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市文化局把作家朱平安排在安东县的惟一理由，是那里比较安全。安东县当时还是个“渔村”，没有高楼，没有大烟囱，港口码头只停靠木制的渔船，不停火轮，没有军事目标，美国飞机多是在空中转悠一圈，很少俯冲轰炸。

朱平是鞍山市惟一的女作家。人长得虽算不上漂亮，但气质不俗。她写的反映鞍钢恢复生产时期的几个英模人物，如劳动英雄孟泰，已成为鞍山家喻户晓的名人。鞍山市民把她写的那几个劳动英雄，称为鞍山上空“灿烂的明星”。

朱平本来申请赴朝鲜战地采访，多次给省、市和东北局文艺处打过报告，因为她家庭出身与其他一件事情的影响未获批准，后来沈阳市作家协会被她的执著感动了，不能出国，就推荐她到安东市采访抗美援朝。

时逢1951年隆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鸭绿江早已结冰，铺着一尺多厚的白雪。雪后的天气阴冷，朔风像刮脸的刀片儿。美国佬的轰炸机整天在头上嗡嗡乱叫，像夏天挥之不去的苍蝇。市文化局的刘科长从医院包扎好大拇指，一刻没敢耽搁，急慌慌地赶回局里，与久等的朱平点点头，便直奔一台老式的手摇电话机。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摇通了一个电话，跟对方喊：“你是武站长吗？我说呀，沈阳作家协会派来一位女作家，很年轻……这里空袭不断，不安全呀！这不，我的大拇指头刚被炸弹皮崩了，才从医院包扎回来。你们那儿总比市区僻静。请你找间合适的房子，把作家……”刘科长扭回头问，“怎么称呼您？”朱平报了姓名，刘科长又对着话筒喊道，“作家叫朱平……对对，就是那个写孟泰的特写作家，你一定得安排好，特别要保障安全。”刘科长喊了一头汗，把狗皮帽子甩到办公桌上，头上开锅似地冒着热气。朱平像个听话的孩子，拎着背包，乖乖地坐上一辆毛驴车，去了安东县。

文化站的武站长把朱平安排在刚过世的音乐教师张半船家里。张半船是镇小学的音乐教师，出色的风琴师。一个月前，他正在上音乐课，美机不知道是抽的哪根筋，大概是见到校园飘扬着几面彩旗，突然俯冲下来空袭，扫了一梭子子弹。张老师为掩护一个9岁女孩，中弹身亡。他有个22岁的儿子，叫张子潮，能唱渔歌，会练武功，打弹弓百发百中，抗美援朝开始了，四十军的118师首批跨过鸭绿江，子潮瞒着父亲参加了志愿军。张半船家的三间瓦房闲着，正好安排朱平。

张半船的家是个老式院落，独门独院，院墙是砖石混砌的，因年久失修，多一半已经东倒西歪。院门虽有一个当年满神气的门楼子，上有灰瓦顶子，下有石头砌的台阶、门槛，一边卧着一头不太大的石狮子，两扇门上各有一个烧饼大的生蛮绿锈的铜环子。因年深月久，整个院落破败得凄凄惶惶。半船老师原是位革命军人，先在抗联，光复后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当过文化教员、副指导员。在部队他算个文化人，会谱曲，教唱歌，还给战士们编导过活报剧，友邻部队都知道新兵连有位叫张半船的风琴师兼作曲家，他的一些佳话也流传很广。

朱平走进一片残败的小院，整个院子落满积雪，没有一个脚印，却扫出一条从大门通向屋门的小路。朝阳的三间正房，屋门没有上锁，朱平跟随武站长走进屋里，一股热气伴着轻微的煤烟味扑面而来。细心的站长，接到电话后，马上派人生好了煤炉子，还把每节烟囱的接缝处缠上布条，怕煤烟漏出来。

武站长在三间屋子里巡视一遍，顺手把一个倒在地上的扫把扶到墙角处，又用手抹了一把窗台，看看手仍然很干净，便自言自语：“这几个小子还真没马虎。”

临走时武站长说：“朱同志，屋子都打扫了，吃的也备了一些，煤在草棚子里，您看还需要什么，我一会儿再来看您。”

