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傍晚，我经常去通化广场纳凉，欣赏那欢快的东北大秧歌，感受唢呐的悦耳和锣鼓对心房的震动，站在秧歌队旁，一天的疲惫会不翼而飞，让人感到生活得很幸福。一天，
我在围观的人群中见到了一位腰板挺拔、气质不凡的老太太。她的与众不同吸引了我，当老人扭头与身边的人说话时，我乐了，原来与老人说话的是我同一单位的姐妹方权。我猜想，老人一定是方权那当过老兵的母亲。我走过去与她们打招呼，不出所料，老人真的是方权的母亲杨凤兰。
有幸与杨凤兰老人结识后，我缠着她给我讲年轻时当兵的故事。老人家很健谈，她打开记忆的闸门，向我讲述了他们那一代人在战火中的青春。
杨凤兰，1928年出生于内蒙古开鲁县五官营子村。1946年3月参加东北民主自治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从辽吉军区后勤部副连职干部岗位转业，1983年从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二处离休，离休后落户通化与子女生活。
杨凤兰告诉我，1945年7月末，她正在地主家里当使唤丫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天上总有飞机横空掠过，听人家说飞机是苏联的。她还发现过去那些横行乡里的保长、警察、伪军、保安团的人见面就在一起嘀咕，而且表情都挺紧张。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
杨凤兰侍候的那家地主姓孟，老地主是个能够辨别风向的人。鬼子投降不久，杨凤兰和扛活的伙计们就被地主家指使得忙碌起来，先是打理物品，准备迁移，接下来是地主家出现的慌乱。不知内情的杨凤兰打听孟家的人出什么事儿了？人家告诉她：“八路军要来了。”
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杨凤兰不知道，但是，刁蛮的地主婆因为“八路军要来了”而把她
放回家了。临别，地主婆还说：“闺女，你愿意回家你就回吧，过去有啥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家欠的一石高粱俺也不要了，就算是给你家赔不是了。”杨凤兰从地主家人的言语中悟出了一个理儿，“地主怕八路军。”
 1945年冬季，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了。五官营子村开始了土改，杨凤兰家分到了三十亩地和一头大骡子。她的父亲还当选了农会的副主任。
那时，一位姓邱的部队女干部在区政府当副区长，她经常下乡到村里。邱副区长的飒爽英姿和她的工作能力令村里人钦佩不已，17岁的杨凤兰更是对她羡慕得不得了。邱副区长在村里指导土改工作中发现杨凤兰是个女干部的苗子，于是，杨凤兰被选到区政府做妇女工作去了。
有一天，杨凤兰问邱副区长：“我想参加八路军行吗？”邱副区长回答她：“参军都得自愿，只要你父母同意，你当然可以参军。”杨凤兰说：“要是俺爹俺娘同意那还说啥了，就连我在区上工作，俺爹还不同意呢。”邱副区长给她出主意说：“开鲁县城有很多咱们的部队，你可以去试试嘛。”经过副区长的指点，杨凤兰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当八路军。
     1946年3月的一天早晨，杨凤兰与邱副区长打了个招呼后，直奔30多里
外的开鲁县城投奔部队去了。她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东北民主自治军辽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卫生队的兵。杨凤兰在医院工作一段后被部队调到军分区被服厂女兵连当上了通讯员。
这年过中秋节的时候，部队准备向洮南转移。杨凤兰因当兵没征得父母同意，连队批准她回家向父母告别。回到家里，同村的姐妹陶桂荣和于素珍询问杨凤兰：“当兵好吗？” 杨凤兰告诉她们：“共产党的军队可好啦，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当官的待人和气，当兵的还不受欺负呢！”听到杨凤兰的真情讲述，她们二人跟着杨凤兰当兵去了。
回顾过去的战争岁月，杨凤兰忘不了她一生中参加的最难忘的一次战斗。那是1946年冬季的一天午后，后勤部接到分区通报，说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正在向我军扑过来，后勤部奉命向鲁北转移。为了减轻部队行动的压力，后勤部勤务班的战士把工厂生产用的缝纫机、织袜机、布匹等物资装在几辆马车上先出发了。转移途中，女兵连行动迟缓了一点儿，便与先出发的队伍拉开了距离，她们连落在了转移队伍的后面。
一帮由200多人组成的国民党杂牌武装窥探到分区后勤部的行动后，悄悄地尾随在只有110多人的女兵连后边，伺机对女兵连进行袭击。
女兵连当时没有连长，指导员狄明是最高指挥员。队伍行至丘陵地带的时候，突然，三名后勤部警卫排的战士骑马奔到女兵连的队前，一名警卫战士喘着粗气急促地对指导员狄明报告说：“报告指导员，首长派我们来接应你们，并让你们加快行军速度。”指导员答道：“知道了。”随即她向队伍下达命令：“同志们，加快行军脚步！”
队伍刚刚跑起来，突然，后面“砰、砰、砰”响起了枪声，一名警卫战士中弹落马。指导员狄明掏出手枪环顾着四周，她指挥战士们：“散开队形，准备战斗！”
两名警卫战士翻身下马和女兵们一起找到隐蔽位置，然后投入到战斗中。看到围上来的敌人，指导员命令一名警卫战士：“你马上回去报告首长，说这里发现了敌情！”警卫战士飞身上马驰向前方，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乱飞，但他瞬间就跑出了敌人的射程。
