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大阅兵前夕，我们走进即将启程参加阅兵观礼的抗日老兵陈同安的家里。91岁的老人家精神矍铄地站在门口迎接着我们。寒暄过后大家都落座了，我们向老人家说明了来意，老人家打开记忆的闸门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陈老家住江苏省泗阳县，日军入侵以后，老人家的家乡遭到涂炭，房子和粮食被鬼子烧掉了，耕畜和家禽也都被鬼子抢走了，老百姓没有了活路。陈同安16岁那一年，他眼睁睁地看着新婚不久的侄子被鬼子杀害，脾气火爆的陈同安气得受不了啦，他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王业奎大队长收留了他，从此，陈同安拿起枪与侵略者开战了，这一年是1940年。转过年来，游击队被收编到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
说起抗日战争时期亲历战斗的感受，陈老告诉我们，他参军后担任部队的爆破手，战斗中他的任务是埋地雷，安放炸药包。陈老说埋地雷不是难干的活儿，可安放炸药包可真不是轻松的任务，他的好多战友都牺牲在了炸鬼子的路上。往敌人碉堡上送炸药包是得迎着敌人从碉堡里打出的机枪、步枪飞梭般的子弹向碉堡靠近，在敌人疯狂的扫射中寻找弹道的空隙向前进。陈老说每次完成爆破任务心里都很解气，看着敌人的炮楼或碉堡被他炸飞，鬼子在爆炸中死伤时，他的心情特别爽。陈老说有一次在安徽一带打鬼子，那一仗由他埋的地雷炸死了鬼子总共有30多人。还有一次，陈老和班里的两个战友去执行任务，看到路上过来十多个鬼子，他们马上隐蔽在一个陡坡下。陈同安看到鬼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休息上了，他眼睛看着敌人气就来了，脑袋里的火噌噌地往上蹿，心里只想着干掉他们。于是，他不顾战友的劝阻爬到敌人休息的公路前扔出两颗手榴弹，眼见三个鬼子被他炸死了，他心里感到特别痛快。鬼子们看到同伙被炸死，嗷嗷叫着冲他跑过来了，机灵的陈同安从地上翻滚着进入了我军挖的一条一米五高，一米五宽的通道跑掉了。
陈老说，他们经常在津浦路上埋地雷炸鬼子，因为他是爆破手，所以拉地雷弦的事儿由他负责。当敌人大部队从地雷上路过时，陈同安都会两眼紧紧地盯着鬼子，等到鬼子最密集的队伍走上地雷时再拉弦，他说那样每颗地雷都能炸死七八个鬼子。有一天，陈同安和战友们在津浦路边打鬼子的伏击，敌人的装甲车开过来了。连长向陈同安下达了炸掉敌人装甲车的任务，他二话没说，抱起炸药包趴在路边等候着最佳战机。敌人的装甲车耀武扬威地开过来了，陈同安夹紧了腋下的炸药包心里骂道：“小兔崽子，爷爷送你们滚回老家去吧。”当装甲车开到接近陈同安面前时，他疾步窜上公路，把炸药包放到了装甲车正在滚动着的两轮中间履带上，炸药包爆炸了，装甲车被炸翻了个个儿。车上的敌人一个没剩全报销了，战友们一片欢呼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新四军三师奉命于9月28日从淮阴出发北上，奔赴东北解放的战场。陈老告诉我们，他在参加解放战争中与战友们配合作战，在三下江南战役时，他们连在德惠公路上打了大胜仗。那是在阻击敌人奔袭的路上。陈同安和他的战友们在公路上接连炸毁了敌人十三辆坦克车，把敌军都堵在了公路上，步兵一阵扫射，敌人不得不投降了。陈同安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因为炸掉了敌人十三辆坦克车，他们集体荣立了大功。说到战功陈老说他个人立过两次大功，三次小功。他打鬼子的事迹还上过前线报呢。
　　 我们把话题说到战争的艰苦上，陈老说那个年代是真苦，我们行军全靠两条腿，有时要追敌人的汽车。当兵走了多少路无法计算，但是，行军走过的地方老人家还记得很清楚。他们从江苏到东北基本都靠两条腿。陈老说：“日本统治时期，日本鬼子凶残啊，杀光、烧光、抢光，实施‘三光’政策，并在经济上严密封锁，不准任何物资运进根据地，结果我们就艰苦了，困难的时候，豆饼、野菜、树皮、菜根都会当饭吃。记得有一次，连里只有一碗玉米面了，炊事员没有办法，去野外采了很多榆树叶子回来，洗过以后把那一碗玉米面和到榆树叶中蒸熟发给了大家。因为几顿没吃东西了，吃的那个香甜啊。”
陈老说：“战争期间，部队不打仗就是训练，再不然就是走路。”新四军是1945年9月末从南方途径山海关进入东北的，到东北时已经是冰封大地的冬季了。至今陈老还记得他们在吉林丰满过松花江时的情景，我军从冰上过江，国民党在吉林的主席下令打开了大闸门，好多战友都淹死在江中了。他虽然身高一米八十多，但是冰上的水已经淹没到了他的脖梗，他是拽着一匹战马的尾巴才过了江。上岸后马上投入战斗，每个战士都冻成了冰棍，部队只好在阵地后方拢起大火，战士们轮流烤衣服。那罪遭的就别提了，一天一夜才烤干了衣服的外面，而里面依然是湿的。
