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人汤”捏制出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资料图片
“刘老根大舞台”已成为沈阳乃至全国的独特文化景观。资料图片
在“十二运”即将正式启幕之际,本报特推出“盛京十二韵”大型互动式系列策划,为您梳理盛京独特的风骨气韵。“十二韵”共分十二大篇章,分别是商韵、食韵、玉韵、智韵、街韵、泉韵、情韵、艺韵、古韵、风韵、绿韵以及体韵。在向读者推介最具地方特色的十二种韵味的同时,本报也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互动性强的体验活动,带读者亲自领略沈阳的“最美”味道。
目前,“食韵”、“玉韵”系列活动已经在本报读者节中率先呈现了,接下来,将有更多的感动交由我们一同体验和分享。在推出“食韵”、“商韵”、“情韵”、“玉韵”、“绿韵”、“智韵”以及“古韵”后,今日我们将推出“艺韵”,带您一起体会经典的辽宁文化艺术。
在
车水马龙的中街,每到傍晚都能看到游客们拿出相机或手机与身后的刘老根大舞台合影。刘老根大舞台楼上展示的小驴拉磨更成了游客们必拍的景观。从2003年开业至今,赵本山一手打造的这个剧场与绿色二人转一起成了沈阳最知名的名片。然而沈阳不仅有二人转,还有经常在央视春晚中拿金奖的杂技、震惊全国的蔡氏飞车、田连元的评书,以及与“泥人张”齐名的“面人汤”。它们中的一些已是市级乃至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其中一些的名气不复当年,但它们仍旧在沈阳的文化沃土里静静生长。
刘老根大舞台——独特的文化景观
2003年之前,如果有人问二人转的故乡在哪里,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东北的田间地头。而2003年之后,如果再有人问二人转的故乡在哪里,答案一定是沈阳。因为赵本山,二人转这项艺术从濒临灭亡到走向繁荣都发生在沈阳这片土地上。以前人们都谈二人转色变,认为那是“黄色”的象征。很多二人转演员睡通铺,一个月才赚几百元,二人转一度走入绝境。但自从本报与赵本山一同在2001年扛起匡扶二人转的大旗,举办首届赵本山杯二人转大赛后,绿色二人转这杆旗帜就已经在沈阳扎根,如今更成了沈阳的名片。
不过说起二人转,最响亮的名片当然是坐落在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2003年4月,赵本山先生率辽宁民间艺术团演员开始在沈阳大舞台剧场进行二人转专场演出,将剧场改名为“刘老根大舞台”;2007年,本山传媒通过公开摘牌的方式将其购入旗下。2008年,本山传媒投资近2000万元对剧场进行重新装修,将沈阳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打造成了东北二人转的最高殿堂和旗舰剧场。每天晚上这里都有“赶大集、过大年、看大戏”的欢乐气氛,剧场外立面的三层设置了一个“毛驴拉磨”的标志性景观,一头漂亮的小毛驴每晚都会随着欢快的节奏不停地转圈拉磨;在“毛驴拉磨”下面的“快乐广场”上,演员们会同时扭起欢快的东北大秧歌。
如今,“毛驴拉磨”已成为“刘老根大舞台”的标志性符号,成为沈阳乃至全国的独特文化景观。这也难怪来沈阳的游客都会到“刘老根大舞台”看场二人转,就算实在没时间也要跟剧场合影留念。“刘老根大舞台”已成为沈阳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
“面人汤”——与“泥人张”齐名的传统文化