虽然女兵们经过军事训练，但正式参加过战斗的人却寥寥无几，多数人不免有些紧张。警卫战士王国栋匍匐在指导员狄明身边，他轻声地问：“指导员，你看咋个打法？”狄明向王国栋交代：“这里只有你一个男兵，其余全都是女兵，好在大家都戴着狗皮帽子，敌人不一定了解我们的底细，你留在我的身边，大声地传达我的命令，用这个法子迷惑敌人。”王国栋答应到：“明白了。”   
敌人从三面包抄上来，只有鲁北方向有个缺口。面对这么多的敌人，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杨凤兰首先想到的是今天要光荣在这儿了。接下来她又想到，当兵不就是为了打仗嘛，就是被敌人打败了，我也决不能当俘虏。
敌人端着枪上来了，警卫战士王国栋按照指导员的指令传达命令：“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打！”顿时，女兵连枪声大作。遭到阻击的敌人，不得不停止了进攻。指导员看到敌人吓得趴到地上射击了，她指挥女兵们集中火力压住了敌人。被女兵们打得无法抬头的敌人，只好丢下阵亡士兵的尸体，大部分人都向后退却了。
忽然，还在顽固坚持战斗的敌人打过来的一发子弹，打掉了一名女兵的狗皮帽子，女兵的长发露了出来。隐蔽在不远处的一个敌军头目，在望远镜中发现了我军大部分都是女兵，他兴奋地叫喊起来：“弟兄们，不要怕，共军里面大部分是娘们儿，谁能逮住共军的娘们儿，这个娘们儿就归他使唤。”
本已退却的敌人闻听与之战斗的是女人，狂叫着重新扑了过来。面对突变的敌情，狄明指导员异常镇定，她大声地喊道：“姐妹们，今天是有敌人就没有我们，只要我们活着就得消灭敌人，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的念头得逞！”
指导员话音一落，阵地上响起更激烈的枪声。这时我军阵地上已有战士负伤、牺牲。敌人越逼越近，指导员喊道：“同志们，手榴弹，快扔手榴弹！”经指导员提醒，杨凤兰才想起身上还带有手榴弹，她急切地掏出手榴弹，拉开导火索，拼死力气向敌人掷去。硝烟弥漫中敌人的哀嚎声不断，爆炸的威力再次击退了敌人。激战过后，战场上暂时安静下来。趁此机会，大家急忙给伤员包扎，然后把她们送至低洼处进行隐蔽。
短暂的安静之后，敌人又在组织新一轮进攻。趴在最前沿阵地上的杨凤兰听到敌军的头目歇斯底里地喊着：“他妈的，这是打的什么仗，想弄几个活的共党娘们儿过来，这么费劲儿。我看都把她们干掉算了，不能惯着这帮共党娘们儿！”另一个头目发狠地说：“我看也是，要活的不是那么容易。你让弟兄们喘口气，再来个冲锋，把手榴弹扔过去，让这些共党娘们儿见鬼去吧！”敌军头目下决心说：“行，就这么着！”
战斗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了，太阳偏西的时候，敌人调整好兵力部署，又开始了新的进攻。女兵们拼死抗争着，伤亡减员明显在增加。手榴弹没了，子弹也不多了。指导员狄明发出了最后的命令：“姐妹们，跟敌人拼命的时候到了，要死死在战场上，决不能当敌人的俘虏！”
女兵连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可想而知，如果跟敌人短兵相接，后果不堪设想。正在女兵们准备与敌人进行最后搏斗时，从鲁北方向传来了我军嘹亮的军号声，我军骑兵小队呼啸而来。马背上的机枪直扫敌群，敌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啊！女兵们被救了。她们没有欢呼，更没有笑声。她们站立起来，相互拥抱，一个个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哭了起来。骑兵们没有去追赶敌人，他们纷纷跳下马来打扫战场，运送伤员。
这一仗，经过清点，我军有23人负伤，27名战士牺牲。敌军死亡38人、有9人被俘。这一仗在杨凤兰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痕迹，她感悟了生命的意义。
因为中秋节杨凤兰穿着军装回趟家，她又从村子里带走了两个女兵，她的家被敌人关注了。在敌我双方拉锯战过程中，杨凤兰家遭到敌人的明枪和暗算，先是地主带国民党降子队（国民党收编的原伪宪兵及伪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瞎了杨凤兰母亲的眼睛；后是杨凤兰在区里担任共青团干部的弟弟被暗藏的敌人投毒害死。这是军属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
杨凤兰在解放战争中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和平年代她在部队从事着组织、人事工作。1983年杨凤兰老人离休了，离休后，她把给年轻人讲革命故事，写自己亲历的战争回忆录作为乐趣。在享受幸福生活中，她不忘艰苦朴素，教育子女要节俭过日子。杨凤兰的丈夫方维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解放后担任地师级领导职务。身为高干家属，她以实际行动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家人不得搞特权。
杨凤兰一生喜欢安宁，在寻求安宁中，她付出了很多。晚年，她看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她说：“我们的奋斗值得了。”2008年杨凤兰老人因突发心梗病逝，享年80岁。让我们记住这位美丽漂亮的女兵吧，记住她对人生的追求与奉献。（3798字）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白桂珍老人1929年出生在通化县快大茂子镇桥头，她七岁那年夏天山洪暴发，母亲被洪水冲走，洪水给他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的命运。
