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消费者。赢得消费者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低价格。西南航空在成立之始就把投资方向转向提供永久的低价机票。该公司成功地实行了双层票价―――高峰票价和低峰票价。在达拉斯到休斯敦航线上,该公司实行有赠品的26美元商务票价和无赠品的13美元普通票价。商务乘客可报销,买高价票,个人乘客选择低价票。这就适应了不同乘客的需要。西南航空的低价格政策使飞机成为真正意义的“空中巴士”,像城际间的旅行快捷而舒适。这样经营当然客源滚滚而来。

在市场竞争中,低价格是企业经常运用的手段之一。但运用低价格也有技巧,并非一“低”就灵。首先,并不是低价格一定成功。在以品牌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端市场上,低价格是不适用的。西南航空的低价格成功在于认准了民航必然走向大众,成为普通旅行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在于降低价格。西南航空认识到这种转变的必然性而用低价格获得成功。其次,低价格要以高效率和低成本为基础。西南航空能实现低价格的能力正在于它的成本与效率。这家公司想尽办法降低成本,如只给乘客提供花生和水,没有其他享受,整个公司只有波音737飞机,降低了维修费用和飞行员的培训费用。每个工作人员为2400位乘客服务,为各航空公司之最。仅仅有低价格还是不行的,西南航空降低的是价格,提高的是服务。该公司在行包处理、服务迅捷和顾客投诉的三方面被美国联邦运输部评为“三冠王”。它的237架飞机平均寿命为7.9年,是各航空公司中最低的。这使它在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而且,该公司的机上服务极具个性化特色。这些保证了低价格的成功。

其实每个企业都想实现低价格高服务质量,为什么只有西南航空实现了呢 这就在于公司的经营管理风格 中文来说为“品格” 。该公司的风格包括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具有积极意义的狂放不羁,勇于标新立异,对爱的敏感,深谋远虑而富于创造性,凝聚人心的团队精神”。在我看来,这种风格包含了三点精神。第一是有一个有毅力,勇于进取,且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团体。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还在于领导,这个领导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西南航空的领导团体是被称为“一群老家伙”的人。他们在对手如林的航空业中打出一片新天地,靠的是有明确的目标―――“赚钱、给每位员工提供稳定的工作,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乘飞机旅行”。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克服了无数困难。第二,明确的市场意识。大公司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即内部管理的低效率和市场的麻木。西南航空把“打破官僚主义”作为自己的口号,不仅各级管理效率提高,而且能根据市场变动及时进行调整。一个公司在刚成立时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几十年坚持下来,西南航空正在于坚持了这一点而成功。第三,能激励员工的企业文化。一个企业成功制度固然重要,但制度并不是万能的。要使每个人自觉为企业奉献,还需要一种精神。西南航空的企业文化是把公司变为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充满了对每个人的爱、关怀和活跃的气氛。西南航空从不解雇员工,对每个员工体贴入微,甚至对已患重病无法工作的员工都极为关心。员工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工作,能不努力奉献吗

《我为伊狂》讲的是西南航空公司的事,但其中反映出的道理是有普遍意义的。每个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模式,但其中总有某些共同之处。我想,这本书生动活泼的写法,通畅的译文,以及发人深省的事例,一定会让读者在享受的同时获得启示。