我国的面塑艺术,渊源悠久。早在宋代,捏面人就成为民间节令中很流行的习俗。沈阳面塑艺术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沈阳特色的面塑艺术流派,其中最著名的一派是“面人汤”。
汤子博,“面人汤”的创始人,1882年在北京通州出生。那时,北京主要有两批面塑艺人:一批是街头艺人,他们靠卖面塑为生,所以技艺不太纯熟;还有一批是来自山东曹州府的艺人,“他们的手艺高些,我父亲对他们的面人很感兴趣,想把自己画的戏曲人物捏成面人,于是他不买面人,光买艺人的面团,回家开始研习面塑。”汤子博的儿子汤夙国回忆说。后来汤子博自己配置面粉,找到了适合做面人的最佳配方,认真做起面人来。汤子博的独门绝活儿是“核桃面人”,能在半个核桃里塑造27个人物,技巧娴熟。同时,他把传统的签举式面人改革成托板式面塑艺术品。而这项艺术形式因“面人汤”第二代传承人汤麟玉而扎根沈阳。
在汤麟玉的成长过程中,伯父汤子博对他的影响最大。汤麟玉10岁起学习面塑艺术,师从伯父汤子博和父亲汤有益。1953年,他来到沈阳,投奔来沈创业的父亲汤有益。他在继承前辈面塑艺术精华的基础上,注重赋予“面人就是面神”的灵性,以花鸟鱼虫、大面塑《八仙过海》、民间传说人物、现实生活人物为创作题材,创造了“揉、展、搓、拨、挑、捏”等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手法,捏制出无数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社会生活场景,包括《红楼十二钗》、《三英战吕布》、《昭君出塞》等。他的孩子汤福祥介绍说:民间雕塑艺术百年来,“面人汤”一直与“泥人张”齐名。
“蔡氏飞车”——风靡全国的飞车绝技
拆球、装车、启运……这些被重复无数次的动作,因为“回家”而变得温情脉脉。在最后一个部件装车后,当时蔡少武的长子蔡三宝眼睛有些湿润,情不自禁地感慨道:“30年了,终于回家了!”2007年4月18日,离别沈阳整整30年的“蔡氏飞车”,从广州启程踏上回沈的路途。30年前,蔡氏传人蔡三宝作为特殊人才被广州杂技团引进。在广州,由蔡三宝领头的“蔡氏飞车”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刺激的表演,最紧俏时,观众要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购到票进场。
说起来,沈阳人对蔡少武的名字更熟悉。蔡少武的飞车走壁是上世纪50年代起落户沈阳的,当时蔡少武飞车轰动全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959年武汉第一座长江大桥通车,贺龙元帅亲自点名让沈阳杂技团飞车队演员手挚大旗第一批通过长江大桥,当时场面非常壮观,轰动武汉三镇。新中国成立初期,蔡少武与梅兰芳、赵丹等一些艺术家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当时东北三省只有蔡少武(杂技)、唐韵生(京剧)享此殊荣,并多次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2006年,“蔡氏飞车走壁”成为沈阳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信息让蔡家后人感动不已。而在第二年,“蔡氏飞车”就回到沈阳,经过改良的“环球飞车”的震撼力让家乡观众叹为观止。道具由桶变成了球体,技术难度也加大了。最有看点的是被称为“死亡飞行”的“双人摩托车十字大回环”——两辆大马力摩托车在直径仅8米的大铁笼子里高速对开回旋,稍有闪失便可能撞到一起。每次演出这个节目时,现场观众都会惊呼“太刺激了”!