在东北解放的战场上，陈同安参加过三下江南、四平战役，辽沈战役等，他还执行过东北民主联军高级干部会议的警卫任务，那次会议是在哈尔滨召开的，他见到过林彪等各纵队的首长。
陈同安在战场上共负伤四次，在与日军作战中，有一次拼刺刀他被鬼子刺刀捅伤了肠子，至今右腹部还留有刀伤。在著名的黑山阻击战中他的左手拇指被打断，左腿贯通伤。还有一次是鼻子被子弹打穿了，好在没有伤到骨头。
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想起战场上那些英勇杀敌的战友，陈老很是激动。他所在的第三师指战员中，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其中有在淮阴刘老庄战斗中，遭日军千余人合击，毙敌一百七十余人后，全连八十二名军人全部壮烈殉国的第七旅第十九团四连。朱德总司令称赞四连的战士们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战斗英雄徐佳标在解放淮阴战斗中，以自己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射眼，为攻城部队开辟前进道路。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等同志在连云港小沙东海上遭敌艇袭击，他们以木船、短枪、手榴弹与敌拼搏而壮烈牺牲。英雄的新四军战友以他们的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他们的精神将是子孙后代永远的精神财富。
　　 说到今天的好日子，陈老很高兴地说：“今天的日子太好了，过去想都没想过。”当问到老人有什么爱好时，老人的女儿告诉我们：“父亲没读过书，但是他爱写字，爱投稿，报纸上还登过他写的文章。父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唱歌，他会唱好多歌曲，我们姊妹5个都是听着父亲歌声长大的。”应我们的邀请，老人拿出了他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留下了他对战争的感受和故事。分别前在我们的请求下陈同安给我们唱了一首七十多年前他和战友们一起打鬼子时经常唱的歌曲《爆破手之歌》：大炮在吼，机枪在叫，人民的爆破手准备好，带上手榴弹，背好炸药包，冲过火网，机动沉着，让武器的爆炸，炸毁敌人的铁丝网。爆破手开辟前进道路，突击队冲锋逞英豪。看，烽火过后，敌人胆寒，轰隆一声，地动山摇，人民的爆破手为人民立功劳，立功劳。
听着91岁老兵字正腔圆、节奏铿锵的演唱，我们的心震撼了。正义之战是神圣的，参战老兵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国人不忘国耻，奋发向上，捍卫和平，实现梦想。（2740字）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近日，笔者与东昌区民政局的领导一同去山城镇慰问了98岁的老兵李春年，老人家给我们讲述了他与兄弟们抗日战争时期在通化打鬼子的故事和他参加革命的往事。
李春年是李家七兄弟中的老五，他还有一个妹妹，家里姊妹八个。1920年7月12日，李春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地区枣庄。李家祖上是做镖行生意的，李春年8岁时，因家里生意难以维持，父母便把他的大哥李春芳留在老家爷爷奶奶身边，带着其他子女闯关东来到了素有小奉天之称的山城镇落户，以务农为生。日军入侵中国以后，在侵略者的奴役下，百姓日子过得很艰难，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李氏哥们不甘心受剥削压迫，央求父母进城找点事儿做。1936年，李家离开山城镇搬迁到了通化，他们定居到了位于清真寺附近的东昌街。那时的通化人与满洲国里的人一样，生活在日本鬼子的奴役下。李春年至今还记得他们家来到通化时，在荒沟门那里有个鬼子的狼狗圈，日本鬼子每天晚上都要送五六个老百姓去喂狼狗。李春年和他的兄弟们知道了这件事气得不得了。他们家迁入通化没多久，在通化率领民众抗日的王凤阁一家三口便被日本鬼子杀害于柳条沟。王凤阁一家的牺牲，激发了热血青年李氏兄弟，李春年说，从王凤阁牺牲，我们哥几个就开始跟鬼子干上了。