武站长走后，朱平仔细地观察屋子的各个角落。她看到靠北窗户下面有一张用两只条凳搭的木板床，床上没有铺盖，堆着一些《东北日报》和当地出版的小报，还有一些学生用过的音乐课本和作业本一类的东西。窗台上整齐地排着二十几封已经拆开的信。她好奇地拣了几封看，信封上全盖着“军邮”的章子，收信人都是“张半船父亲大人收”。信的始发地有些是朝鲜某某道，有的则是沈阳陆军医院。看得出，这是张老师儿子张子潮从部队寄给父亲的信。

“他儿子负伤了？”朱平在心里嘀咕，“为什么有的信是从医院发出的？”朱平把信又放回原处，然后在屋里随便走动着，发现在一摞报纸上，有个用几张《东北日报》包裹着的镜框，镜面擦得亮晶晶地闪光，框内镶着十几张照片，都很小，且多是穿军装的集体照，有的连人头儿都看不太清楚。其中有一张“全家福”，张半船和夫人坐在两把椅子上，脚边放着一个花盆，子潮站在中间。看样子照片照了有几年了，张老师夫妇都穿着军装，年轻英俊，大约不到四十岁。夫人更小一点。

她正看得入神，突然有人敲门，是武站长带着一个小女孩又回来了。他跺跺大头棉鞋上的雪，进屋就说：“这孩子叫秀兰，大家都简称‘秀秀’，她就是张半船老师用生命救下的那个女孩，让她来给你做个伴儿。”

“谢谢武站长的周到。我这次采访只有一个大目标，没有具体采访对象。我想，能不能就从张半船老师开始？”

武站长没有立即表明态度，看样子像是有些为难。

“张老师一家人都为革命出了力，他又为了救学生献出了生命，小儿子又赴朝……对了，怎么不见张老师的爱人？”朱平有些咄咄逼人的样子。

这正是让武站长为难的原因。张老师的爱人叫梅雪，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父亲梅焕章把近千亩良田和在唐山的一个煤矿、大孤山的一个铁矿分别交给了儿子和侄子、外甥去管理，他自己则在一所音乐学校里教书。他的家业全是祖上传下来的遗产。他不甚看重产业与钱财，心思全放在酷爱的“中外古典音乐及民歌研究”上。张半船是他教的一个没毕业的学生，跟他女儿梅雪是同学，都喜欢东北民歌。

梅雪在伪满洲国时就迷上了民歌，每逢寒暑假，她都拉上张半船到民间搜集野调艳曲，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情歌”。1934年寒假，他们在黑山、大虎山一带采风，遇上了日本鬼子扫荡抗日义勇军，把他们当成义勇军的探子抓起来了，还说他们记录的那些乐谱是电报密码。两个青年人吃了不少苦头，小鬼子还给张半船灌了辣椒水。后来经过校方营救，据说还托人找了伪满洲国的什么大臣说情，日本人才放了他们。

这件事叫张半船和梅雪受了很大的污辱，也受了很大的教育，当亡国奴是最大的耻辱，在敌寇面前，音乐显得软弱无力，要拿起武器抗争。他俩被保释出来以后，也没跟老师(父亲)商量，就进山找到抗日义勇军，当了兵。

武站长有点吞吞吐吐：“小朱同志……我看……你过去写的都是大英雄，那孟泰多伟大呀，我看……我看，你还是先别写张老师吧？”

“为什么？”朱平十分不解，“难道张老师是个坏人？他在部队当过指导员，肯定是共产党员呀！”

事情被逼到这一步，武站长不得不竹筒倒豆子，毫无保留地说明一切了。光复后，抗联和八路军合编，叫东北民主联军，张老师在一个新兵连当副指导员，他妻子梅雪是纵队宣传队的歌剧演员，演过《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虽不是领衔主演，也是重要角色。1947年，部队“三查三整”，其中主要一项是“查阶级定成分”，梅雪家是大地主兼资本家，而且她表兄为了从日本人那儿救她和张半船，还跟伪满洲国的某大臣有过来往，有些情况是以前没有跟组织讲过的。解放战争跟抗日时不一样了，部队开始重视阶级出身和家庭成分，像梅雪这样的“大家闺秀”，全军也找不出几个，显眼得很，加上她自己的认识又不深刻，便成了众矢之的。“三查三整”后期，梅雪被开除党籍，正在等待最后处理，据说军籍也很难保住了。