白桂珍上有两个哥哥，父亲无力抚养她，把她卖到了居住在通化市内龙泉街的白姓家庭。白家女主人多病不能生育，家里买来的丫头说是女儿，其实就是一个使唤丫头。白桂珍在白家生活了十年，养母每天让她干家里那些干不完的活儿，还打发她上山打柴，那时的白桂珍因为年龄小，每次看到养母那可恶的脸，她就会想起自己爱她疼她的亲娘，她就会以泪洗面，她就会恨从心生。
现今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还都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可白桂珍在这个年龄却已经订婚了，待嫁中的她在期待命运的转变。1945年，日寇投降后通化来了共产党的军队，部队和四个军事学校的迁入，使得通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了的通化人喜上眉梢。可好日子只过上半年多，转过年解放战争的炮声又响了。白桂珍的未婚夫宋玉忠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跟着部队打仗去了。养母看到未来的女婿走了，这婚也没结，又不知什么年月宋玉忠才能回来完婚，她也就把烦恼发给了白桂珍，白桂珍更加受气了。
白桂珍在家受气，被他们家前院住的军校女兵们看在眼里，大家自然要为她鸣不平。就这样，白桂珍在女兵们的帮助下，于1947年9月当兵来到了四野后勤部卫生队，当上了一名护理员，她永远离开了那个厌恶的家。
回忆做护理工作的日子，白桂珍说：“后勤部卫生队的工作与部队的野战医院不太一样，我们那时主要的工作是收转伤员，重伤员都转到医院去治疗，所以长住卫生队的伤员不多。但是是凡是来卫生队的伤员，一般都是刚负伤的，伤口开放着，疼痛难忍。由此我们护理人员也就很辛苦，被护理的伤员基本都是不能自理的，吃饭、喝水需要喂，拉屎撒尿需要接、倒。脾气好的硬抗着疼痛，不出声，当护理员的看到他们疼得直冒汗就知道他们很痛苦，我们就赶紧想办法分散他们的精力，陪他们说话，活动他们可以动的肢体等，以此减轻他们的痛苦。可遇到脾气不好的伤员在疼痛发作时他会拿护理员撒气，有的甚至打骂护理员。卫生队教育我们要耐心护理伤员，如果发生伤员打闹问题由领导解决。在护理中我也见过骂人的伤员。”
白桂珍参军时没文化，她是在做护理工作中学会了扎针、换药等护士的业务，干了一段护理工作后，她被调到护士岗位，为伤病员清理伤口，扎针，送药。
白桂珍参军半年以后与她的未婚夫宋玉忠在部队相遇了，这让白桂珍感到很欣慰，宋玉忠自然也很高兴。让白桂珍没想到的是参军两年的宋玉忠已经当上了连长。夫妻能在战场相聚本是喜事，更何况他们还是没有成亲的未婚夫妻，就更是亲近了。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白桂珍和宋玉忠一同跟着第四野战军进关了。白桂珍说他们后勤部的兵比战斗部队优越，从东北进入山海关，然后奔天津这一路行军中他们搭车的时候不少，不像战斗部队全是步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部队兵临天津。天津在白桂珍老人的记忆里有着深刻的印象，她就是在天津与宋玉忠结婚的。战争中军人的婚礼是少见的，他们的结合得到了战友们的衷心祝福，一对儿新人无疑是幸福无以言表。
婚后的白桂珍和丈夫是离多聚少。北京和平解放以后，部队又一路南下进入湖南，宋玉忠在战斗部队，打完仗会到白桂珍他们卫生队来小住三天五日。1949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虽然部队依然战事不断，但是白桂珍与丈夫都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中。女儿出生不久的1949年12月初， 第四野战军前委开始着手进行攻打海南岛的准备工作。宋玉忠所在战斗部队接到参加解放海南岛的命令，他告别妻女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1950年3月，解放军第40、第43军先后派出 6600余人，分乘169只船，实行海上偷渡。渡船接近岛屿时被守岛敌军发现，我偷渡部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进无退，顽强战斗。除少数船只被击沉、少数人员伤亡外，偷渡亦获得成功。 让白桂珍心碎的是宋玉忠所乘的船被敌炮炸沉，他和同船的战友不幸牺牲，在滔滔的大海中战友们没有找到宋玉忠的遗体。
丈夫牺牲后，白桂珍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部队生活。白天她工作起来会跳出失去丈夫的阴影，可每到晚上，她一个人把孩子哄睡以后，她格外思念丈夫，孤灯下不知道她流出多少眼泪。当时她有一个亲密的战友刘杰，她十分关心白桂珍，每天当她看白桂珍哭的红肿的眼睛时，她都会来到白桂珍身边帮助她哄孩子，陪她唠唠家常，帮助她尽快地走出阴影。
白桂珍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缓过劲儿来，她的婆家因为宋玉忠的牺牲来向她要孩子，因为家里人想的是宋玉忠牺牲了，他留下的血脉应该归宋家。此时的白桂珍真是难到了顶点，婆婆家要的是血脉，而她更需要爱人留下的他们爱情的果子。她思前想后决定要带着女儿生活，因为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无法改变女儿失去了父亲，可她不能让女儿再失去母爱。为了思念的亲人，为了女儿的成长，白桂珍放弃了军营，谢绝了首长的挽留，她复原回到了通化。
白桂珍复原后被安排在通化葡萄酒厂工作，可她没有去上班，一心想把女儿带大。1952年，经人介绍，他与铁厂煤矿工人孙长林结婚。婚后她与孙长林生育了七个子女，虽然家里人口多生活不宽裕，但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还是很幸福的。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会想到厄运再一次降临到白桂珍的头上。1970年，丈夫孙长林因胃癌病故了。白桂珍第二次面对失去靠山的打击。42岁的白桂珍面对身边的8个孩子，她知道哭没有用，她得坚强地带着孩子们活下来。那一年她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