李家兄弟是怎样和鬼子干上的呢？那时日本人在通化市里开了一家浆洗店，专为日军浆洗军装，鬼子的军装都是毛料或毛呢的，洗完以后都需要熨烫。这个浆洗店名字叫白阳社，李春年和他的四哥李春山、六弟李春阳一起进入白阳社做工。因为在白阳社经常与鬼子打交道，通化的地下党和抗联便发动李家兄弟在白阳社收集鬼子行动的情报。因为愤恨鬼子杀害中国人，所以他们兄弟愿意为打鬼子出力，于是李春年就成了共产党在通化的情报员，他多次为抗联和地下党送出鬼子的行动动向等重要情报。李春年他们哥三个虽然是在为抗日出力，可是他们还是觉得不解气，于是他们开始亲手杀鬼子了。
李春年和他的兄弟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那时，为了给抗联和地下党收集情报，他们经常在晚上穿着鬼子送到浆洗店的军装出去了解敌人的风吹草动。李春年22岁那年，他和四哥干了件大事。那天晚上快10点钟了，李春年和四哥李春山穿着鬼子的军装在大街上溜达，走到东昌街一个煎饼铺前，他们看到一个姓王的女高中生在和他的父母买煎饼。突然鬼子外勤队的队长来到了女高中生身边，他拽起女学生就走，女学生的父母跪下向鬼子求饶，可鬼子根本不理睬他们，王家的女学生哭喊着想挣脱鬼子，可鬼子边拖着女学生，边踢打着她。李春年看在眼里，气在心上，他冲哥哥一摆头，两人悄悄地跟上了鬼子，他们看到鬼子拉着女学生进了去往光明路拐弯处的一个黑乎乎的胡同，李春年用日语大喊一声“站住！”他哥哥问了一句；“你是干什么的？”鬼子答道：“宪兵队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李春山答道：“守备队的。”鬼子也没在意李春年哥俩，他拖着女学生进了胡同里。李春年和他四哥赶了上去，他从旁边照鬼子的太阳穴就是一锤子，鬼子没吭一声就倒下了，他回身告诉老王家的女学生快跑。女学生跑了，李春年的心里突突直跳，他也不知道鬼子能不能认出他来，怎么办？四哥拉着他离开了那个胡同。四哥说：“咱冒充守备队的了，就去守备队告诉他们一声，一旦那家伙醒过来了，就让他去守备队找人吧。”李春年跟着四哥来到了守备队，四哥告诉站岗的兵说：“前边那个胡同里有个皇军喝醉了躺在马路上了，你告诉守备队派人去看看，别出了大问题。” 离开守备队，他们哥俩回到白阳社刚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就听到了全城戒严的消息，他们连夜跑到大顶子山洞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就走出了山洞，眼前一片还没有搬起来的土坯让李春年来了主意，何不在这里继续脱坯呢！于是，他们俩在山顶上一户人家借了一把铁锹和一个脱坯用的模具，哥俩在山上脱开了坯，待到第二天下午鬼子搜查到大顶子山上时，他们糊弄鬼子说他们俩昨天就在这里脱坯了，鬼子看到他们脱的那一大片坯相信了，就这样鬼子搜查三天也没找到要找的人，原来李春年一锤子竟然把那个鬼子给打死了。
还有一次，李春年和他四哥走在染坊排水沟边上，正好染坊在放染布的黑水，沟里水快平潮了。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鬼子，他俩走到鬼子身边时把鬼子推进了排水沟里呛死了。李春年说那时就是为了解气。
通化地下党的负责人罗衡到通化以后，李春年参加了罗衡召开的抗日会议，听了罗衡讲的参加革命的道理。日军投降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东北，李家七兄弟中有四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自治军，他们分别是老四李春山、老五李春年、老六李春阳和老七李春青，哥四个一同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
1946年年末他们哥四个共同参加了四保临江战役，那时四哥和六弟跟李春年在一个连，有一天连里给李春年和他六弟李春阳一个任务，命令他们俩去敌人占据的一个村子抓舌头。他们俩进村以后在一家煎饼铺前买了几张煎饼在吃着时，突然国军一个连包围了煎饼铺，紧急情况下，李氏兄弟没有发慌，哥俩被逼进了屋里，六弟和他商定他把住前窗，六弟把住后窗，哥俩一起往外扔手榴弹，在前、后院手榴弹同时爆炸中，他们趁着敌人卧倒之机，分别从窗户跳出逃走，他们俩在约定的山里会和了。李春年哥俩没完成任务，他俩没回部队，埋伏在路边等待时机。过了不长时间，国军的一队巡逻兵过来了，等到一排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时，李春年向弟弟一摆手，哥俩悄悄地跟上了巡逻队，待到巡逻队进入林间小路时，李春阳捡起地上一块石头快步靠近巡逻队尾部那个兵，他从后脑勺打了那个兵一石头，然后上去搂住了那个兵的脖子，弟弟顺势抬起了那个兵的腿，哥俩抬着那个国军的巡逻兵进到了树林子里，他们带着抓到的舌头回到了部队。
