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国之当歌》剧照，石倚洁与李可非分别饰演聂耳与小鹂

音乐剧，这个外来的艺术幽灵，在中国的土地上游荡、徘徊，已有三十年。三十年来，在我国本土的舞台上，创作排演了数十部各种类型、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音乐剧。但是，作为观众，我们一直深感其中的缺憾。我们总是误以为，音乐剧只能是一种娱乐公众的艺术品种而在娱乐上竭尽心思和全力。我们忽略音乐剧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和其他的多种可能性。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深水期的关键时刻，我们是多么地期待一部有黄钟大吕般艺术品相的音乐剧，凝聚起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啊！生逢其时，在社会公众和大时代的期待中，我们看到了由上海歌剧院原创的，以聂耳为主角，以音乐家创作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题材的音乐剧《国之当歌》。

聚焦聂耳在上海奏出生命和艺术最强音的五年

聂耳在这世界上只逗留了23个春秋。他青春的生命，像划破夜空的流星，灿烂而短促。但他创作的那些凝聚着底层心声时代精神的歌曲，却像恒星，特别是已经成为13亿国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如号角般激越的旋律，永远照亮着我们精神的天空。正是这种生命的短促和艺术的永恒，构成了艺术创作的悖论。特别是如何艺术地再现《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诞生的历史过程，委实形成了对艺术创作的巨大挑战。

面对聂耳23年的生命历程，《国之当歌》没有采取编年史的舞台叙事，全过程流水账般的表现这位年轻音乐家从童年到溺水的全部人生过程；而是根据艺术表达的需要，将全部的目光和力量，聚焦于他在上海创作、生活的生命中最为华彩的五年。全剧艺术地再现了一个怀揣着单纯艺术梦想的边陲青年，目睹了民众苦难、山河破碎的社会现象，终于成长为一个替大众呐喊、谱写时代强音，开创了中国音乐史“民众音乐”流派的“伟大人民音乐家”的艺术生涯。

为了生动展现这一不断深化、递进的过程，《国之当歌》将聂耳在上海奏出生命和艺术最强音的五年，富于思想性和戏剧性地以聂耳那些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有机结合、穿插于全剧。在对歌曲作了学理学术的深沉梳理和思考后，《国之当歌》找到最符合聂耳这一题材的戏剧结构。写音乐家、艺术家，最难莫过于写出他们优秀作品的创作过程创作情景，优秀作品诞生时音乐家、艺术家的心情心境。《国之当歌》不仅情景交融生动再现了这些作品诞生的社会背景，更为难能可贵地是让人们理解了“人民音乐家”丰富厚重的内容，理解了“人民/音乐”之间的互文互动关系。音乐来自人民，来自报童泥水里的辛酸，来自码头工人沉重的喘息，来自歌女们天涯流浪的卖笑生涯，来自莘莘学子平静求学生活的破灭，也来自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万众一心的战斗呐喊。正是在时代和人民中他找到作为艺术家的自我。《国之当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民音乐家”如何在最底层生活的苦难烈焰中淬火。然后提炼出那些明白晓畅、朗朗上口、超越时代永远传唱的旋律。可以说，《国之当歌》找到了聂耳在上海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这一题材的精魂。这就是艺术与时代、与人民、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共同命运。这对当下的中国艺术家昭示了一个精神和文化的标高。

