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

相声艺术，是我国民间独有的艺术曲种，常以讽刺手法为主，针砭时弊地演示歪风邪恶或讴歌和弘扬正气。通过笑声，使人得到心灵启迪和教育而深为大众所喜爱。

相声艺术基本功

相声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说”是指说笑话、讲故事、打灯谜、行酒令，要求演员发音要准，吐字要清。“学”是指学人言鸟语、雷雨风声，要求演员“摩其神，仿其魂”，学不但要形似，更重要是神似。“逗”是指插科打诨，抓哏逗趣；除了这些还得看演员的功底，但这需要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磨砺。“唱”是指唱“太平歌词”、“戏曲小调”、“民美通俗”，相声中根据演员嗓音条件加入唱段来融入主题，还要求演员在唱中加入笑料、制作包袱，以显示滑稽幽默风趣。

相声界把“说、学、逗、唱”作为培训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如通过说“贯口”或“绕口令”练习语言的节奏声调，矫正发音部位及发声方法。通过学“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里蹦的”，练习模拟大自然的万物。通过捧逗哏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打诨逗趣，抖“包袱”造笑料。再通过唱“太平歌词”、“戏曲小调”、“民美通俗”等练习演唱技巧。有的相声演员把“说、学、逗、唱”囊括整个相声中，以显示演员的基本功全面、过硬。

但实际上，“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不一定就能概括相声艺术的内容，也不能证实它就是相声艺术的全部表现形式。但它又有包罗万象之意。

相声艺术的灵魂

相声艺术的灵魂，是以幽默或讽刺见长。它分为“第三者讽刺”、“自我讽刺”和“歌颂赞扬”三类。它爱憎分明，对待敌人，它是枪炮和匕首；对待朋友，则是良药和蜜糖。相声的具体形式分为“单口”（一人）、“对口”（两人）和“群口”（三人或三人以上）3种。而“说、学、逗、唱”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具体分析，则各具独立、内容不一的特点。“说”是相声艺术的一种表演方式，也就是说，相声艺术是从“说”中“呈现”的语言艺术，而绝不同于“故事人物”中的戏剧艺术。“逗”是指相声艺术的独特喜剧风格，也就是说，相声艺术是独具这种语言风格的艺术，但又与其他说唱艺术有所区别。“逗”的内涵是借助于“说”的方式来表达，否则，它的喜剧风格也就不存在。至于“学”和“唱”，则是相声艺术的另两种重要的艺术手段，其实它也在为组织“包袱”服务，纳入相声喜剧风格的轨道。

相声界为之共识的是“唱得再好，没有‘包袱’（笑料）也是白唱”。因为它将失去相声的魅力和“精髓”（幽默）。故此，精湛的“学”和“唱”技艺必须融入巧妙的“包袱”所伴随，才能充分显示相声艺术特色。如果脱离了“说”，脱离了相声演员对事物的分析和评介，孤立地“学”或“唱”，那就不成其为相声艺术，只能说是口技或戏曲和模仿秀。

作为通过逗乐来完成艺术审美的曲艺形式，相声表演的基本要求是让观众发笑。相声的笑料行内人称作“包袱”，意喻节目的主题与效果，是经演员舞台上反复铺垫后，突然释放出来。通常要求笑料能在偶然中显示必然，让观众既感到是意料之外，笑过细想后又觉得全在情理中。欲擒故纵、声东击西、误会巧合、谐声双关等思维和智慧及修辞技巧在相声当中常被使用。又由于相声通过笑料启迪观众，表达思想与爱憎，幽默之外，讽刺将是其基本的目标和要素。

相声的讽刺功能渊远流长，历为人们所认可。最早记载相声的《字象》就充分显示了相声的讽刺功能。从理论上说，讽刺无非是揭露社会生活和万物之间的矛盾，起告诫和警示或者歌颂和鼓励的作用。从而推动事物的转化和发展，而诸多矛盾现象，正是构成相声“包袱”的基础。如若相声艺术失去讽刺功能，就将失掉站立的根基和风采，减弱观众对它的期许和宠爱。

“包袱”是相声精髓，“包袱”也恰恰难坏了相声。也就是说，“包袱”相声必须背上，“包袱”也使相声不堪重负。

现实性尴尬

庞大的人民群众，诚恳的期待多出相声好作品，多出精品，期盼能够执笔的相声艺人、曲艺作者（家），以精湛的命题，艺术的触笔，多为人民写出具有思想性、艺术性、逻辑性兼具的好作品。一句话，写好“包袱”多给人民一些笑声。但是，相声的“逗乐”（即包袱）应该是高雅的，为我们道德所允许的范畴中的艺术再造，不能为单纯的追求舞台效果和经济效益，把一些“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作品去污染社会空气。应当以一些健康的、向上的、洁净的相声段子，奉献给祖国这片圣洁的大地。通过“甩包袱”送去笑声、送去温暖，使之受到良好的启示和教诲而非其反。为此，我们的相声演员和从业者，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和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当前，我国的相声艺术处于不景气和每况愈下的境地，原由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因素有三：相声的优秀创作人才极度缺乏；优秀的相声演员人才极度缺乏；相声新人不重视“说学逗唱”基本功的训练。其深层原因包括对上述缺失艺术人才的选拔、寻觅、培养并给予应有的宽松环境和良好的生活待遇，彻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

