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记忆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拉到了眼前，母校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据校史记载，1947年女四中增设高中部的同时，在南楼设小学部，为崇祯小学。我在这学校虽然只读了两年书，可是您别忘了，这中间可发生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人在童年便目睹了江山巨变的过程，越过了新旧时代的分水岭，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幸事吗？

1948年秋，我考入该校读一年级。因为那时一多半小学的校舍是废弃的庙宇，正规校舍的小学不多。所以别的学校的孩子就嫉妒我们，编儿歌唱：“齐化门架大炮，专打崇祯小学校”，可他们上哪儿找大炮去啊！

当时我上学读书，是家里的头等大事。姐比我大十多岁，生我时父母都已经年过不惑，所以对我期望值很高。为我上学，父亲备齐最好的学习用具，那铅笔盒盖儿上印着精美的鲤鱼跳龙门；姐姐用枣红色的布给我做个书包，还用彩线绣上“前程万里”四个字，年幼的我对此懵懵懂懂。

怕我上学路上挨晒，父亲不知从哪儿淘来一顶罕见的细竹编的尖顶六边形斗笠，就是现在影视片中惠安女头上戴的那种。我母亲又用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布剪成蝙蝠形，缝在帽子的顶角和边角。经过这精心的艺术加工，这物件儿简直是“魅力四射”啦！后来每当母亲领着我的小手送我上学时，我背着新书包，顶着新凉帽儿，乐颠儿颠儿地走在大街上，远远望去很像一个成了精、长了腿儿的六角小亭子晃来晃去，常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一齐向我行“注目礼”，有的还指着我：“看哟，这小孩儿的帽子真好玩儿！”我听了心里那叫一个美！没想到不久，这斗笠就被“忍痛割爱”了，因为放学时老师让排队，同排小朋友必须手牵手，可我的帽子边角老撞到别人的头，为了增进“和谐”，促进友谊，只好放弃了这稀罕物儿。只有周日母亲带我逛街时，我才戴上它臭美一回。

上学第一天，我们像电线杆上的小鸟儿，在楼前的青石台阶上乖乖坐成一排，一动不敢动，充满好奇地望着眼前陌生的一切。一群高年级男孩子在校园里又跑又跳，赛着当“人来疯”，哎呀！学校原来这么热闹啊！

来前父母教导我，见了老师要立正站好，深鞠躬，问“老师好！”我牢记在心。正坐着时，从楼里出来一位年轻女老师，高高的身材，梳两条大辫子，中式月白短衫，黑纱长裙，半高跟黑皮鞋。我立刻站起来，第一次实践父母的教导，立正、敬礼、问好，女老师微笑还礼。我刚坐下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我自然又虔诚地演练一遍。没想到这老师很忙，一会儿她又从楼里面出来了，我依然不敢怠慢。这次她停下脚步，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小同学，敬一次礼就行啦！”从此她记住了我，我也认识了她，她就是我们的郭主任。

小学部每个年级一个班，我们一年级在一层从东数第二间教室，班主任叫贺昭年，三十多岁，是个慈母型的女老师。她身材苗条，肤色白净，留着稍稍过肩向里卷烫的发式，脸上总是浮现着亲切的笑容。

那时很少有孩子上过幼儿园，多是直接从妈妈身边来到学校，所以都从心里把贺老师当母亲了。有时男孩儿欺负我们，我们张嘴就喊：“妈妈，他打我！”这时贺老师就会轻轻把我们揽在怀里，再去批评那些淘气包儿，然后摸着他的小脑瓜儿让他道歉。完了，男孩女孩就手拉手玩儿去了。

贺老师教我们所有的课程，因为中高年级才有科任老师。我们的第一节语文课是《来、来、来，来上学》。那时学繁体字，挺难写。学生字时大家都伸出右胳膊，用食指跟着老师，一边在空中比划，一边大声喊：“一横一竖钩……”一路学下去。真是人生识字糊涂始，深感启蒙老师的不易，贺老师是我们进入知识殿堂的第一个领路人！

平静的日子很短暂，1948年深秋，解放大军已把北平团团围住，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2月初，有一天妈妈送我上学，还没到学校，又把我领回家。我莫名其妙，妈妈说，市面太乱，不能上学了。果然，学校停课了。