没有稳固经济收入的白桂珍靠一台手推车给居民送煤挣点钱养活全家，后来民政部门又给她落实了老兵待遇，他们一家在拮据中顽强地挺过来了。白桂珍的三女儿孙玉芬说：“家里在最困难的时期，冬天我们捡煤核，打柴火。我们姊妹几个从不管母亲要钱买学习用具，自己的本子和笔都是自己想办法。春天我们上山采菜卖钱买本用。我长到参加工作没穿过衬裤，衣服没有不带补丁的。那时候谁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白桂珍老人接着女儿的话说：“现在好了，吃穿都不愁了，孩子们日子过得也很好，我享福了。”是啊，老人家晚年是幸福的，她现在和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夏天他们住在有果树、有菜园的平房里，冬天他们又搬回暖气楼里。头几年老人的身体还老生病，这两年在孩子们的精心照护下，老人比过去健康了。虽然老人已经87岁高龄，但是她军人的风采依旧，临别时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敬礼的军姿。
采访结束时，白桂珍应约拿出了她和最要好的战友刘杰在长沙的一张合影照，她深情怀念地对我们说：“也不知道刘杰现在什么样了，在部队时她没少帮助我。好多年没联系了，真的很想她。”
诗人张琪在一首诗中这样赞美冰凌花：“惠风荡春意，桃花水流急，冰凌点点黄，沃雪蕴生机。”白桂珍老人的一生犹如冰凌花一样，她破冰而长，傲雪而放，她虽然坎坎坷坷大半辈子，但是她老来得福了，她享受到了自己为建立新中国付出的回报，享受到了丈夫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享受到了自己带大这帮儿女的孝敬，她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因为她现在每天都有好心情。2832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元旦上午，我们走进90岁老兵刘安德的家，老人家坐在轮椅上和我们打着招呼，虽然已是高龄，但是他笔挺的身板给人军人独有的身姿。据老人的女儿刘艳说她父亲很不爱说话，我们向老人家说明来意后，让他女儿感到吃惊的是老人家竟然打开了多年关闭的话匣子，有说有笑地和我们聊起了他军旅生涯中的往事。
刘安德是白山市临江人，1947年从临江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参军之初当过饲养员，每天铡草喂军马。后来他被调到辽东军区司令部当了一名摇机员。因为他摇机发电的速度、频率能够保障电报员发报及时准确，所以机要处的同志们都非常喜欢他。
刘老告诉我们，1948年春夏之季他随军从临江走到长春，那时第一兵团前线围城指挥所建立在长春东南四五十公里的李家屯 ，萧劲光是他们的司令员，萧华是他们的政委。解放军大部队到达长春外围以后，立刻由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将长春合围住。 
5月中旬，随着解放军对长春包围圈的缩小，长春守军为保持外围防地和确保机场，以国民党新七军一个半师、六十军一个师，向长春西北出击，进攻小合隆附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36师，试图赶走解放军，确保大房身机场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5月19日敌军占领小合隆。24日，解放军为实行空中封锁，组织了有两个纵队加四个师的兵力，奔袭小合隆和大房身机场，歼灭了驻守机场的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约六千余人，俘获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至此长春守军与沈阳空中运输中断。
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解放军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解放军十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
国民党军事当局为守住长春早就下了功夫，他们从1947年起，就大修工事，动用10多万人力，耗费巨资，环城修筑了很多钢筋水泥碉堡和暗堡群。仅中央银行周围修建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处之多，整个城区变成一座军事要塞。
围困长春时在指挥所工作的刘安德看到，从我军战略围困开始，各部队就按照围城指挥所指示在加强工事修建，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都有交通壕，各部队还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从地面上看，似乎是一马平川，不见一兵一卒；但在地面下，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国民党军不过百米，连敌人吃的什么饭都可以看清楚。各部队与前沿阵地都有电话联络，保持指挥畅通。
除了严峻的军事包围，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方面。解放军在通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物资和牛、马进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