这是发生在1947年的事情，张老师和梅雪已经结婚19年了，子潮也长到18岁了。因部队作战，子潮一直寄养在安东的一个渔民家里。

张半船虽然自己历史清白，出身也好，可是娶了梅雪，社会关系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三查三整” 中一直过不了关，有人劝他与梅家划清界线，他说夫妻都是革命军人，将来住在一起，一个锅里吃饭，一间房里睡觉，怎么划呀？张半船死心眼，不会说假话。梅雪因为自己牵连了丈夫，生怕给不了他幸福，反倒让他跟着受罪，最初她想到离婚，一刀两断，谁也别牵扯谁，可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婚，夫妻感情“两断”得了吗？还有18岁的儿子，怎么跟一个还不曾进入政治“围城”的孩子讲清楚这一切呢？梅雪很热爱生活，虽然战争年代居无固定，可她床头总放着半船和子潮的照片，她最爱洗军装，不允许有一点污渍，她的窗台上经常放着一盆生命力很顽强的芨芨草，闲下来她爱幻想革命成功后的家庭生活，她最爱唱“咱们是一家，咱们是一家，咱们都在革命摇篮里长大……”如今这一切都已经不属于她了。

在基层的张半船几次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他去看看梅雪，遭到了组织爱护性的拒绝。梅雪也很想见半船一面，她有许多话要跟他说。就在她被宣布开除军籍的那天夜里，她换上保存了半年多没舍得穿的一套新军装，把短发梳成两根刷子似的小辫儿，还把多年搜集的民歌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放在黄挎包里，斜背在肩上。那是一个多云的秋夜，她出门而去。在朦胧的月色里，她信步而行，没有意识要走向哪里，要去做什么，却径自走向了一个悬崖，悬崖下面是一条波涛如虎啸般的大江……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我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敌人，没有人再肯喊我一声“同志”，我将失去半船，失去潮儿，失去我爱的一切。没有爱，没有信任，没有朋友的生命，岂不是成了一堆死灰？月亮好像什么也不知道，继续在薄纱般的云层里悄然移动，一会儿藏在云里，一会儿钻出云外，一会儿又从云层里露出半个脸来……过了五六分钟，她突然对着月亮大喊：“半船，我走了！潮儿，我走了！”一个人影投向悬崖下的大江，江水奔腾咆哮，吞没了所有的声音。

武站长以为朱平了解了张半船老师一家的身世，便会放弃原来的打算，不料想，张半船夫妻的遭遇越发激起了朱平的采访冲动。她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一趟安东没白来，我就采写张半船了。”

朱平从张子潮的最近一封来信中得知，他的伤势已基本痊愈，不久即将归队，他请了两天假，路过安东时顺便回家看看父亲。看来他还不知道父亲已经遭遇不幸。朱平想扮演一个子潮的亲人，给他些许安慰，使他尽可能减轻这个意想不到的悲痛。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张子潮所在的118师有幸参加了志愿军入朝对美韩军队打的第一仗，由于他小子作战机智勇敢，活捉了两俘虏，立了一个小功。不幸的是他在第三次战役中身负重伤，不久便被送回祖国治疗。子潮乘坐的是沈阳开往安东的一趟闷罐车，车没有进入站台，停靠在货场的备用线上。他从车门跳下来，天刚刚放亮，云层很低，飘着稀稀拉拉的雪花，因为没刮北风，天气显得比往日温和。

张子潮沿着铁道往前走。他要找一辆车子进城，把他送到安东县去。他是背着父亲参加志愿军的，父亲只是在给他的第一封回信里，对他说了几句埋怨的话，后来就再没用过这类语言，更多的是嘱咐他听首长的话，作战要勇敢，要机灵，家里的事，尤其父母的事，不要随便跟外人讲……子潮到鱼市上买了两斤槽子糕、一斤水果糖，还买了一瓶“老龙口”。他知道他爸早几年就戒了烟，如今只是爱喝个小酒。

走到自家的大门前，子潮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给了他这种感觉，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轻轻推开大门，只见探出房檐的铁皮烟筒冒着淡淡蓝烟，屋门没有上锁。他想这天是星期天，父亲没有去学校，便三步两步扑过去，一边大声喊着：“爸，我回来了！”出来迎接子潮的不是略有驼背、经常胡子拉碴的父亲，而是位一身干部服打扮、脸上却现出几分学子气的女人，她不像安东人。她身后站着一个满脸惊恐的小女孩，那孩子的模样很眼熟，眼睛直勾勾地瞅着子潮。