现在的相声演员大多没有敬业精神，对表演不专一，不能静下心来钻研。而四门基本功对演员来说非常重要，却越来越不被重视。传统不可丢掉，既要百花齐放，又要推陈出新。马季先生就是一位创演新相声的代表人物，是继承、创新的楷模，他一生创作300多篇相声，他创作表演的《宇宙牌香烟》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马季先生桃李满天下，他对相声的贡献、执着，至今没人能够超越。

在曲艺界好的演员不一定是好的老师。许多颇具艺术造诣的艺术家，大都不善于传道授业。很多成功的老师并不是什么有名的演员。这其实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并不奇怪。有的人天赋好，艺术表现力强但不善于教学。而有的人满腹珠玑却没有好的舞台表现天赋，不能将所理解的艺术真谛充分展现在舞台上，但却善于指导旁人。当前多么期待一些当红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和已经退出舞台的艺术前辈们，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传承后人，培养新人上面来，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使我们的相声艺术长盛不衰，后继有人，不至于灰飞烟灭，失去传承。

现在的喜剧小品（曲艺小品），我个人认为是相声艺术的衍生物。仅仅20多年的时光，通过舞台的演出特别是进入电视荧屏后，取而代之，迅速蹿红。其艺术载体几乎照搬了相声艺术的结构和语言，丰富自己，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种，并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转眼间，竟成了春晚舞台上歌舞、相声、小品三大支柱之一，近年几乎取代相声，一枝独秀。本属于相声载体的“说、学、逗、唱，”被小品放在戏剧范畴之中，加了一个“演”字，壮大了自己。使相声艺术相形见绌，形成衰败之势。

多元化汲取谋振兴

难道说，相声只能是其他形式艺术借鉴的典范，相声就不能破茧而出，反借他人之长壮大自己。相声难道坚持墨守成规，不能走多元化之道路去充实、完善和丰富自己，使之重放异彩吗？再以东北二人转为例和我省韩城农村地区的“唱秧歌”一脉相承。当初，都是一对男女演员以黄色低俗的表演，卿卿我我而流传于东北大地和陕西渭北地带。当今东北稍显火爆的二人转是在东北大秧歌基础上，吸收了关内莲花落及其他姊妹艺术而自成体系。故有“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之说。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它又广泛吸收东北民歌、单鼓、东北大鼓、皮影戏、喇叭戏、十不闲、河北梆子、评剧、京剧、凤阳花鼓、霸王鞭、打花棍、数来宝、相声、民间戏法的说口词等多种艺术成分，融化而成“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嗽”，这一具有东北独特风格的民间歌舞演唱。

当今二人转的演变，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在舞台。由两个演员上台演，过去女演员是主角，男演员是配角，现在转为男是主角，女是配角。开场很少唱小帽，直接就说，同相声一样。有的上台就耍扇子，耍一阵后再唱再说；在表演中，把相声的“说、学、逗、唱”运用到其中。说口也不像说口，而是三五句家常唠嗑；学的东西是流行歌曲。主要表现在“逗”字上，男演员连说带逗，女演员在一旁捧哏，你一句我一句，说些逗乐的话，文明高雅的少，低俗浮媚的多，偶尔也打情骂俏。一场两个小时演出，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场，人物故事，戏剧情节十分少见。刚开始，会有一部分观众鼓掌叫好，若周而复始，天天如此观众看不到新的东西，自然也就不看了。作为文艺工作者，若让充满“三俗”的文艺形式去占据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对这些宣扬拜金主义等不健康现象的文艺程式之滋蔓而熟视无睹，将是对人民的犯罪。

诚然，相声这一古老的曲种，在服装道具、舞台灯光效果等方面和某些艺种不可比，只是一张桌子或一把扇子，穿西服或长马褂子、两个汉子，站在台上你一言我一语的捧逗和“二人转”或近年几近走红并有一定市场的“小品”，是单薄了许多，甚至“大为逊色”，但它毕竟是我们的祖宗先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渊远流长！在其历程中，毕竟出了诸如侯宝林、马三立、马季等众多的相声泰斗，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经典的相声段子，使人过目难忘。这些老艺术家的高尚人品和艺德，更应成为相声后人学习和传承的珍贵财富！