全剧的精神气质贴合主角、时代、国家与民族

除了戏剧结构和主题立意，我认为《国之当歌》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抓住这一题材的精神气质。首先是作为主角的聂耳的精神气质。聂耳在剧中不再是概念中的苍白干瘪的“人民音乐家”的符号。他纯真，挟着一把小提琴，要在大上海成就一个单纯的音乐的梦，寻找洗尽生活烦恼忧伤的“多么美妙的音乐的感觉。”他浪漫，在和女歌手小鹂的交流中，他倾诉内心“感伤热烈似火”，他追问恋人“是否你愿意一生相守？”他和小鹂的二重唱《爱的涟漪》旋律优美悦耳，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歌剧《剧院魅影》中那脍炙人口的《爱是我唯一所求》。他阳光、透明，勇于直面生活，表达内心的感受，敢于反抗和思考，对底层的苦难有着人道的同情，对社会的不公有着坚定的抗争。他勇敢担当，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和自己的祖国、人民顶着炮火站在一起，用自己的音乐为大众、为时代呐喊。年轻的聂耳既反映了当时历史真实，也折射了当下的时代需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国之当歌》之前，已有赵丹和张瑞芳两位电影艺术大师联袂主演的电影《聂耳》。影片达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度，至今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影片。但影片也深深留下那个时代的局限和遗憾，把一些不同艺术观点的人物处理成了反面人物。为了塑造好聂耳，《国之当歌》重构了聂耳周围被影片概念化简单化了的人物关系。特别是一度被历史误读曲解的音乐家黎锦晖，在剧中得到正确的解读和定位。在剧中，他和田汉，分别作为赏识聂耳才华，把聂耳引进音乐之门的艺术导师和把聂耳带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导师出现在聂耳身边，为聂耳的艺术生涯找到了坚实的基座。同时，又不回避他们在艺术价值观上的不同，甚至冲突。最后又在民族大义面前搁置不同艺术观的分歧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非常耐人寻味。其次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关于那个时代精神气质的记忆，曾经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虽然有点夸张但不乏真实。近年来，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那个时代完全变成了歌舞升平文化繁荣的“民国范儿”，虽然不乏局部的真实但实在被大大美化神化。若真是那样，我们就很难理解聂耳和他的音乐。《国之当歌》力图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重新塑造那个逝去的时代的精神气质。上海作为那个时代缩影，在舞台上呈现了它“梦工厂”的多面性。编导们既没有无视那个时代的繁荣，也没有忽略那个时代内在的深刻危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解读了那个时代。这种多棱镜折射下的时代气质，为聂耳的出现、成长提供了可信的故事背景。最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国之当歌》以宏伟的气势和场面，艺术地再现了在长城失守、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国土的完整，“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万众一心，山呼海啸的精神伟力。全剧最为观众关注也最难处理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和诞生。艺术家在《血肉长城》这场戏中，完全摈弃了精雕细刻的工笔白描手法；也摈弃了一般的戏剧化悬念化的写法，那样会过于人为做作。作者在全剧浪漫史诗的叙事风格上，继续大步往前走，时间不断虚化，以气势壮阔的大写意手法，再现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心路历程。音乐剧其实是戏剧和音乐的双重结构推动的。在这场戏中，本剧作曲家将音乐凸现成为主推力，而让戏剧退位。如剧中黎锦晖与小鹂从南洋募捐大量药材回来，在日军轰炸上海的炮火中与田汉聂耳重逢。作曲家通过四重唱《战争必将终结》、混声合唱《血肉长城永不倒》、聂耳独唱《唱响振奋中华的歌》，以音乐的结构，一步步将全剧推向高潮，出现排山倒海般的《义勇军进行曲》壮怀激烈高亢嘹亮的旋律。我特别欣赏，在《义勇军进行曲》出现前的艺术处理，在若有若无轻柔的竖琴声里，小鹂为东北义勇军战士唱起一曲东北民歌《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看似信手拈来，实在是神来之笔。尔后，我们看到年轻聂耳在小阁楼上奋笔谱写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激昂的身姿，渐渐历史的具像隐去。于是，我们看到先是当时时代激战的前方和劳军的后方超越了空间，接着是聂耳站在我们面前，台上和台下超越了时间，在巨大火红的国旗下，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场上空庄严回响。

给当下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富于启示的主题

《国之当歌》的创作演出成功，给当下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富于启示的主题。首先是国有院团承担的艺术使命是什么？上海歌剧院这次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甚至不惜推倒重来，整合全院合唱团、舞蹈团、交响乐团及中福会少年宫合唱团200余人的宏大阵容，再现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可歌可泣的时刻，使艺术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正能量。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其次，在我们民族站在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们要不要用艺术去挺直我们民族坚强的精神脊梁？要不要用号角般锐利的声音去划破长空，让我们的内心火一般地炽热跳动？要不要用艺术的熊熊火把去温暖我们心的冷、照亮我们心的暗？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不要像先贤“诗以言志”，用艺术表达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要不要像贺拉斯说的“寓教于乐”，用高品质而不是敷衍了事粗制滥造的艺术品，使我们内心得以净化和升华？在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外，我们要不要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使主旋律具有艺术的感召力，激发出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的正能量？最后，把这样一部弘扬着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作品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闭幕演出，表明在西强我弱的文化态势下，我们必须主动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平台上，积极以更大的力度理直气壮地向外界传递能为世界接受理解的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文化软实力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核心价值的说服力、感染力。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构建人类普遍性和中国特殊性的统一的核心价值，既对内提供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又对外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接受一个在发展中前进的中国。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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