朱平看过张子潮的照片，猜出了这个人就是张半船的儿子。她很有礼貌地说：“我是作家朱平。对不起，没有跟您打招呼就住进来了。是这样的……是文化站武站长安排的。”

子潮心中有些纳闷儿：跟我爸打招呼就行了，管我啥事？一个女作家住哪儿不好，干啥跟一个孤老头子住在一起？

朱平似乎看出了张子潮的疑惑，她赶紧补充说：“我是采访张老师的。”

“我爸呢？”

“真抱歉，我看过你最近给父亲的两封信，您还不知道张老师……”

秀秀见朱平吞吞吐吐，就不大懂事地抢着说：“张老师为了护我，让美国鬼子的飞机，扫射打死了。”

子潮的头顶上像炸了一个响雷，嗡嗡地直在头上漩鸣；又似一柄冒着寒光的尖刀插进胸腔，心在流血，眼前比锅底漆黑，不知自己身在何地，脑子里一片空白。朱平心痛地扶着他走进东屋，坐在八仙桌子边上，给他斟了一杯白开水。待稍清醒后，朱平呆呆地立在子潮面前，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眼含的热泪再也憋不住了。子潮惟一的亲人不在了，而且这不幸又降临得那么突然，让人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他觉得自己已经举目无亲了，再没有一个亲人想着他、记着他，无助的悲痛吞没了军人身上的威武与豪情，他真想扑在面前这个女人的怀里大哭一场，可是他流不出一滴眼泪，站在他面前的既不是战友，也不是亲人，是个完全陌生的女人。

比他年长三岁的朱平，本来准备好许多安慰张子潮的话，可是见了那张由充满喜悦突变为布满阴云的脸，她只有满腹的怜悯与同情。她努力搜索词汇，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想了多时，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没有兄弟姊妹，今后你就是我的弟弟，我就做你的姐姐吧。”

子潮像突然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既没有怀疑，也没有犹豫，果真一头扎在朱平的怀里，大哭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孩子，放肆地哭出声来，不停地抽泣。

“哭吧，哭出声来比憋在心里好受些。”朱平因为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抚慰他，只能让他宣泄一下心中的悲伤。她真像一个大姐姐，用自己的手帕给子潮揩泪水，还把他零乱的头发用五指梳理了几下。

子潮开始安静下来，并为自己刚才的举动有些害羞。朱平让秀秀给炉子加点煤，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秀秀，有活儿做了，从伤感的氛围中解放了出来。她添完煤，问朱平：“朱老师，咱们中午吃什么？我先去洗菜。”

朱平冲秀秀点点头，然后对子潮说：“中午咱们吃贴饼子，土豆熬白菜。下午若是风雪停了，我们去坟地看张老师去。”

吃完饭，风雪小了一些，朱平本想再等一等，子潮则急三火四地找了个篮子，盛上早晨买的酒、点心、水果糖，这就要上坟地。朱平理解他的心情，什么都顺着他。临走时嘱咐秀秀：“你在家，别出去玩，风大，小心感冒了。还有想着勤给炉子添煤，把屋子烧得暖暖的。”

张老师埋葬在公墓里。子潮用砖头垒了一个“供案”，跪在雪地上，摆好了给父亲带来的酒、点心、水果糖。他没有哭出声来，眼泪默默地从眼角流出。他低声对父亲说：“爸，我没有告诉你，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我们118师打了抗美援朝第一仗，你儿子没给你丢脸，立了个小功……”他仿佛就跪在父亲床前，一五一十地如实汇报这一年多的军旅生涯。朱平站在离他几十步远的一棵树下，把棉大衣的领子竖起来，背着风靠在树干上，让张子潮一个人尽情地向父亲倾诉。

见天色不早，朱平走过去扶起张子潮：“天冷，风也大，跪长了要感冒的。我们回去吧。”子潮很听话，顺从地跟在朱平身后。仿佛风雪也在催促他们，雪片与雪片扭扯在一起，在风中翻身打滚，揉成一团。在雪片之间挤出的风声特别尖锐，伴着针尖一般的刺激钻进耳朵，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回到家，天已经擦黑，幸好这天没有停电，方便多了。秀秀在东屋用心做作业。朱平知道张子潮明天就得过江回部队，想抓紧时间了解张半船的生平。