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作为相声这门曲种，也不能以固守传统而固步自封，这是在“作茧自缚”。当前，文化艺术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应当保留好的改进不足的，在使用服装道具，灯光效果，舞台演出程式等等方面，应当接受新的观念，不排斥流行，接受多元化，从而使这一古老的曲种，融入时代的激流之中，水涨船高，不断进步。我们需要一批批优秀的创作队伍，更需要一些成熟，更有市场头脑的曲艺和相声项目策划人。当然，相声艺术所需要的并不是“糟改”式的所谓改革而是合理和成功的借鉴和运作，再加之正确的引导培养，我们的相声曲艺才振兴有望。

春节的鞭炮尚未停歇，元宵的花灯又将高照。正月十五，旧称上元节，又名元宵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八节”(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之一。上元佳节，新月初圆，又称元夜——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也是中华民族传承上千载的佳节。日前，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施立学为记者讲解了自己多年研究的观点和诸多有关元宵佳节的传说与趣谈。 施立学告诉记者，闹元宵，闹者，旺盛也，狂放也。传说元宵是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中天官的生日。正月十五乃三官下凡之日，而三官各有所好——天官好乐，地官好人，水官好灯，所以是夜大街小巷火树银花、结彩张灯。和着新岁万家团圆，天遂人愿，万里晴空捧出一轮朗月，灯辉月华，天人同庆。恰如唐代大诗人崔液《上元夜》诗中说：“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元宵节不啻为春节的继续与高潮，是中华民族的狂欢节。 元宵因三闹而成狂欢。元宵一闹漫天灯花艳，元宵的花炮让城乡不夜。关于元宵的起源，无论正月上旬祭祀说，还是汉武帝燃灯祭祀太一神说，即便西域摩揭陀国每年正月十五做燃灯法会，汉明帝迁经白马寺燃灯表佛说，都在宣导一个理念——你高天送我一轮新月，我回你漫街狂欢歌舞和与明月媲美的万盏花灯。 元宵张灯形成于汉初，仅张灯一晚。从隋唐开始逐渐兴盛进入狂欢。隋炀帝杨广每年元宵节举行盛大灯会招待外国使者，以夸耀国家富庶。唐时元宵节张灯风气大盛。唐玄宗下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大放灯烛三夜，八十尺高灯树百枝，耸立高山之巅，百里瞩目，二十丈幅灯轮，“衣以锦绣，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束。”宋代较唐灯节多了两夜，规模愈加盛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逢灯节，开封府所有街巷灯烛齐燃，40里灯火不绝,且放灯天数有时竟达一月。元明灯市依然可比唐宋，明太祖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年间，在午门大立灯柱，在中华门外开辟悬灯专区。清代灯市依然繁荣，正月十三上灯，十四试灯，十五、十六正灯，十七罢灯，张灯五夜。张灯是为了赛灯、斗灯。灯的种类有走马灯，“剪纸为轮，以烛嘘之，则车驰马骤，团团不休”；有走丝灯，灯作多面角，四、六、八、十二面不等，每面绘有戏曲故事；有动物象形灯；吉利灯因蒺藜与吉利谐音，便假以野生草本植物蒺藜苟子形状以红纸糊成多角形灯；还有如天安门城楼上挂的圆灯，以红色桐油纸糊成，是典型的节庆灯；有油纸肖形灯，内明以烛，可悬可提；又有东北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清宫内庭的春灯，也俗入灯市。恰如东北一首歌谣所说：“东也是灯，西也是灯，东南西北闹哄哄。观长的，是龙灯；观短的，狮子灯；虾米灯，犁弯形，一缩头来一伸颈；拄拐棍的是老汉灯；摇摇摆摆相公灯；扭扭捏捏媳妇灯；羞羞答答大姑娘灯；果子灯，半边红；梨儿灯，黄澄澄；香瓜灯，香喷喷；莲花灯，在水中；老虎灯，往前行；猫儿撵的是老鼠灯；青枝绿叶葡萄灯；红瓤黑籽西瓜灯。” 施立学感叹地对记者说，从这些生动的描写中可见，中天皓月明世界，遍地狂欢乐团圆。