1948年6月到9月间，长春市的粮价上涨了700倍。为了缓解城内缺粮的压力，国民党开始采取“杀民养兵”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为此，解放军围城部队专门设立了数十个难民收留所，向百姓们发放粮食。老百姓也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
刘安德说，那时我军官兵经常向敌人进行政治宣传，战友们做土喇叭到前沿阵地喊话、散发宣传品、打宣传弹、在护城河放宣传木船，采用好多办法将宣传品送到国民党军阵地上；还有人缝制慰问袋，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不断有人逃出城来投诚。
1948年10月，策反工作终于取得了进展。10月16日，60军军长曾泽生与解放军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 21日晨4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也被迫投降。在经过近5个月的严密封锁围困后，长春终于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
据资料记载，围困长春期间，敌我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解放军歼灭国军约3000人，13500多国军士兵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在外围战斗中仅有400余人伤亡。
围城期间，全市中小工厂设备大部被破坏。全市房屋30%被拆毁，输电设备33%被拉走，供水设备70%被破坏。国共双方在城外城里掩埋尸体12万左右。
长春解放以后，刘安德和四野的战友们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然后他与12兵团司令部一同去了湖南，参加了著名的衡宝战役。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阳战斗期间，当地老百姓积极支援解放军打击敌人，纷纷组织人员慰问子弟兵。至今刘安德还完好地保留着衡阳县江口乡一位名叫屈孝英的村民赠送给他的牙具袋，笔者看到牙具袋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正面绣着一朵花，后面写着“衡陽第陸區江口郷屈孝英敬赠”字样。刘安德至今看到这个牙具袋还很感慨，他说那时的老百姓对子弟兵是真支持啊，不计报酬，不想得失，只是一门心思舍命帮着解放军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群众给予子弟兵的是真挚的爱。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以后，从广州到北京架起一条电线，在衡阳建起一个帮电站。刘安德因懂些载波常识，被组织调到湘南军区工作，与四野的战友分别了。在湘南军区工作期间，他因帮助同志学习技术，钻研业务，自己熟练掌握载波增音技术立下军功。他在湘南军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走上了干部岗位。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同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1954年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成立。因为技术工作需要，刘安德被抽调到铁道兵兵部工作，从此他加入到铁道兵行列中。铁道兵建立以后，开始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鹰厦铁路线。
鹰厦铁路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兴建的一条重要铁路线。当时铁道兵官兵大都从朝鲜战场归国的，他们尚未洗去征尘便受命开赴厦门。鹰厦铁路起自江西鹰潭，穿越武夷山、戴云山两大山脉，沿富屯溪、沙溪、九龙江3条大河流，直达海防前哨厦门，全长697公里。修建鹰厦线关键是填海问题。厦门本身是一孤岛，与大陆隔着一条厦门海峡，铁路要真正通到厦门，必须填海。这在当时难度是相当大的。刘安德回忆在修建鹰厦铁路时说：“那时，我们在王震司令的指挥下，铁道兵和几千名船工、民工驾驶着上百条船只，一起迎着海风大浪，顶着敌机骚扰，驾着载石帆船，喊着号子，前行在潮水浪尖上，人们齐心合力地抛石填海。海岸上高炮部队架着掩护我们的大炮，炮兵战友时刻准备着迎战骚扰的敌机。现在想来那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对于空中骚扰的敌机来说得到的也只能是胆寒。”
刘安德说那时虽然他在兵部新管处机关工作，但是机关干部也经常参加修路劳动。至今老人家还记得他在铁路铺轨时扛枕木时的情景，他的肩膀被沥青浸过的枕木上的木刺扎伤后感染了，他硬是坚持轻伤不下火线。那时他经常是累得坐下就起不来了，晚上睡觉上床都很困难。
1956年12月9日，铺轨队通过海堤到达厦门，仅用了22个月时间就提前修通了这条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