“谁给你爸起了这么个名字，怎么叫‘半船’？”朱平问这个问题，只是想找一个话题的开头。

张子潮说：“我爸的名字是我奶奶给起的。奶奶生我爸那天，我爷爷还在海上打渔，那天风平浪静，爷爷的渔网一网比一网沉，打了半船鱼，爷爷打了几十年渔，从来没打过那么多。他到家时，正好老娘婆刚接完生，也就是说我爸出世了。我奶奶听说这天爷爷打了半船鱼，就说：‘鱼是孩子带来的福气，这孩子就叫半船吧。’爷爷啥都听奶奶的，奶奶说叫‘半船’，爷爷只有赞成的份儿，于是我爸就叫了‘张半船’。”

朱平觉得这个头开得很顺利，就想按照原来的思路问下去。可是子潮看透了她的心思，不等她再开口，抢先说：“我只有明天大半天的时间了，不能跟你谈更多我爸的情况，不过我爸留下了十几本日记，可以无保留地让你阅读，只是有一条，凡是你要用在文章中的材料，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尤其是有关我爸和我妈的事情。”说着，子潮用钥匙打开一个小木箱子，抱出十几本当时算是很讲究的日记本子。

朱平双手接过日记，觉着很沉。这些日记似乎还有些许温度，她感到胸脯热呼呼的。天已经黑了。原来朱平担心子潮不愿意深谈。现在一颗悬着的心踏实了。她看着子潮在医院里养得很丰润又白净的脸。心想：我真有这么个弟弟该多好！子潮的脸被朱平看红了。他有一句话，到了嘴边上，却没有说出来。他总觉得从前在哪儿见过朱平，而且朱平不是特写作家，是个很有名的女诗人。他上中学时在学校图书室读过的那些诗，有的就像是朱平写的。他好像读过一首长诗《五挂大车跑安东》，作者姓名也是两个字，只记得笔画挺简单的，是不是“朱平”两个字，想不起来了。他试探着问：“朱姐，我总觉着你是个诗人。”

她笑了：“你说的不错，一开始我是写过诗……”

“那说明我没记错，我上初中时读过你的诗。”

“那时我还是业余作者，胆子大，写的一点也不好。”

“你别客气了，能写长诗的是大诗人。”

“你别瞎捧我。”

“不是瞎捧，写的就是好嘛！那本《五挂大车跑安东》，同学们把书皮都翻破了。这说明我和姐姐有缘，多年前，还不认识姐姐，可认识了姐姐的诗。”

朱平以前确实写过安东的诗，写的是鸭绿江、大鹿岛、岫岩玉，是一组短诗。张子潮说的那首长诗《五挂大车跑安东》，是岫岩籍著名诗人丁耶的作品。朱平不挑明那首长诗究竟是谁写的，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也相信缘分，你看咱中国有五亿人，我偏偏住在安东县，又住在你家，你和我又能推心置腹地坐在一起聊天，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朱姐，你应该跟我一起过江，战场上可有写的啦！”

子潮没想到，他这个话题恰好说到朱平的伤心处，她说：“人是由命运安排的，不是谁想干啥就干啥。你和我的现状，不都是命运之神一手?I成的吗！”朱平不想让自己的伤感破坏了即将远征人的情绪。她不说自己没有资格去朝鲜前线，却说，“命运让我写你们一家，我不能违抗，也没有力量违抗。”

子潮对朱平的话似懂非懂，但多多少少还是听出一点她的无奈，却猜不透其中的原因。他安慰道：“是，我也相信命运。可是我们虽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难道还不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

“不谈这个。其实你能多住几天就好了，真想多聊聊你父母的事情。他们想必是一对恩爱的好夫妻。”

子潮本来很疲惫，明天还要去看他的干亲，下午三点钟就得上火车，今晚想早点休息。可是他又很愿意与朱平多坐一会儿。朱平见他打哈欠，就督促他洗漱睡觉。他说：“我一点也不困，睡也睡不着，还不如跟朱姐说说话，心里敞亮些。”

