，传习汉学，不废吟咏，留下大量诗文，形成一股流人文化潮，促进了“北雄南秀”的相互融合。

从上述吉林地域文化形成的诸因素可以看出，吉林地域文化的进步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文化发展走向，平民阶层的俗文化一直在传承、延续，而精英阶层的雅文化则进展缓慢。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演化融合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文化传统。在吉林历史上精英文化占有重要位置，在吉林生活时间或长或短的一些文化名人如洪皓、吴兆骞、吴禄贞、刘建封、沈兆禔和号称“吉林三杰”的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等，曾对吉林地域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是，与中原诸省深厚的精英文化相比，从可以构成吉林地域文化传统特色的角度而论，更为突出的是平民文化。其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拓荒创业锻造了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吉林地域文化始终是在开疆、拓荒、创业历史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锻造了自强不息、崇尚英雄的精神。各部落、民族之间的角逐、征伐，契丹人、女真人、满族人的挥戈南下，问鼎中原，在这片苍茫肥沃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历史话剧，留下了一曲曲英雄颂歌。吉林大地上一些标志性的文化遗产，是这一历史的记录和文化符号。被称为“海东古碑之冠”的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述了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谈德一生戎马，南征北讨，开疆拓土的功绩；大金得胜陀颂碑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兴兵反辽、得胜建金的记功碑，歌颂了完颜阿骨打风栉雨沐拼杀疆场、开国创业的功绩；口碑文学“满族说部”是宏篇而珍贵的满族文化遗产，已出版的28部满族说部丛书可以说是歌颂不畏强暴、能征善战的英雄的壮丽史诗。

吉林地域开发较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而进步缓慢。在莽莽山林、江河湖泊、黑土地和草原拓荒创业极为艰难。狩猎由石砮到铁镞，由步射到骑射；捕鱼由水中捕鱼到冰上捕鱼，由凿冰窟叉鱼到冰下设网捕鱼；耕稼由石犁到铁犁，由单纯种植谷麦到试种玉米成功，由单纯旱作到在高寒地区稻作，每一步都是一种艰难开拓，率先的开拓者自然受到崇敬。有的学者将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吉林称为“拓荒者阶段”。大量汉族农民铤而走险，冒死出关，挖参采药，开荒垦殖，兴办各业。他们同样崇拜开拓有功的英雄人物，如把进山探险采参死于山里的孙良奉为神明，如各行各业都赋予本行开拓者“老把头”以无上权威，尊崇有加。

在这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生活在吉林大地的各族人民锻造了世代相传的自强不息、崇尚英雄、开拓进取、守土护边、骁勇尚武、彪悍无畏的坚毅顽强精神。“北方风气刚劲，振古如兹”“今长白一带，其强悍骁勇之习，犹有东海之雄风焉”。这种精神不仅广泛播撒在民间，其激昂狂放的格调也渗透于各种文学艺术中。

二是，艰险环境磨砺了坚韧刚健的文化个性。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仅靠一种生产方式难以维持生活，往往是采集、游牧、渔猎、农耕方式并存。尤其是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皆依森林以居住，恃射猎为生”，这便与长白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在莽莽山林从事挖参、采药、狩猎、伐木、放排以及农耕等活动，产生了独特多彩的文化，并为历代文人雅士讴歌。有些学者认为“长白山文化”是吉林地域文化的主体，不无道理。长白山的环境极其艰险，毒虫猛兽出没其间，冰雪严寒令人难以承受。英国探险家扬·哈斯本在《帕米尔探险记》中记述了进入长白山时，其驮给养的马被蚊虻叮咬得“发疯般窜林跳进山崖”。有的探险者、采参者被蚊虫叮咬，死于老林，只剩一副白骨。清朝著名诗人吴兆骞在《长白山赋》中写道：“自山麓至半山，皆黑松林，亘三百余里，不见日月，树根相纠如网，地皆深淖，马行七日乃毕。”在这里谋生不仅需要敢于同大自然搏斗的勇气，甚至要甘冒生命的危险。进山伐木的人，要在冰天雪地生活整个冬季，经历各种险恶。在江河上漂流放排随时都有险情，沿岸多处留有放排人的孤坟。歌谣说“伐大树，放大排，哪里死了哪里埋”，就是这种豁达而又艰险生活的真实写照。狩猎者不仅捕猎大动物有危险，即使捕貂也要在冰天雪地的山里忍饥耐寒数日不归，谣曰“今日离了家，何日能得还？一张貂皮十吊半，要拿命来换”。