1963年，刘安德结束了16年的军旅生活，他从铁道兵转业回到了家乡通化，被地方政府安排到通化市五金公司工作。老人家结婚比较晚，与妻子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今孩子都很自立，晚辈们也都很孝顺，老两口在安享着晚年的幸福生活。老人家告诉我们，他马上就要喜迁新居了，儿子在江南买了大房子，要接他们老两口过去一起生活。我们看得出两位老人很开心，他们虽然90岁的高龄了，但是，他们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我相信老人家乔迁新居一定会生活得更美好。2955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1969年2月初的一天，我们集体户的同学从山上打柴回来在卸车的时候，生产队长过来告诉我说公社通知让我到公社去一趟。卸完车，我没顾得梳洗就直接去了公社。在公社值班室里，炕上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在翻看一本书，我问他：“孟秘书呢？”他说：“出去了。你是哪个集体户的？”我答：“南关八队的。你是搞外调的吗？”他答：“嗯。你们集体户冷不冷啊？”我说：“不冷。”他又问：“能吃饱饭吗？”我说：“能，我们集体户比在家吃得好，集体户还能吃到煎饼和锅出溜呢。”他高兴地说：“是嘛！你们搞得真不错。你是小户长吧？”我说：“你咋知道？”他说：“我看你像。”我心里想你还会相面啊！这时孟秘书回来了，他看我们俩聊得挺热乎，以为我们认识，也就没给我引荐他。
孟秘书给我拿了一摞学习资料，然后对我说：“这是县委申书记带来的，你们集体户是样板户，好好组织同学们学习学习。”我接过书说：“申书记啥时候来的？”孟秘书看着我说：“你不认识申书记啊？”我说：“我没见过申书记怎么会认识他？”孟秘书大笑着说：“我还以为你认识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县委的申书记。”我对申书记说：“你不是搞外调的吗？”他笑着对我说：“是啊，离开县委到你们公社来搞调查，这不是外调吗？”我有些尴尬，他却和蔼地看着我这一身城乡结合装扮说：“你们集体户搞得不错，伙食搞好了，同学们就不想家了，爹妈也就不惦记你们了。你当户长要好好干，记住要抓住根本，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我告别申书记和孟秘书，他们俩把我送到公社的大门外。看着我头戴大皮帽子，腰里扎着绳子，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棉胶鞋的打扮，申书记对孟秘书说：“这丫头真是个假小子啊！”
回集体户的路上，我回想着申书记的话，感到很亲切，他知道我们想家，还知道我们把伙食搞好了爹妈就不惦记了。看来他还真挺了解我们的。
四十多年后的一天，采访老兵我来到了申文澈的家里，解放战争时参军的申文澈的老伴儿李光淑和我聊起了已经过世多年的申文澈，她还给我拿了一堆关于申文澈的资料。听过李光淑的回忆和资料的记载，我比较详实地了解了我们当年那个深受辉南人民爱戴的好县委书记申文澈。
             
                  一、为工作而学习

申文澈1925年出生在朝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因家境不好，他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耕田了。1939年，父母为寻生路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中国现在的辽宁省清原县马前寨子租种土地维持生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东北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党率先占据了东北，人民军队和革命干部对待东北人民和蔼可亲的态度暖了老百姓的心，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在分得耕地后倍感安全，他们有了生存的希望。为了保卫过上的好日子，申文澈参加了人民军队。1946年8月他被送到李红光支队举办的学校学习。学习结束以后，他被分配到辽宁省第四分区武工队打游击。1949年调到海龙县土改工作队。1950年开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先后任职过海龙县民政科股长、水利科科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1959年调任集安县委副书记，1962年调任辉南县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调任通化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985年是申文澈出生60周年，参加工作40年。然而，他竟然在这一年里匆匆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着的祖国、人民、党的事业和他爱恋着的家人。申文澈过早地离世，是与他拼命工作，透支身体有关的，因为他40多年里身心始终都是很疲劳的。
申文澈是朝鲜族，在汉族人中生活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而给汉族人当领导他需要懂得的东西应该更多。当他领导一班人带领一个县搞建设时，他应知应会的东西是需要超出一般人的。他能够胜任科长、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副专员的职务，都源于他的勤奋学习。从参军那天起，申文澈就是一个学习狂，挑灯夜读是他一生养成的好习惯，书本是他的导师，不懂不会的他都去找书。而当他身在群众中时，他又拜百姓为师傅，不耻下问。为了学习，申文澈避开爱人和孩子求他一同看场电影的眼神，狠心让爱人退掉了自己那张票，一个人在家静心阅读；为了学习，他读书到深夜，困倦了，他洗洗头和脸，继续读下去；为了学习，他在头疼的情况下依然不肯放下书，吃上一片止疼药继续看书。学习到0点以后是申文澈的作息时间，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学习的一生。申文澈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好领导，也是党组织信赖的好干部。他的工作业绩是很突出的，其业绩来自他对上级精神的领会，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对自己权限内的具体工作与党中央要求的准确结合上。这一切都与他的努力学习分不开。