看灯月交辉，照如白昼，想织女牛郎，元夜提灯出来，也会惊呼人间天上，又现一脉迢迢银河！ 元宵二闹长街鱼龙舞。龙能兴风雨，利万物，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随着跨雨水与惊蛰的元宵临近，春耕在即，风调雨顺对于生产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们渴望得到龙的庇佑，于是元宵舞龙及龙灯便走上长街。我国早在汉代便有龙舞，唐宋时期的“社火”、耍龙灯已是常见的表演形式。清代，耍龙灯成为带有浪漫色彩的民间舞蹈。白天舞布龙，夜晚耍龙灯。狂欢离不开舞狮子，耍狮子南北不同，南方狮子大头凸额，皮毛有斑点和花纹，北方狮子舞，一铺狮被将狮外形全部遮盖，舞者只露出双脚，有两人合作，扮一头大狮子，一人扮作小狮子，另一人扮作武士，手持绣球作为引导，再配以京剧乐器，乐声悠扬，惟妙惟肖。虎乃兽中之王，盛会之时焉能缺席？这时的虎隐在灯谜中。猜灯谜亦称射虎，它以形象思维为主，通过对外形、特征的描绘，使人想起谜底。灯谜的谜格多至百余，如秋千格、卷帘格、乙上格、双钩格、梨花格、白头格、玉带格、粉底格、徐妃格、求凰格等等。猜谜又称打灯虎，喻猜谜如缚虎、射虎一样难。偶然猜中，那谜底真如猛虎一样从斜刺里杀出，让人猝不及防。 秧歌队高跷作为民族传统艺术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高跷的记载。高跷一般距地一二尺，技艺高超者可离地四五尺，甚至等于或超过表演者的身高。表演者分别扮成生旦净末丑等行当，向外翻如莲花倒卷，向内翻如缩手观音。与高跷齐名的跑旱船亦称荡湖船，女子双手持船型道具，艄公持橹，边行边舞，似行于水上。绕场穿花、姿态灵活的跑旱船与踩高跷丰富了东北大秧歌。东北秧歌讲究站起一枝花，扭起风摆柳，有十字步、提步、碎步、跟步、跺步等步式，有慢、稳、逗、哏、浪、俏等特点。踩秧歌以走大场为主，名曰走阵，有天门八卦阵、地门八卦阵、葫芦阵、六合阵等，动作奔放，舞姿优美，显示了东北人古朴豪迈的民族气质和崇尚武功的民族精神。 狂欢之夜笊篱姑姑也上街。笊篱姑姑传说是一村姑，一日在河边洗菜，曾将笊篱拴上红绳，作为小船渡送了被明军追赶的清太祖努尔哈赤，被满族奉为女神。歌舞前，在一把竹编笊篱凸面上糊白纸，在纸上画出姑娘的脸，然后选一聪明伶俐、漂亮不说谎的少女，手捧“笊篱姑姑”走进人群。人们用高梁烧酒浇小女孩的头，边舞边唱：“戴上花，披上彩，笊篱姑姑下山来，啥时来，快快快，十五十六看灯来。”歌谣描绘了满族传统的岁时节日、民族历史及信仰祭祀等民俗事项，翔实地再现了满族民俗文化的多层面。 元宵三闹月上柳梢头。月光灯影里，正是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极好机会。欧阳修曾有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描绘了“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的动人情景。早在辽代，东北女真在此日，男女之间抢先往对方脸上抹黑，俗称“打画墨”，暗含了女真人曾有过的偷婚习俗遗风。“黄土打墙墙不倒，小伙跳墙狗不咬”，是东北元宵情人节的真实写照。情人约会，要走白冰（谐音走百病）与轱辘冰。元宵节里的轱辘冰乃所有赏冰娱冰之集大成。是时，天上一轮满月，湖上千顷明冰，月照影生辉，人行其上，如走琉璃。那是大自然的造化，是世界最纯净的所在。于是或三五一群，或十数一帮，尽情拥入大自然的怀抱去轱辘冰。一时间，轱辘冰者与轱辘谣此起彼伏。“轱辘轱辘冰，浑身上下轻一轻；轱辘轱辘冰，不腰疼、不腿疼；轱辘轱辘冰，大了儿童，少了老翁；轱辘轱辘冰，靓了女儿，俊了后生；轱辘轱辘冰，眼也亮，头也轻；轱辘轱辘冰，从里到外都干净，做人也晶莹……”。 施立学告诉记者，元宵夜旧时还有“元宵照井”的习俗。古谚说：“照井水，面皎美。”俗传元宵夜观井水会让人变得美丽，所以古代少女常乘元宵明月当空、皎洁玲珑之际俯视井水，希望自己更加花容月貌。他风趣地说，十五上元，按传统习俗走百病归来，家里已经煮沸了象征团圆的元宵，此时一轮明月挂在天际，吃新春元宵，赏天上新月，真乃情也融融、意也融融。轱辘冰、走百步、水井照面是对大地的崇拜，是对旧岁的尊崇和对新岁的期盼。上元灿烂花灯是对十五圆月的回应，满城烟花歌舞是对美好时代的憧憬。元宵节——是中国人的狂欢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