李春年说，后来他们知道了在煎饼铺被敌人包围的原因，原来是他们去煎饼铺被村里的地主发现，地主去国军那里报告煎饼铺来了两个八路，敌人派来一个连包围了煎饼铺。李春年他们炸死了几个敌人逃跑了以后，国民党连长枪毙了那个报信儿的地主，连长对村里的人说：“老地主谎报军情，他说煎饼铺来了两个八路，这哪是两个八路啊？分明是一个团，让我白送了弟兄们的性命。”
李春年和他的兄弟在通化参加了不少战斗，1947年春节前六弟李春阳在二道江白房子跟国民党军拼刺刀夺得一颗枪，立下一功。1947年3月，部队集合说是要打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司令，部队在玉皇山和敌人打了一宿，后来才闹明白，原来被打的不是什么国军，是一帮组织时间不长的土匪，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天亮后都被抓活的了。
说起来可能有的人不相信，打日本就给地下党和抗联送情报的李春年竟然不是共产党员，直到1948年李春年才在部队入了党。后来，部队组织土改工作队，首长在组队时带上了他，参加工作队后，他工作态度积极，被地方政府留用，先后在通化工业口任职多年，为通化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李春年的三哥李春秋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七弟李春青牺牲在解放的战场上，大哥的儿子李保田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让我们缅怀革命烈士们，是他们用生命的代价取得了国家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安康。（2795字）

樊景孚1929年生于通化县果松镇，8岁那年，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当时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相依为命。在日本侵略者奴役下的南满百姓大多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更何况几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呢？父母去世没多久，樊景孚的哥哥、姐姐也都先后病逝了，他成了孤儿。居住在通化市内的叔伯姐姐看到无人照料的小弟弟可怜，把他接到了家里。没想到好景不长，他来到堂姐家没多久，堂姐於1939年也去世了。无家可归的小樊景孚只好上街流浪了，后来堂哥得知他的情况找到他，把他接到了四道江家里，并把他送到了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他去临江日本人开的一家养成行（技术学校）学习。日本投降以后，学校解散了，他又回到了堂哥家。
1946年2月，刚解放的通化到处都在征兵，不满18岁的樊景孚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杨靖宇支队，他被安排到了通化市政府警卫排一班，任务是保护市长的安全。不久，他被调到监狱看押通化“二.三”事件的政治犯。在监狱工作两个月后，他又被调回警卫排，这次的任务是给市长张从周当警卫员。
如今已经87岁的樊景孚回忆1946年时的通化很感慨。他说，上半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可到了下半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开始大肆进攻解放区，通化失守。10月25日晚上八、九点钟，市政府撤出通化市，张市长带着政府机要部门从江南奔庙沟，然后去了金厂子。走了一夜于凌晨3点多钟在金厂子吃了一顿饭，然后辗转来到了辑安的腰营，准备在那里打游击。那一年市长张从周只有25岁。在腰营住了二十多天以后，国民党兵追过来了。警卫员樊景孚每天身背两支手枪一支小马枪，一架照相机，一个望远镜，他寸步不离地跟在张市长身边。通化失守后，南满地区红色政权仅存临江、长白、抚松和蒙江四县。