处于中西部平原草原的人们，劳作同样艰苦。以采东珠为例，江河一解冻，“珠轩丁”将船驶入江心，裸体抱杆沉入水底，得则口衔缘杆而上，不复生还者亦有之。冰川捕鱼要冒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湖水溅到身上立刻成冰，无处取暖。生活在吉林大地的人们，在同大自然搏斗中，不惜赌命从事危险劳作，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样的艰苦环境磨砺了人们坚忍不拔、勇敢刚健、吃苦耐劳、克难履险、朴素节俭的文化品格。许多歌谣谚语、劳动号子、民间故事以及文人雅士的诗文，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这种文化个性，并且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吉林各族人民，成为他们的生活教科书。

三是，民间行为文化张扬着宽厚质朴的民风。在吉林，民间行为文化土壤深厚，特色鲜明。由于长期处于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人烟稀少、环境严酷的状况，人与人之间只有靠互助才能更好地谋生，如在深山老林遇到个陌生人也立即成为亲密同伴；待到抛家闯关的汉族人涌入，一方面，得到原居民热情接纳很快消除了孤单感，旧的家族观念淡化，新结下的乡情日浓；另一方面，带来了儒家“仁义”、“忠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吉林地域文化形成的这一历史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民间行为文化，其特点是宽厚质朴、团结互助。

这种行为文化突出表现在各种行业帮伙的规俗中。行业帮伙是一种自发的生产性组织，如木帮、参帮、金帮、打围帮、网伙、车伙子等，他们都有自己的帮规帮俗。比如，采参、伐木者在山里搭建小木屋或窝棚，离开时不仅不拆除，还要把粮米油盐留下来，以便后来人进屋就可以做饭、住宿；猎人、渔人有所捕获时，如路人遇到也要分给一些“战利品”；车伙子如路遇翻车打误的祸事，要竭尽全力相帮，否则会被人耻笑、唾骂。这些规俗的共同特点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相依相济，宽厚待人，并成为他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

这种行为文化深入人心，植根于吉林这片沃土。“前行柳条边外者，率不裹粮。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则尽其所有享。或日暮，让南炕宿客，而自卧西北炕。马则煮豆麦莝草饲之，客去，不受一钱……盖是时俗固厚。”“民风朴厚，勤俭守信，义重宗法。乡民平素往来均系口头契约，恒数世不爽，贫民到处游食无拒者”，“邻里戚旧则互相访问，遇有吉凶事故，则互相庆吊，……有无通共，守望相助，敦笃之风诚为气象焉”。既已形成民风，它便成为民间的普遍价值观念和传之久远的习俗，潜移默化地养成了宽宏大度、厚重质朴、扶危济困、知恩图报、豪爽仗义的品格。

文化交融是双向的，吉林地域文化有史以来一直接受着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滋养，与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同时，世居吉林的少数民族以他们与中原文化相异的文化个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既不能把中原文化在吉林的传播看成是移民文化，也不能因为有的民族其个性已经弱化而忽略他们在历史上对地域文化的贡献。

当我们回顾吉林地域文化的历史时看到，吉林省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全省已发现并登记的文物遗存9575处（件），这是先人留在吉林大地的足迹，它弥补了文献的不足，使我们慎终追远，更具体的了解过去。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较好地保护，列入国家名录的已有37项，列入省级名录的293项。比如，查干湖冬捕，千百年前冰下捕鱼的古法古俗传承至今，仍保留着世所罕见的原生态文化景象；朝鲜族农乐舞，满族驯鹰，形象地再现了原始农耕、狩猎的生活图景，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风貌。它们是时代的遗孤，历史的遗爱，我们应予珍惜。

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地域文化所蕴涵的精神财富。吉林各民族以其自己的生存方式、风俗习惯、情感样式、信念理想所创造的文化，反映了世代先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既有刻骨地悲怆，也有铭心地壮丽，凝结在其中的自强不息、坚韧刚健、宽厚质朴的人文精神沉浸在民族的血脉中，传承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中，成为一种传统融入现代生活，是吉林地域文化持久的魅力所在。不要以短视的眼光只看重可作为旅游资源的地域文化的表面形态，更要重视地域文化的思想资源，加倍珍惜吉林人永久的集体记忆。

作者简介：

谷长春，1933年生于长春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现为省文联名誉主席，省文史馆名誉馆长，省杂文学会会长。《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吉林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