就这样，他们东一句西一句闲谈了很久。子潮一边与朱平聊天，一边设想着一个方案，想得比较成熟了以后，他脸上掩藏着一股瞒不住别人的欣喜，让朱平觉得奇怪，呆呆地望着他带有微微红润的脸膛，问道：“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快活的事情？”子潮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自己的情绪，似乎没有听见朱平的话，他倒反问朱平：“朱姐，你是不是真想去朝鲜？朝鲜前线，面对的是‘联合国’的军队，真刀真枪，哪一仗都有牺牲，你不害怕？”

“怕什么？”朱平说，“我活这么大没怕过什么……”她突然把话音收住，理了理额前的短发，有所感触地说，“也别说啥都不怕，我这辈子，最怕的是别人不信任我。”

子潮很熟悉这句话，好像他爸他妈生前都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经过一天的接触，我以为，你肯定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你像我爸妈一样，总是诚实待人，甚至把心掏出来给别人看，别人却经常另眼看待你们，把你们当外人。你们可以受苦，可以拿很低的津贴费，可以吃不饱穿不暖。这些都不可怕，最怕的就是别人不信任你们，事事防着你们，把你们当后妈养的。”子潮没有这么深刻的见解，这些都是他爸他妈说过的话，有的是母亲信里写过的。

朱平听着子潮这些善解人意的话，特别感动，因为他每句话都说到了朱平的心的深处。她由感动转化为感谢，又转化为委屈，眼泪在眼眶里直转。好像这一生中从来没听到过这么理解人的话。子潮闭上眼睛，思索片刻又说：“朱姐，人最怕被人误解，被误解的时候，人是最没有尊严的时候。”

他的话打动了朱平。这些年，她体验到一种常人感受不到的体验：一个人，因为一些自己无能为力的理由，却失去了另一些人的信任，这时猜忌怀疑，就会像一股一股山洪，冲垮理智与信仰的堤坝。人们动不动就多疑，动不动就猜忌，这已经是有些人的常见病。他们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念，就是对天天在眼前工作、学习的活人没有信任、不敢信赖，对档案里的那些沉睡多年的死材料，有的甚至是一张漏洞百出的密告信，却如获至宝，常常是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总之，他们对装进档案的东西，从来不曾有过怀疑。

第二天，子潮从干亲家回来已经小晌午了。他整理一下随身携带的东西，又找到武站长交待了一些事情，然后请求朱平：“朱姐，我求你一件事，能不能送我去车站？”

“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有。”子潮说罢又马上改口，“不。没什么特别意义，只是想多和姐姐待一会儿。”

“行。本来我就想送你。”

“我们师长也坐这列车回朝鲜。”

“你们师长是谁？”

“师长叫邓岳。彭总说他专门打硬仗，专啃硬骨头。”

“你这个小兵，知道的事情还不少呢！”

“我在沈阳养伤，师长到医院看过我。”说到这儿，子潮靠近朱平耳边，很神秘地说，“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邓师长想叫我当他的警卫员。”说这话时他显得有几分神气，不过他马上嘱咐朱平，“这是小道消息，没准儿，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朱平很开心地笑着，实际上内心里在为他默默地祝福。他妈他爸的历史都挺复杂，表现又离谱，邓师长真的让子潮当他的警卫员，说明这人很开明，有胆识，是个了不起的指挥员。

武站长从县运输公司搞到一辆载重两吨的轻型货车，早早地就开到张老师家门口等候。武站长好像已经知道朱平要送子潮去安东火车站，他对司机说：“稳当点开，时间还来得及。等火车开了再把朱老师送回来。”说到这儿，武站长又贴近司机耳朵嘀咕了几句，“听明白了吧？别??乎乎的……”

子潮要坐的那趟赴朝专列，要下午三时许才能进站，他们不到两点就已经到了车站。候车室里一多半都是军人。战时的火车站比平时显得混乱些，有的军人是从朝鲜战场上刚撤下来的，有用绷带吊着胳膊的，有拄着拐杖的，还有的躺在担架上，他们在这里换车，去内地疗伤。