樊景孚回忆他们打游击的那段日子时，他说最苦的是1946年的11——12月间。那时天气特别冷，樊景孚的脚冻伤了。张市长让他去朝鲜楚山医院治疗，樊景孚没有同意，他想自己是中国人，为啥要去外国治病？他领了市长的一片好意，与两三个同是冻伤的战友去了临江。在那里他治好冻伤后，他在六道沟一心村找到了在打游击的市政府。这时，“四保临江”战役已经胜利，通化二次解放正在运筹中。刚康复归队的樊景孚接到了新任务：去临江印刷新建通化市政府发出的“安民告示”。他一个人披星戴月地穿行在山林中，虽然身上背着枪，但是，他心里依然害怕，因为他知道，身边随时都会出现敌人。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了老营车站，火车是夜里12点多的，爬上火车，他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印完“安民告示”从临江返回到老营也是夜里，樊景孚背着沉重的“安民告示”，手里提着枪，急行军回到了一心村。可村里人告诉他政府去了鸭园的李家屯，于是他又奔往李家屯。等他到了李家屯天已经是早晨8点多了，在那里他只看到了张市长的夫人宋纯光和一些后勤人员。他们告诉樊景孚通化解放了，市领导已经带部队赶回通化了。此时，樊景孚知道他背的“安民告示”必需和政府一起到达通化，于是，他没有歇息，立刻追赶部队。下午三点多钟，樊景孚终于在佐安那里追上了部队。大部队走到江边时，因江东大桥已经炸毁，部队是乘船过的浑江。张市长带人第一批过的江，樊景孚是随同高非副市长第二批过的江，他们的船划到江心时，空中出现两架敌机，一排机关炮朝他们扫过来，没有打中他们的船，待敌机调转机头再回来扫射时，他们的船已经到了岸边，船上的人马径直奔向江岸玉皇山下那些茅草房。樊景孚警卫着高非副市长钻进了一个破房子里。待敌机飞走以后，部队清查人员，所幸无人伤亡，只打死了一匹马。部队整装进城，沿途受到市内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后，樊景孚一直在市政府工作，1949年3月20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地处中朝边境的通化，立刻进入紧张状态。解放军大部队从四面八方集聚到通化。奉中共通化地委指示，市直机关投入到接待部队工作中，组织学校、工厂、居民为进驻通化的部队腾房子。市直机关也倒出一部分办公室给部队机关和首长办公用。那时机关有些科室迁移到临时住所办公，留在机关的也是几个科室挤在一起办公，机关干部都自觉地投身在紧张的工作中。
当时许多青年人响应党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为了做好参军的组织工作，市委从各部门抽调了一部分干部深入到基层单位抓扩军。樊景孚也被从市政府劳动科抽调出来从事扩军工作，前后大约干了一个多月。10月中旬樊景孚完成任务回到单位，领导又交给了他新任务。当天晚上，他和10几位同志坐着马车来到了通化火车站对面居民区中一户院子很大的居民家报到，那里集中着30多名市直机关干部。当时谁都不知道来的任务是什么。晚上7点多钟，副市长高非同志来给大家开会，他说：“抽调大家来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兵站，为过江（鸭绿江）援朝的志愿军部队服务，提供饭菜、饮水及物资转运等工作。”这时大家才知道集中在通化的解放军改为志愿军了，他们是要出国赴朝鲜同美国侵略者作战的部队。听了高非副市长的动员，大家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一定努力工作，全力支持大军过江。当时高副市长任兵站总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兵站的工作人员。领导安排给樊景孚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到火车站为过往军列上的志愿军官兵做饭、做菜、烧开水。会后，工作人员在一起进行了学习，然后开始做准备工作。兵站从全市各地抽调来200多名民工，都住在站前的居民家里。两天后，樊景孚领着100多名民工来到火车站，在车站东面站台下边砌起两排露天灶台，70多个灶台上安放着直径1.5米左右的大锅。每排炉灶大约有百米长短，抬眼望去，好不壮观。
兵站开始接待志愿军了，樊景孚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当时每口锅能焖百斤大米，灶下烧的都是木柴。给志愿军吃的都是大米饭，菜以白菜、粉条、豆腐、猪肉为主。粮菜来自市政府粮食科、商业科的统一调拨，运送粮食和蔬菜的工具是马车。为了保证过往部队及时就餐，樊景孚把100多名民工分成白天和晚上两个班，每个班又有具体分工：有做饭的、有做菜的、有烧开水的。