后来国民党军队龟缩在关厢一带，居民家都住了兵，学校也未能幸免，成了临时兵营。在这期间，我家也住了国民党兵。这些兵住进居民区以后，见东西就抢，杀鸡打狗，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那时我家住独院，三间北房，我们住西屋，东屋便被“号了房”，住了国民党兵。当时我姐十七八岁，我妈只好找破棉被把她捂在炕里边，自己躺在炕边上摆个痰盒装病。只要有匪兵一掀门帘儿，我妈就咳嗽吐痰，让他看痰里有没有血，说自己是痨病，这下儿就把他们吓跑了，出来进去都躲着西屋走。我姐整天被捂着，大气儿都不敢出，我吓得缩在墙角也不敢出屋。因为关了城门，我爸也上不了班，正好在家给国民党兵服苦役。有一天一个匪兵翻出我家唯一的半袋白面，对我爸爸说，“老乡！赶紧给我们做烙饼！”我爸不敢怠慢，赶紧找个大盆和面，可他根本不会做饭，只好硬着头皮瞎干：面倒多了，兑水；水又多了，弄了两手面糊糊，拉不出手来，又只好再兑面，结果半袋面粉全折箩了，把我妈急得直喊：“他爸，你少放水，面都没了，咱们吃什么呀？”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军撤走，来了解放军。

当时正值我小学一年级寒假，有一天妈妈带我出朝阳门，走在门洞里正赶上解放军大部队进城。因为门洞窄而深，行人遇汽车只能靠墙站好，汽车过去人才能走。记得那天过了很多军车，军车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过完，车上站满威武的解放军战士，两边行人热烈鼓掌欢迎解放军。这次经历我记得很清楚，但因为太小，不会写日记，记不清哪天了。但我能目睹这一伟大的历史瞬间，至今倍感荣幸！

后来，我家附近也住了解放军，战士们经常热情地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管我爸、我妈叫大爷、大娘，使我们真正感受到军民鱼水情。

1949年2月，解放后的北平迎来真正的春天。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我们重新回到学校。校方很快修整了被国民党残兵毁坏的校园和教学设施，校园上空飘起了五星红旗，而且到处充满了孩子们的歌声。

解放后学校的新校长叫高明远，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穿一身退了色的旧军装，中等身材，偏瘦的体形，一看就是位精干的来自部队的干部。他对孩子们很亲切，也叫我们“小鬼”，我们都很喜欢他，常常围着他听打仗的故事。

刚解放时，经常有敌机来骚扰，所以刚复课时记忆较深的是防空演习。先是由老师带着大同学沿着操场围墙内侧挖了防空壕，宽度和深度均二尺多，我们小孩儿蹲在里边抱着头，不露出地面就行了。学校让我们每人准备一条新毛巾和一块肥皂，说为了预防敌人扔毒气弹。

那会儿平时上课由工友摇着丁零零的小铜铃儿，校园中间有一架大铜钟，有防空警报时才敲它。不管上课下课，一听到大铜钟“当——当——”响了，就赶快抓起毛巾排好队，由班主任领队迅速跑进指定地段的防空壕，抱头蹲下安静隐蔽。直到大铜钟再次响起，解除警报，大伙儿才能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回教室上课。

这种演习刚开始时，我们觉得新奇好玩，一天“玩儿”两回也挺有意思的。可后来真的防空警报响了三四次，那凄厉的声音可把我们吓坏了，心咚咚乱跳，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儿了，向防空壕跑的时候腿都直打软儿，生怕那炸弹掉下来！那时蹲在防空壕真是思绪万千啊，有时想敌机要是真来了也好，我们可以看解放军叔叔用高射炮把它打得屁股冒烟儿来个倒栽葱，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多棒啊！往往在我胡思乱想时，空袭警报就解除了。

升入二年级，学习生活进入正轨。我们的新班主任姓魏，很年轻，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剪成齐耳短发，红彤彤的苹果脸儿，天生一副笑模样儿，两颊各有一个小酒窝，淡施脂粉，特惹人喜欢。

尤其令我们自豪的，是我们魏老师特别会扭东北大秧歌。每当有庆祝活动，她便在腰间系一条大红绸，双手轻握绸子的两端，然后随着“锵锵嘁锵锵”的锣鼓点儿，龙飞凤舞般地扭起来，那真叫满台生辉！

那时刚解放，旧教材作废，新教材还没编出来，有些青黄不接。算术还好些，语文就不太好办，记得当时的语文课文，大约都是解放区农村用的，临时搬了来。有篇课文是《文成的老婆是个神婆》，我就特别不“感冒”。因为在当时“老婆”是骂人的粗话，“神婆”更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课文我们不爱学，于是就开玩儿：我就在书桌里玩儿过家家儿，用手绢儿叠个小人，让他一会儿躺在本子摞成的“床”上，一会儿坐在墨盒充的“书桌”前读书……后来教材正规了，大家都喜欢新课本了。

那时我们最爱学的手工课是套色剪纸。课上每人发一张毛主席或朱总司令的剪纸头像，我们先把头像拓印在黑色电光纸上，用刻刀刻下空白处，再用红色电光纸从后边贴到领章帽徽处，用军绿色电光纸贴在军装处，只是没有肤色电光纸，只能用橘红色的代替，贴在面孔上。最后沿头像外缘剪下，贴在另一张白纸上，得！大功告成！只是伟人的面孔都成了“红脸关公”。

1950年秋，小学部因女四中扩招而迁到朝外下三条小学，但在崇祯小学短暂的学习生活，却令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