                二、率先垂范，干在一线

申文澈在辉南县工作了十多年，村村镇镇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率先垂范是他的作风，要求下级做到的他先做到了。他虽然是一县的最高领导，但是他的工作现场在农村，在当年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在一线是他的风格。
申文澈是工作狂，狂到不顾自己死活。他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从不摆领导的派头，安排工作时听取下属的意见，检查工作落实情况时讲究实事求是，从不许虚报成绩，更不允许弄虚作假。
1962年，申文澈到板石河公社搞征购粮预收情况调查，公社负责人报了6万吨，申文澈听后沉思很久没有说话，待到主管部门的同志要落笔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们完不成这个数吧，扣除‘三留’之后你们再报吧。”申文澈直点要害的态度使在场的干部都十分震动。为了教育干部，他当场和大家一笔一笔地把任务落实到了5.5万吨。
一次，申文澈带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同志步行四十多里路来到辉发城现场办公。走到田间他二话没说就挽起裤腿，接过农民手中的镰刀和农民一起割起了水稻，社员们看县委书记和他们一起劳动都很兴奋，大家干得更起劲了。突然天空涌过来一片乌云，下起了雨。队长看着马上就要割完的那块地说：“大家加把劲儿，就剩这一旮沓了。”乡亲们看着没带雨衣的申书记心疼，都劝他进房子里歇歇，避避雨，可申文澈却坚持和大家干完了活儿一起回村了。
1974年腊月初七，申文澈惦记着乡下农民年底分配情况，他来到了辉南县庆阳乡东甸子村。因为第二天过“腊八”，乡领导以汇报会为名把他从东甸子村接到乡政府，想安排他第二天休息，早晨再喝点“腊八”粥。可公社领导哪知道申文澈惦记的是春节临近了，村里年终分配搞得咋样了？工钱兑现了没有？农民过年有没有问题？。
第二天吃过早饭，申文澈又头戴棉帽子，脚穿大头鞋，踩着乡路上那厚厚的积雪，顶着凛冽的西北风步行三十多里路走访了三个村子，召开了三个座谈会，落实了年终分配，保障了农民能够安稳地过年。作为县委书记，他把党的温暖带给了农民。
1964年10月的一天傍晚，申文澈和王殿文同志背着行李走进了林家沟子村，逐户走访中申书记看到了衣衫不整的农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夜，他坐在农民家的炕上抽闷烟，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到村子里的田地里查看，村干部在地里找到了他。那一天，早饭前他在地里转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召开了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会议开到下半夜三点才结束，会后申书记不但没有睡觉，而且还一个人一直抽烟到早晨六点多。乡亲们心疼申书记，给他做了一碗面条，可满腹心事的他一口没吃，只是说了声“谢谢。”
座谈会开了两天两夜，最后申书记动员思想保守的大队干部把旱地改成水田。村里人凭着对书记的信任同意了他的意见。开春了，申文澈亲自安排拨款，亲自派技术人员到村指导，林家沟子建成了抽水站，把水引上了山。这一年，林家沟子两千亩旱田改成水田后发生了大变化，过去年年吃返销粮的林家沟子人不但吃上了雪白的大米饭，而且还第一次向国家卖了几十万斤的余粮。
1972年5月，申文澈翻山越岭来到庆阳公社地窨子村，他把在路上采的大叶芹交给村干部说：“午饭吃山菜就可以了。”然后他参加了社员们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咱们当干部的要多想群众啊，既要多打粮食，又要为群众想致富的路，让社员多增加收入啊！”午饭以后，他带领大家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查看山林和耕地，看到山坡那些青草野棵子，申文澈提出：“这些地方可以搞种植嘛，它能给村里增收的。”村里现场制定了种植山楂的计划。多年以后，5万株山楂结果了，满山红彤彤的。说到当年申书记帮助他们村制定种植山楂计划，村民说：“红果丰收了，村民也富了，可申书记不在了，地窨子村的人好想他呀！”
辉南县的平安川、楼街、板石河三个乡土地肥沃，有水田20多万亩，是水稻集中产区，也是辉南县的粮仓。但是一到春天三通河水几乎断流，大量水田插不上秧，为此造成减产。申文澈发现问题，记在心上。1974年秋后，申文澈把这件事提到了县委会上，他首先提出了修建小椅山水库，保证农田灌溉的意见，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12月中旬，申文澈带相关部门的同志到小椅山水库上游蛤拉河踏查现场并决策修建小椅山水库。水库动工那天，申文澈亲自参加劳动，挖土、挑土篮，他和年轻人一样干在工地上。以后每次去工地检查工作他都参加劳动，他给了民工们太多的动力。1977年，储存量一亿立方米的小椅山水库竣工投入运行。这个水库不但保障了下游水田的灌溉，而且还可以养鱼、发电，直至今日，老百姓还在享受着水库带给他们的福分。