    志愿军出国那段时间里，到通化的军列不分昼夜，有时候半小时左右就来一趟。每次列车一到站，马上从车上下来一些士兵，拿着饭盆、菜盆跑步到兵站打饭菜。其他官兵们不下车，在车厢里就餐。因军列到站只停半小时，而且车次不规律，昼夜不定时，为保障志愿军能吃上热饭，喝到开水，兵站工作人员做到了24小时保证供应热饭、热菜、热水。樊景孚说，兵站除供应志愿军以外，还发扬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对从鸭绿江上过境来到通化市的朝鲜难民及朝鲜人民军战士也予以接待，安排吃喝。那时70口大锅，哪口都不空，锅里的饭菜光了，就得立即再做上，保证供应及时，绝不耽误部队行动。
    由于是战争年代，敌情复杂，所以，兵站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要。要特别防备敌特的破坏。为此，兵站对抽调来的所有民工，都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市政府还抽调来大批公安人员，带武器、着便装，在兵站的四周每天24小时站岗，除兵站工作人员外，外人一律不准靠近兵站。兵站的所有人员，警惕性也都非常高。由于安全工作做得好，部署严密，通化兵站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这期间，为了加强兵站工作，民政部还派来7名大学生到通化兵站协助工作。一直到12月上旬，大批志愿军部队已经过江，兵站从繁忙中缓解以后，大学生们才回北京了，樊景孚也奉命离开了兵站工作，回到了市政府。
    采访中我问樊老什么时候转业的，他笑着说：“我有当兵的时间，没有转业的年限，我一直跟着市政府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都不在部队了。”是啊，那时不少人都从部队参加地方工作，来时穿着军装，后来就没有人给发军装了。
樊景孚后来从事工业口工作，他曾任职通化市政府生产管理处党支部书记，通化葡萄酒厂党委书记、厂长，通化市纺织厂党委书记，还挂帅组织过筹建印染厂等工作，是通化市工业发展中功不可没的人物。1987年7月，樊景孚离休了。如今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樊老在老伴儿的陪伴下生活得很幸福，他的身体很好，至今还担任着老干部党支部的书记呢。告别樊老，一路上我在想，通化的前辈人付出的太多了。想一想，通化的哪个山头上没有子弟兵的足迹，哪一个村镇没有人民军队与敌作战的战场，哪一个战场没有烈士的血迹。作为通化人我感到骄傲，因为这里有前辈留下的红色记忆，更有今天的繁荣富强。看吧，山城人正在参与描绘中国梦的宏伟蓝图，通化犹如一颗发光的明珠镶嵌在中国梦的版图上。
（3379字） 作者：孙艳华   王桂娟  图片提供：胡堂林

夏日的傍晚，我经常去通化广场纳凉，欣赏那欢快的东北大秧歌，感受唢呐的悦耳和锣鼓对心房的震动，站在秧歌队旁，一天的疲惫会不翼而飞，让人感到生活得很幸福。一天，
我在围观的人群中见到了一位腰板挺拔、气质不凡的老太太。她的与众不同吸引了我，当老人扭头与身边的人说话时，我乐了，原来与老人说话的是我同一单位的姐妹方权。我猜想，老人一定是方权那当过老兵的母亲。我走过去与她们打招呼，不出所料，老人真的是方权的母亲杨凤兰。
有幸与杨凤兰老人结识后，我缠着她给我讲年轻时当兵的故事。老人家很健谈，她打开记忆的闸门，向我讲述了他们那一代人在战火中的青春。
杨凤兰，1928年出生于内蒙古开鲁县五官营子村。1946年3月参加东北民主自治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从辽吉军区后勤部副连职干部岗位转业，1983年从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二处离休，离休后落户通化与子女生活。
杨凤兰告诉我，1945年7月末，她正在地主家里当使唤丫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天上总有飞机横空掠过，听人家说飞机是苏联的。她还发现过去那些横行乡里的保长、警察、伪军、保安团的人见面就在一起嘀咕，而且表情都挺紧张。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
杨凤兰侍候的那家地主姓孟，老地主是个能够辨别风向的人。鬼子投降不久，杨凤兰和扛活的伙计们就被地主家指使得忙碌起来，先是打理物品，准备迁移，接下来是地主家出现的慌乱。不知内情的杨凤兰打听孟家的人出什么事儿了？人家告诉她：“八路军要来了。”
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杨凤兰不知道，但是，刁蛮的地主婆因为“八路军要来了”而把她