辽宁评书——“霸占”全国荧屏的《杨家将》
第一部广播评书、第一部电视评书,都出自辽宁。北京评书的传承人中,只有连丽如一人来自北京,而其他三位——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则均来自辽宁。
在中国的曲艺界中有着这样一种说法,辽宁曲艺有四宝:相声、小品、评书、二人转。对于这四宝之一的评书,辽宁有足够的资本笑傲中国评书界。从辽宁走出了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陈青远等一位位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而当年春风出版社更是全国评书出版界的“航母级”巨舰,其出版的评书可比肩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很多评书表演艺人宁可少要一点稿费也愿意在春风出版社出书,那应该算是一种“追求品牌”的心态。
辽宁评书最辉煌的时期当属1985年田连元的《杨家将》走上电视荧屏,评书也从那时候起从响在耳畔变成进入眼帘。对于这种变革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认为评书紧跟时代脚步,将评书转变为了一门视听艺术;而另外一些人则对这种做法产生了质疑:评书是说给人听的,现在被搬上了电视屏幕会取得成功吗?事实证明,这样的质疑在电视评书掀起了一阵激荡在全国范围内的浪潮之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当时电视评书的火爆态势让全国的各家电视台始料未及,在有着巨大的观众需求情况下,全国的电视台都只能播出田连元的《杨家将》,中央电视台更是在三套不同节目的不同时段播出《杨家将》。田连元用李金斗的一个玩笑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这种情况。在一次研讨会上,李金斗对田连元一本正经地说:“田老啊,今天联合国发布了一条公告,将今年定为田连元电视评书年。”田连元面对这样的玩笑哈哈一笑,而李金斗则接着打趣道:“这打开电视机都是《杨家将》,都躲不开您了。”从这样一段趣事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当年评书的火爆。
本报记者高宏
●黑土地走出了那么多喜剧明星,这和东北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需要交流的地方,就越需要“快乐文化”。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开心的”
伴随着春晚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中国的喜剧艺术也不断地发展,涌现了很多观众喜爱的笑星。黑土地走出的笑星确实是多了一些,特别是辽宁,像赵本山、黄宏、范伟、巩汉林、潘长江,还有吉林的高秀敏,今年又蹿出了一个小沈阳。
要谈到黑土地上笑星的出现,就不能回避黑土地文化,特别是东北二人转。
我们的传统艺术需要保护,需要继承,但是保护和继承的目的得让它生存和发展,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起到作用,特别是制造“快乐文化”。
东北二人转确实是生产快乐的。去年我编了一本《中国传统二人转大全》,请赵本山写一个序。本山题的词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开心的,传统是要继承的,发展更要创新的,三百年的二人转就是这样走到如今的,人们喜欢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生活是需要开心的。”
我曾经问过一位来看二人转的下岗女工,她给人做家政服务,挣的钱不多。那时候刘老根的票还不那么贵,30块钱一张二楼的位子。我说,你30块钱买一张票看二人转是不是负担也挺大?她说生活中烦心事太多了,我宁可花30块钱来这里笑一笑,忘掉那些烦心事,笑完了我明天再给人打扫卫生去,不也挺好吗?
“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东北人的幽默好像和大风大雪的环境有关系。越是艰苦的环境,就越需要“快乐文化”。所以有句话说,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东北人不像上海人那样严谨,比较认真,做买卖找上海人很诚信,说话也掂着分量。东北人有点没谱,思维是逆向的。特别是到了东北农村,就像东北小品里面这些语言张嘴就来,不是费心去编辑的。尤其赵本山,坚持要把双脚踩在土地上,说一定别让我飘起来,所以很多包袱都是从东北人的喜剧性格里出现的。
我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还有生产队,听他们说话就逗乐。生产队长去县里开会买了一个“前进帽”戴上,队长的侄儿瞅着他,队长问,瞅什么瞅什么,没见过帽子?侄儿说,见过帽子,四类分子都有,你头一回戴。队长说,这是前进帽。侄儿说,哟嗬,落后的脑袋还戴个前进的帽。后来这个笑话又有发展。梳个分头,偏分,就是三七分,说炮轰的脑袋还有雷劈的缝,你怎么不安个避雷针呢?又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米饭多,回敬一句,那是你口重。
这些话语是火爆了一点,但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也能化解矛盾。有个故事说两人骑车去上班的路上,一拐弯,咔嚓撞上了。撞了爬起来,一个就说,你有病啊。另一个反击,有病咋的,你带药了啊!这个接着说,你太不够意思了,转弯给一个手势啊。另一个回敬,给你首饰?我还给你买个钻戒呢!接着两个人哈哈一笑,就完事了。这就是东北人。