1975年，申文澈在安子河公社看到有农民在街上要饭，他很痛心。不久县里召开粮食产量汇报会，各公社干部都不示弱，都在奔产量过“纲要”汇报，申文澈心情沉重地说：“别说了，再这样增产增收，老百姓就都该饿死了。”
1976年全县统计上报粮食预计产量498斤，只差2斤就过“黄河”了，有同志说不可能就差2斤，咱就报500斤吧。可申文澈态度坚决地说：“不行，要实事求是。”结果当年实际产量超过了500斤，过“黄河”还有余，很多同志都为之惋惜，有的甚至要重新报表。申文澈说：“过黄河不是目的，多打粮食才是真格的，不要重报了，当干部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为名利工作。”

                三、严于律己  做出样子

申文澈当领导干部30年，严于律己是他的工作准则。在辉南当县委书记16年，他的家一直居住在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泥土房子里，冬天墙上的冰霜亮晶晶的。夏天，因房子低矮狭窄，屋地潮湿。他爱人想把屋里铺上地板，冬天能暖和些，夏天也可以解决潮湿问题，可申文澈不同意。他说：“我们的左邻右舍不都和咱一个条件吗？地板不要铺了。”十几年间，县直机关盖起了多栋新房，房产部门的干部多次求申文澈搬进新房，可他却对房产的同志说：“我们住的满好的，还是把新房调给人口多的同志吧。”县委书记住12平方米的低矮房子里，谁还能攀比住房？谁还敢讲享受？到1978年，还有多少人家人均居住面积只有4平方米啊！
申文澈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哪里方便在哪里办公。”县委书记申文澈仅仅12平方米住房，不但是接待站、饭店、办公室，有时还是旅店。八小时工作之外，家里经常是挤满了请示、汇报工作的人，上访的人，这些人也就成了申文澈家一日三餐的不请之客。
1963年是国家统购统销时期，供销社从外地搞到一批猪头，领导们考虑申书记身体不太好，按进货价派人给送到家里一个，申文澈坚持要按市场价付款，送猪头的同志无奈只好把猪头拿了回去。事后申文澈批评供销社领导说：“不能为照顾领导而打乱商品供应计划，如果各部门都利用职权之便搞些不正之风，就会破坏党的纪律，后果是严重脱离群众。”这件事在辉南县委、县政府引起不小反响。从那以后，没有人敢给申文澈送礼了。申文澈也由此举一反三地在县委班子中进行了一次整风。做出了县里开小型会议不单独办伙食，家在县城住的同志参加县里召开的会议期间不住招待所、不吃会议伙食、不享受会议补贴等决定。
申文澈要求下属做的，他先做到。母亲来他家，他让儿子用手推车去火车站接奶奶。妻妹来他家想继续读书，他对妻子说：“现在知识青年都动员下乡，我们也不能例外。”妻妹下乡了，返城后被招工在集体企业，姐俩都担心在集体企业没有前途。申文澈说：“我是县委领导，不能搞特殊化，劳动局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服从分配嘛！”申文澈大哥五个孩子都在农村，他一个都没给办到城里来。申文澈只有一个孩子，1975年儿子高中毕业后，按政策安排在县农机一厂当工人，县教育局打算保送他上大学，可申文澈说：“按政策当两年工人再说。”1977年，县法院要申文澈的儿子去法院当法警，可申文澈婉言谢绝说：“他当工人还不满两年呢，你们还是安排转业军人吧。”申文澈对自己严格要求，不徇私情，可他对百姓的疾苦却记在心里。一个因生活作风有点儿问题的知青回不了城找到他，他指示相关部门按照政策落实了知青返城，并教育该知青要努力工作。一位三个儿子在部队服役的军属老大娘找到申文澈要求给她待业的两个孩子安排工作，申文澈给安排了。事后老人家把答谢礼品送到了申文澈家，申文澈的妻子带着儿子一起把礼品给送了回去。

                四、他心里装着群众

1964年申文澈下乡，在光辉大队得知一妇女的孩子有病无钱医治，他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给那个妇女，让她马上带孩子去公社卫生院看病。下乡看到搞社教的干部家里没有柴烧时，他掏出10块钱拿给那个干部的家属让她去买柴。
1965年，县委组织部干部金德龙家住乡下，上下班需要骑自行车跑三十多里路。申文澈了解到金德龙家人口多，收入少，如果住县城里两盘火生活更困难后很关心他，那一年机关给他补助了200元钱，一下子解决了金德龙家留口粮的大问题。虽然解决了当年的问题，但是对于金德龙这样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金德龙的级别不该县委书记管，但是申文澈关心着每一个干部的温饱冷暖，到了1968年，看到金德龙生活一直没有起色，申文澈建议组织部门把金德龙调到了离家很近的楼街公社工作。
辉南供销社主任老宋在陪同申文澈下乡时犯了胃病，申文澈很是关心，走到哪里都告诉食堂给他做点细粮软食，而他自己却与其他人一样该吃啥吃啥。
1966年，申文澈看到朝鲜族中学一个孤儿身上穿的衣服破得不像样了，马上让妻子去买来了衣服和鞋子，看到新衣服后，他嘱咐妻子再把家里旧衣服给那个孩子带去点儿。妻子翻箱倒柜找出了旧衣服，然后带着一包新、旧衣服去朝中了，申文澈看着妻子的背影笑了。
1975年春节前，他得知县武装部长家生活困难没有买年货，他把家里仅有的40块钱给了身体患病且家里子女多的张部长，而自己家只是简简单单地过了个年。谁能相信县委书记家过年没钱了呢？
申文澈在工作中十分关心身边人的身体健康，巩国志患病住院，他亲自去样子哨看望，给了巩国志很大精神安慰。1976年春，申文澈看到巩国志胃病加重，频频催他去住院治疗，当医生做出为其做手术时，申书记亲自参与制定手术方案，当病情发生危险时，申书记亲自出马，果断决定请长春的教授来辉南做手术，使得巩国志转危为安。
申文澈凭他一心为民之心，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在他工作过的辉南至今提起县委的申书记，老年人还都怀念他，念他的好。（5868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