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的一个凌晨，赵明区长带的小分队，从郑店捉了两个日本鬼子，来到了孙南胡村。我病愈后正想归队，碰巧遇上他们，特别高兴。

同志们谈起活捉鬼子的情形来，一个个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昨天下午接到情报，郑店的鬼子在军营外开了一间诊所兼“俱乐部”，不少敌军及伪职人员去那里看病打针，也有的是去扎吗啡、吸白面儿、玩女人。我军药品甚缺，区长决定，派小分队走一趟，弄点药品回来。小个子二班长王汝珠第一个报名，他说：“我是郑店乡人，情况熟悉，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话音刚落，大个子战士王占勇站出来说：“我在那里受过壮丁训练，站过岗，懂得他们的习惯，也让我去吧！”赵区长点了点头，又叫王班长点将，带几个老战士，组成一支精悍小分队。大伙穿戴上备用的伪军服装，打扮起来，一个全副武装的伪军班组成了。王占勇这个排头兵还特意别上一副“中士”领章，威风地走在前面。趁着太阳未落，据点大门未关，小分队大摇大摆地直奔郑店大街。伪军以为是警备队出去办事回来的人，就让他们进了围子大门。

过了十字街就看到诊所墙上的红十字标志，这里靠近一家饮食店，平时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班长使了一个眼色，几个人按照预定目标分散开来，看好了进门、出门、阻击、撤退的地形哨位。等到晚上戒严以后，小分队已聚齐，利用墙壁黑影，悄无声息地摸到诊所跟前，拍门叫道：“开门开门！队长太太病了，请大夫抢救，快快开门！”

听差人拖拉着鞋子抽开了门闩。猛然间，一个彪形大汉冲进门来，枪口逼住一男一女两个鬼子医生，把他们押出诊所，顺手提起了一只药箱，取下挂在墙上的好像个什么武器的小提琴盒子。负责阻击断后的同志撤回前撒出了一捆彩色油印传单，命令更夫大叫“八路军进街了……”并且急促地敲击着手中的梆子。王占勇开枪打落了高悬的汽灯，又朝吊桥门前甩了两颗手榴弹，吓得小围子里的鬼子光打枪、乱喊叫，不敢出来追击。两个鬼子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个筋斗，男鬼子鞋也跑丢了，我们的同志给他一双鞋穿上，绑紧鞋带勉强跟上小分队的飞行速度。

回到孙南胡村，鬼子才知道捉他们的原来是土八路军游击队。他们求见我们的“太君”，没有翻译，还好这个日本军医可以用汉字写出大概意思。他说，他们夫妇是高丽人，男的到日本学过医，女的学过护士，他来到中国是当军医，没有开过枪。还说，他家中有父母和孩子，他想回家，军部不批准……我们穿着农民服装的区长和政委审问他们，他们开始瞧不起，不理睬、不相信是“太君”。我们向他们宣传了八路军的俘虏政策，说明侵略中国的是日本的军阀，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罪的以后，他们似乎“听懂了”，低着头，眼眶里含着泪水。

开早饭了，老乡们送来了新蒸的玉米窝头，还煮了一锅白菜猪肉汤。这些，是当时最好的饭菜了，因为子弟兵打了胜仗，老乡们特别弄来慰劳亲人的。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可是那俩日俘却吃不下去，想吃白面馒头之类的细粮。我这个当司务长的可恼火了，就把平时自己吃的糟糠、野菜摆在他们面前，让他挑选，结果，他们抓起玉米窝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一两天后，他们不再那样惊恐了，还主动向我们打招呼，听我们唱歌，看我们游戏，也拉起我们从据点里带来的那把小提琴。我们教他们唱瓦解敌军的日语歌曲，他们也很快就能唱起来。后来，我中队奉命送他们去了军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