放回家了。临别，地主婆还说：“闺女，你愿意回家你就回吧，过去有啥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家欠的一石高粱俺也不要了，就算是给你家赔不是了。”杨凤兰从地主家人的言语中悟出了一个理儿，“地主怕八路军。”
 1945年冬季，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了。五官营子村开始了土改，杨凤兰家分到了三十亩地和一头大骡子。她的父亲还当选了农会的副主任。
那时，一位姓邱的部队女干部在区政府当副区长，她经常下乡到村里。邱副区长的飒爽英姿和她的工作能力令村里人钦佩不已，17岁的杨凤兰更是对她羡慕得不得了。邱副区长在村里指导土改工作中发现杨凤兰是个女干部的苗子，于是，杨凤兰被选到区政府做妇女工作去了。
有一天，杨凤兰问邱副区长：“我想参加八路军行吗？”邱副区长回答她：“参军都得自愿，只要你父母同意，你当然可以参军。”杨凤兰说：“要是俺爹俺娘同意那还说啥了，就连我在区上工作，俺爹还不同意呢。”邱副区长给她出主意说：“开鲁县城有很多咱们的部队，你可以去试试嘛。”经过副区长的指点，杨凤兰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当八路军。
     1946年3月的一天早晨，杨凤兰与邱副区长打了个招呼后，直奔30多里
外的开鲁县城投奔部队去了。她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东北民主自治军辽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卫生队的兵。杨凤兰在医院工作一段后被部队调到军分区被服厂女兵连当上了通讯员。
这年过中秋节的时候，部队准备向洮南转移。杨凤兰因当兵没征得父母同意，连队批准她回家向父母告别。回到家里，同村的姐妹陶桂荣和于素珍询问杨凤兰：“当兵好吗？” 杨凤兰告诉她们：“共产党的军队可好啦，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当官的待人和气，当兵的还不受欺负呢！”听到杨凤兰的真情讲述，她们二人跟着杨凤兰当兵去了。
回顾过去的战争岁月，杨凤兰忘不了她一生中参加的最难忘的一次战斗。那是1946年冬季的一天午后，后勤部接到分区通报，说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正在向我军扑过来，后勤部奉命向鲁北转移。为了减轻部队行动的压力，后勤部勤务班的战士把工厂生产用的缝纫机、织袜机、布匹等物资装在几辆马车上先出发了。转移途中，女兵连行动迟缓了一点儿，便与先出发的队伍拉开了距离，她们连落在了转移队伍的后面。
一帮由200多人组成的国民党杂牌武装窥探到分区后勤部的行动后，悄悄地尾随在只有110多人的女兵连后边，伺机对女兵连进行袭击。
女兵连当时没有连长，指导员狄明是最高指挥员。队伍行至丘陵地带的时候，突然，三名后勤部警卫排的战士骑马奔到女兵连的队前，一名警卫战士喘着粗气急促地对指导员狄明报告说：“报告指导员，首长派我们来接应你们，并让你们加快行军速度。”指导员答道：“知道了。”随即她向队伍下达命令：“同志们，加快行军脚步！”
队伍刚刚跑起来，突然，后面“砰、砰、砰”响起了枪声，一名警卫战士中弹落马。指导员狄明掏出手枪环顾着四周，她指挥战士们：“散开队形，准备战斗！”
两名警卫战士翻身下马和女兵们一起找到隐蔽位置，然后投入到战斗中。看到围上来的敌人，指导员命令一名警卫战士：“你马上回去报告首长，说这里发现了敌情！”警卫战士飞身上马驰向前方，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乱飞，但他瞬间就跑出了敌人的射程。
虽然女兵们经过军事训练，但正式参加过战斗的人却寥寥无几，多数人不免有些紧张。警卫战士王国栋匍匐在指导员狄明身边，他轻声地问：“指导员，你看咋个打法？”狄明向王国栋交代：“这里只有你一个男兵，其余全都是女兵，好在大家都戴着狗皮帽子，敌人不一定了解我们的底细，你留在我的身边，大声地传达我的命令，用这个法子迷惑敌人。”王国栋答应到：“明白了。”   
敌人从三面包抄上来，只有鲁北方向有个缺口。面对这么多的敌人，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杨凤兰首先想到的是今天要光荣在这儿了。接下来她又想到，当兵不就是为了打仗嘛，就是被敌人打败了，我也决不能当俘虏。
敌人端着枪上来了，警卫战士王国栋按照指导员的指令传达命令：“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打！”顿时，女兵连枪声大作。遭到阻击的敌人，不得不停止了进攻。指导员看到敌人吓得趴到地上射击了，她指挥女兵们集中火力压住了敌人。被女兵们打得无法抬头的敌人，只好丢下阵亡士兵的尸体，大部分人都向后退却了。
