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德

王小波说，张爱玲把中国女人看得最透。男人女人，是这世界的两面，既然看得透女人，自然也看得透男人。读过张爱玲的小说《霸王别姬》和《心经》可以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就已经走在了八九十年代关注女性问题的作者的前面，而读了她的《五四遗事》，我们又可以知道，早在大跃进的头一年，张爱玲就已经开始对“五四”进行反思了。

二十世纪中，张爱玲是一个很特的人。也许可以说她很勇敢，也许可以说她很坚强，也许可以说她很执拗，也许可以用她自己的话说，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

如果把张爱玲的一生以1963年为中线，那么张爱玲把她的前半生交给了小说创作，把她的后半生交给了《红楼梦》。钱敏在那篇《张爱玲和她的〈红楼梦魇〉》中说：“张爱玲终于在1995年初秋仙逝。仙逝二字包含的不是通常套话中的意义，她平静而有准备地接受了自然规律的安排，对它既没有畏惧，也没有速求；最后是遗世独立，羽化登仙而去。……但在对死者深情的一片挽歌声中，总使人想到她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而完成的《红楼梦魇》，想到她那种不计功利，‘什么也不管’的献身精神。在目前的中国，回过头来看，除了对此感到钦佩之外，不由得也使人带些凄凉的感叹；事物的准则在随时间而改易，在今天有些人眼里，定会笑她，她的身上多了点‘傻气’。”

《红楼梦》压在中国文人头上好多年了，中国的读书人大多崇仰《红楼梦》，总把《红楼梦》顶在头上，好像这个世界只有这一本最好的小说。但也仅此而已。从钱敏那里我们却可以了解到，张爱玲人生三大憾事之一就是“《红楼梦》没有写完”，张爱玲从“八岁就开始读《红楼梦》，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从不中断”。在文化人中，除了一些“红学”家以外，用整个生命去陪伴《红楼梦》的，怕只有张爱玲一个。

虽然张爱玲也说过《红楼梦》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好，但张爱玲到底还是读过《战争与和平》，读过马克·吐温，读过弗洛伊德，甚至欣赏过西方点彩派的绘画，并且同样都深有所得，她不会再像许多传统文人那样视《红楼梦》为高山仰止，她和《红楼梦》是平等的，就像她既能欣赏中国的古典文学，却又能从《聊斋》中看出纤巧单薄，能从《阅微草堂笔记》中看出冬烘一样。这也许就是张爱玲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好的小说的重要原因吧。

眼高未必不手低，但手高是必得要眼高的。张爱玲属于独具慧眼型，这有张爱玲同代人所撰回忆文章为证：“读诗经，我当她未必喜欢大雅，不想诗经亦是服她的，有一篇只念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爱玲一惊，说：‘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又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看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我才知我平常看东西以为懂了，其实竟未懂得。”读过一些张爱玲的作品，很是惊诧，觉得她天生就是一个搞文学的，像这样一个天生就是搞文学的人若不搞文学那真是暴殄天物。在中国白话文还很幼稚的时候，她能把白话文推入那么美的境界，在实践上为鼓吹白话文的先驱大大地争了一口气，而她在少年时刚一出手就写得那么成熟，那么美，实在是让人不能不敬佩的。张爱玲的小说有败笔，就是她的那篇《小艾》的后半部分，写得很生涩，好像她的才气在那里玩不转了，消失了。但那是政治的缘故，不是张爱玲的错。张爱玲很敏感，她知道那样下去不行，那样下去会毁了她的，所以她穿着淡雅的连衣裙，背对着人群，向着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一个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