车快进站了，子潮把朱平拉到一个稍僻静的地方，吞吞吐吐地说：“朱姐，我知道你想去朝鲜，我们师长就在这趟专列上，你在站台上等一会儿，我把你的心愿跟邓师长说说，他要是同意，咱姐弟俩就可以一起去啦……邓师长最喜欢文化人，到医院看我时还问过我念几年书？喜不喜欢唱歌跳舞？还问我看过《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没有？一会儿，我把你的情况向师长一介绍――朱平就是写劳动英雄孟泰的作家，他肯定能批准。”

这个意料不到的遐想，来得太突?@了，让朱平又惊又喜，有些措手不及。她不知道该拒绝，还是该同意，有点语无伦次：“这太唐突了吧……你是不是开玩笑……把我全部计划通通打乱了……你咋不早向我透透风？真是个冒失鬼……首长要真的同意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呀，啥也没带……”

子潮说：“该带的东西我都替你带来了。”他边说边打开那个装得鼓鼓的黄挎包，“你看，这是采访本，这是你的剪报资料，这是牙具、毛巾、脚巾，这是木梳、小镜子，还有……”子潮说他临走前已经和武站长坦白了自己的计划，若是邓师长同意，就拜托他把秀秀送回家，把那个装他爸日记本的小箱子保管起来……他最后说，“请姐姐放心，一切我都安顿好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办什么事成什么事。”子潮说这些话时，流露出一点点??气，并不是呆气。朱平觉得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幸运正在走近她。

列车进站了，子潮先要来朱平的作家协会会员证，然后嘱咐她：“姐，你站在这儿别动，千万千万别动，我去跟邓师长汇报，他同意了我马上来接你。”子潮在车子刚停稳的一瞬间，没等下车的人迈脚，便捷足先登上了火车。

站台上只剩很少几个送亲友的人，有的隔着车窗同车里的人打手势，依依惜别。有的人大声朝车厢里喊：“别忘了，常给家里写信。”一些穿铁路制服的人从朱平眼前跑过来，走过去……子潮上车有十几分钟了，还不见回来，怕是不顺利吧？不行就算了，别让师长勉为其难。朱平不光是出身不好，还有……算了算了，别给首长添难心了。

站台响起了发车的预备铃声，这列开往朝鲜方向的火车，将要启动，可是仍不见子潮的身影，朱平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就在列车员正要关车门的一刹那，子潮满头大汗地挤到车门前，拦住关门的列车员，朝朱平大喊，“朱姐快上车……”一面转过脸来对列车员说：“是邓师长批准的……她是作家。”

朱平应声跳上火车。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迈开双腿的，也不知道是迈向哪里。子潮激动地紧紧握住朱平的手，心怦怦乱跳，结结巴巴地说：“邓师长，还有张玉华政委，都同意你到部队，到前线深入生活……”子潮把左手放到胸前，仿佛有意抑制一下兴奋与紧张，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张政委知道你，我一说你的名字，他就说‘是那位写孟泰的作家吧？’他读过你的作品，还夸你的文笔好……”子潮从挎包里取出木梳和小镜子，像兄长似的：“给你，看头发吹得乱的，梳一梳，咱们得整整齐齐的去见首长。”朱平竟然一改大姐的姿态，像小妹妹似的听话，对着小镜子梳起头发。

火车头鸣过一声长笛，列车缓缓启动。子潮端详了一会儿朱平，说：“我们去见首长吧！”

这时外面又飞扬起大片大片的雪花，飘飘洒洒，像在空中舞蹈。列车开上了鸭绿江大桥，隆隆作响，鸭绿江的冰面上白茫茫一片。朱平从人群的缝隙中挤着走。她边挤边问子潮：“首长见了我，第一句话，会问什么？”子潮大概是受了某些电影的影响，认为首长见了刚到部队的年轻人，肯定要问：“上战场打仗，怕死不？”

朱平暗暗地对自己说：我不能简单地用“怕”与“不怕”回答。这是我给首长的第一印象，应该说得与众不同些。朱平在挤到软卧车厢时，终于想出了一句自己比较满意的回答：

“一个人要这样面对生命：当需要他(她)牺牲的时候，应该像离开宴席似的从容不迫。”她在心里默念了两遍。

不觉间，列车已驶过了鸭绿江大桥。雪片继续不慌不忙地从天而降，降落在战场和阵地上的大雪，没有落在鸭绿江面上那么洁白。车轮一阵紧似一阵，飞驰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国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