忽然，还在顽固坚持战斗的敌人打过来的一发子弹，打掉了一名女兵的狗皮帽子，女兵的长发露了出来。隐蔽在不远处的一个敌军头目，在望远镜中发现了我军大部分都是女兵，他兴奋地叫喊起来：“弟兄们，不要怕，共军里面大部分是娘们儿，谁能逮住共军的娘们儿，这个娘们儿就归他使唤。”
本已退却的敌人闻听与之战斗的是女人，狂叫着重新扑了过来。面对突变的敌情，狄明指导员异常镇定，她大声地喊道：“姐妹们，今天是有敌人就没有我们，只要我们活着就得消灭敌人，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的念头得逞！”
指导员话音一落，阵地上响起更激烈的枪声。这时我军阵地上已有战士负伤、牺牲。敌人越逼越近，指导员喊道：“同志们，手榴弹，快扔手榴弹！”经指导员提醒，杨凤兰才想起身上还带有手榴弹，她急切地掏出手榴弹，拉开导火索，拼死力气向敌人掷去。硝烟弥漫中敌人的哀嚎声不断，爆炸的威力再次击退了敌人。激战过后，战场上暂时安静下来。趁此机会，大家急忙给伤员包扎，然后把她们送至低洼处进行隐蔽。
短暂的安静之后，敌人又在组织新一轮进攻。趴在最前沿阵地上的杨凤兰听到敌军的头目歇斯底里地喊着：“他妈的，这是打的什么仗，想弄几个活的共党娘们儿过来，这么费劲儿。我看都把她们干掉算了，不能惯着这帮共党娘们儿！”另一个头目发狠地说：“我看也是，要活的不是那么容易。你让弟兄们喘口气，再来个冲锋，把手榴弹扔过去，让这些共党娘们儿见鬼去吧！”敌军头目下决心说：“行，就这么着！”
战斗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了，太阳偏西的时候，敌人调整好兵力部署，又开始了新的进攻。女兵们拼死抗争着，伤亡减员明显在增加。手榴弹没了，子弹也不多了。指导员狄明发出了最后的命令：“姐妹们，跟敌人拼命的时候到了，要死死在战场上，决不能当敌人的俘虏！”
女兵连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可想而知，如果跟敌人短兵相接，后果不堪设想。正在女兵们准备与敌人进行最后搏斗时，从鲁北方向传来了我军嘹亮的军号声，我军骑兵小队呼啸而来。马背上的机枪直扫敌群，敌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啊！女兵们被救了。她们没有欢呼，更没有笑声。她们站立起来，相互拥抱，一个个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哭了起来。骑兵们没有去追赶敌人，他们纷纷跳下马来打扫战场，运送伤员。
这一仗，经过清点，我军有23人负伤，27名战士牺牲。敌军死亡38人、有9人被俘。这一仗在杨凤兰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痕迹，她感悟了生命的意义。
因为中秋节杨凤兰穿着军装回趟家，她又从村子里带走了两个女兵，她的家被敌人关注了。在敌我双方拉锯战过程中，杨凤兰家遭到敌人的明枪和暗算，先是地主带国民党降子队（国民党收编的原伪宪兵及伪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瞎了杨凤兰母亲的眼睛；后是杨凤兰在区里担任共青团干部的弟弟被暗藏的敌人投毒害死。这是军属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
杨凤兰在解放战争中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和平年代她在部队从事着组织、人事工作。1983年杨凤兰老人离休了，离休后，她把给年轻人讲革命故事，写自己亲历的战争回忆录作为乐趣。在享受幸福生活中，她不忘艰苦朴素，教育子女要节俭过日子。杨凤兰的丈夫方维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解放后担任地师级领导职务。身为高干家属，她以实际行动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家人不得搞特权。
杨凤兰一生喜欢安宁，在寻求安宁中，她付出了很多。晚年，她看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她说：“我们的奋斗值得了。”2008年杨凤兰老人因突发心梗病逝，享年80岁。让我们记住这位美丽漂亮的女兵吧，记住她对人生的追求与奉献。（3798字）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