东北人要面子。大家去吃饭结账那会儿,说“瞧不起人啊”抢着付钱的就是东北人。有的地方人家吃饭之前从来不搞拎不清的事,把在哪吃饭,为什么吃饭,请谁吃饭,谁买单,搞得清清楚楚的人家才来呢。
为了要面子,东北人有时也挺不讲究的,就怕自己掉价。有一个小伙子搞对象,第二次约会,跟女朋友约了在公园门口见面。换了一身新衣服,打车去的,一掏兜,没带钱,看女朋友已经在门口站着,就说,大哥,你看咋整?司机怒了,你耍呢,坐车不带钱?小伙说,要不你生气揍我一顿。司机说,下去,踹两脚,给推下去了。女朋友看见了说,怎么坐车人家还踹你。小伙说,嗨,一哥们儿,我坐车要给钱他生气了,打我两下。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我上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民间暗访过一些二人转艺术家,这些东北农民说,我们农民的三件宝是大米饭、止痛片、二人转。人要吃饭,止痛片能治病,这都和生命有关系。
南方地区,特别是上海、苏浙一带的曲艺艺术我也很喜欢,但是它们和东北的二人转不一样。像评弹,在很优雅的演出场地,男的女的都穿得很漂亮,三弦琵琶一弹,朗格里格朗,然后唱:“西宫下院百花香,玉卷珠帘春恨长。贵妃梦坐沉香畔,高烧红烛盼君王。”很雅!二人转里一般都找不出这样的唱段。二人转火辣辣的,张嘴就是:“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巧梳妆,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粉墙。”刚唱到第四句,秀才就跳到后花园去了,心急啊!
像那样悠扬的艺术、供人很好地品味娱乐,为什么在东北不行?因为东北天冷呐,太冷了,你坐一会儿脚就冻坏了,弹一会儿琴手指头就冻麻了,所以得火爆热烈地去唱。大家知道东北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就我生活工作过的辽北,那个地方现在的最低平均气温是摄氏零下35度,这还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你想在过去山区大雪封山之后,出不去进不来,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你要不想被憋死闷死,就得自己寻找一种快乐文化,于是这样大家创造了二人转。
二人转是在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产生的。闹秧歌是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大秧歌进村,只扭不行,也得唱。在财主家、村长家打一个清场,不管会不会唱,最少也要唱几句“一进大门抬头官,看见您老灯笼杆,灯笼杆好比摇钱树,金马驹就在下面拴”,大吉大利,人家好给红包赏钱。到了晚上,扭秧歌的人要找地方住,老百姓不愿意给招呼住宿,说人太多。于是领头的说,不白住,我们给你唱,后来就有了唱秧歌,就是唱二人转,慢慢就形成了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
北京的小品应该是在相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很重视语言包袱、语言的幽默性。东北小品注重的是喜剧情节、喜剧性格,不是语言包袱。比如《不差钱》里面点菜,“有没有?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它真就不是语言包袱,而是在特定情境里,由喜剧人物和喜剧性格形成的对话。
那么多人喜欢,那就是最大的大雅之堂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广西第一次召开赵本山喜剧艺术研讨会,为什么没在东北开?为了躲口水。到广西去开,没想到上海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其中有余秋雨先生。我们知道这些人很厉害,我们东北的乡下人面对着这些上海的专家不知道说什么,不说你也是乡下人,说了就更是乡下人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最先支持我们东北喜剧小品、支持我们东北俗文化的人,就是上海这些专家,一直支持到现在。
当时余秋雨先生就雅与俗的问题,回答了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在乎人家说你们俗,你们把脚站在黑土地上,踏踏实实一步步向前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定会走出自己一条路来的。
其实二人转走到今天,东北喜剧小品走到今天,走出了这么多喜剧明星,我告诉大家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舍庙堂之高,求江湖之远。
我和赵本山讨论过,二人转就是俗的,不要努力去登什么大雅之堂。我们全国这么多地方剧种和曲种,很多枯竭了、消亡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急于脱俗,看中了所谓大雅之堂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脱完俗一步步艰难地登上去,结果这是一个艺术的脚手架,登上去就下不来了,然后等待它的只有死亡。赵本山后来说,啥叫大雅之堂,东北一亿观众,那么多人喜欢,那就是最大的大雅之堂。二人转不能离开人民,不能离开土地。
(《解放日报》3.6崔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