《我为伊狂――美国西南航空为什么能成功》 ［美］凯文?弗莱伯格等著靳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们都习惯称当年的抗日战争为“八年抗战”，我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适感。从时间的断面上来看，抗日战争是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起点的。而此前东北义勇军乃至东北抗日联军从1931年9月18日起还有过6年的浴血奋战，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所以，我写《白山黑水》这部电影剧本和《抗日战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特地在片头加上“本片献给浴血抗战14年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不单单是以示强调，我觉得应当是对千千万万东北抗日志士的一种肯定、一种慰藉。 $$记得还是上大学的1958年，我和历史系的师生一起编写柳河县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大量的反映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的史料，也亲自访问过许许多多当时健在的英雄们。年轻人的血液第一次被炽烈的火焰点燃，从此燃烧了半生！也许只有我知道那热血燃烧的滋味，它奔突、冲撞在我的血管里，逼使我一次次下决心，想把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再现出来。 $$我忽略了自己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绵薄之力，以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这本来是不可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愚者，我是不知其可为而为之，只证明我的可怜。我写就的反映抗联生活的《白山曲》命运坎坷，在“文革”中还成了为我罗织罪名的“证据”。后来云开雾散，我的热血在冷却了若干年后又一次被点燃，又一次沸腾。 $$《白山曲》1000余页的底稿是找不回来了，它被一个造反派学生看完之后，翻过来糊了洞房的泥土墙壁。当然，那些活在我心底的英雄人物是不死的。这以后，我陆陆续续写过小说《落霞》、《埋在清波下的遗憾》，写过电视剧《假如有明天》、《国魂》。 $$但我仍感意犹未尽。我一直想把抗联的气势磅礴、气壮山河的业绩搬上银幕，但这也不取决于作家的意愿。拍帝王将相、宫廷演义、野史、外传之类可能动辄花上几千万，但是拍抗联的英雄们则有阮囊羞涩之虞，不能不令人慨叹。 $$记得陆定一曾对抗联的艰苦卓绝的苦斗史用过这样的修饰语，称他们为“极其悲壮、极其惨烈”的。是的，从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时日算起，14年间，东北抗日健儿曾有几十万之多，最后到1945年他们以东北民主联军的身份出现接收东北大中城市时只剩了几百人，可他们确实是铁骨铮铮的一群人。有多少烈士长眠在白山之麓、黑水之滨，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平。 $$常人与英雄有多大的距离？有时我觉得英雄离常人很远，甚至是霄壤之别；有时我又觉得英雄与常人是极其贴近的。如果没有突发的民族灾难临头，很多英雄可能只不过是平凡生活中平凡的人。我所写的人物，包括令日寇胆寒的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这些人，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人。他们的喜与怒、爱与恨与常人无异。他们的魅力在于在国家危难、民族尊严受到挑战时，他们那种高尚的气节。我访问过许许多多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他们谈起当年艰苦的战斗生活，如聊家常一样，并不感到自己有多么伟大、多么值得人尊敬。有的抗日英雄从言谈到举止，看上去就像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与“叱咤风云”丝毫联系不起来。于是我想写几个起初的、极其平凡的“英雄”，而不是拔高了的、让人无法感知的理念化了的英雄。大老乔这个人物本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出身铁匠，他忍受不了日寇的欺凌，要投抗联，又顾忌瘫痪在家的老母，无法远离。当老母亲为了成全他对国家的“大忠大孝”而自杀时，大老乔得以参军。可你万万想不到，他入伍只提了一个条件：“我是大肚子汉，什么苦我都能吃，就怕挨饿，别叫我饿着就行。”后来，在抗联进入最艰苦的年月，连续吃草根树皮时，大老乔的肚子受不了啦，他想埋枪下山，混饱了肚子再上山。没有人相信他的真实性，今天的好多人不相信，当年他的战友也不相信，以为他这是意志动摇的一种托辞而已。但他怕饿却是真的。他被敌人捉住，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饱餐一顿，然后大骂敌人，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我们该怎样评价大老乔呢？有的评论者认为他“不真实”。在这些人看来，人只能分为两类，要么革命，近乎完人；要么反革命，十恶不赦，没有中间地带。我想，无论过去、今天或是将来，这么简单地区分和界定人群，显然是形而上学的。 $$我写大老乔的时候流了泪，导演也喜爱这个人物，演员更是发乎于情，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被赤膊吊在十几米高的大木架上几个钟头，如果没有一种被剧中人感染的力量，是不可解释的。大老乔就是这样一个怕挨饿、却不怕死的人，你说他到底真实不真实呢？这样一个英雄，按传统的规定，是个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人，因此也就不能算英雄，是需要“拔高”，拔到大老乔下山是为了给大家找粮食，于是这个有个性的人也就类型化，一般化了。 $$还有一个梅花鹿，是单枪匹马的女侠，专杀日本鬼子，令敌人闻风丧胆，每次杀人，都要署上“女共产党梅花鹿”。她所以这样“报字号”是因为她知道日本讨伐队最怕共产党。当她得知自己误伤了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后，十分愧疚。在她帮助抗日联军劫法场牺牲前，她希望自己死后，能在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字样。梅花鹿也不是个“完人”，可她同样有血有肉，是可敬可爱的。这个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在《抗日战争》这部长篇里也有她的影子。 $$我们常常说“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塑造”我们的英雄。为什么常常“塑造”出来的英雄反不及生活中的平凡的人真实、感人呢？我想，是人为拔高的结果，拔到脱离了红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于是也就成了一个符号，一个空壳了。 $$我在写杨靖宇的时候，我的最朴素的愿望是把他写成一个平常人，平常人所能接受、认同的人，这也符合英雄的实际。我写他与死难战友的小女儿金月亮的关系，怀念妻儿的情绪，以及他临死前对生的向往与留恋，都不是虚笔。 $$其实我原来还写了杨靖宇生命最后时日的多疑，自然也可以说是警觉。他身边的人，包括跟他出生入死多年的第一师师长、参谋程斌，甚至他带大的孤儿张秀凤，都先后投敌，可见斗争之艰苦、惨烈。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能地怀疑周围的人，不肯轻易相信人，这才有几乎误解林茵的戏，这都是真实的。 $$张夷非是年轻一代导演，他对这一段历史完全陌生，因此，一般说来不容易激起他的创作激情。可是《白山黑水》让他动了心，让他流了泪，才有历时一年的与全体创作人员的苦斗史。 $$《白山黑水》、《抗日战争》总算相继公映、出版了，我不想多谈艺术感受，我只想说，我可以面对几十万英灵，心灵稍安了。 $$我相信，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民族一定还有面对外侮、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让后人知道在他们的前面，有过东北抗日联军带血的足迹，使后人不忘民族的尊严，这也就够了。 $$我常常想，如此惨烈而悲壮的民族英雄们却不为今天的青少年们所知道，他们的知名度远不及歌星们的名头响亮，这是民族的悲剧。当今，日本某些右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慰安妇等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真不希望我们的民族仍是鲁迅笔下的健忘的一群。 $$《白山黑水》和《抗日战争》不是教科书，是艺术。艺术应当是有艺术良心的人所创造，必然也应该折射出艺术良心的光芒，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