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父亲好不容易进一次城，我陪他看过高楼大厦后，又打的去一处风景区玩。下车时，父亲看见我给了司机20元，就说：“坐一阵车怎么要这么多钱？”我说：“不多，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从风景区出来后，父亲不肯坐车了。从风景区到家有10公里，走回家那还不得累死？我还是叫了一辆的士。父亲见我不听他的话，就生气地自己走了。我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最少要25元。我预先付钱给司机说：“等一会儿见到我父亲，你就说只要两块五毛。”司机问我为什么要骗父亲，我说：“我父亲刚从乡下来，他心疼钱，死活不肯坐车。”司机愣了一下才说：“好吧。”司机把车停到父亲身边。我叫父亲上车，父亲却要我下车。司机说：“大叔，你上来吧。我是顺路捎你们回去。只收两块五毛。”父亲这才上了车，一个劲地谢司机。

司机一路跟父亲说话，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时，还亲自给父亲打开车门。等父亲下了车进了家后，司机又把我叫回到身边，将那25元还给我说：“这钱，你拿去买一瓶酒给大叔喝吧。”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为什么不要钱？”司机说：“因为你的父亲太像我的父亲了。我父亲进城后，也是心疼钱，不肯坐车。”我问：“你父亲还好吧？”司机说：“他走路回家时，被车撞死了。”

司机眼里涌满了泪水，他默默地开车走了。那25元钱，我至今还保存着。

2001年2月26日，在印度新德里市郊，一群孩子搭车从学校回家。

虽然联合国先前预测10月31日世界人口达到70亿仅具象征意义而不具统计学的准确性，但这一“人口时钟”，再次提醒人们直面它带来的挑战。人类不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物质财富，也导致了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使地球家园的负荷越来越沉重。 新华社发

日前，温总理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温总理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讲真话”和“听真话”，本来是道德、政治等范畴中的基本要求。它是社会对公平性追根问底的要素之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现，是干部了解实情，做好决策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现实、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一些时候已经习惯不讲真话。“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个民间顺口溜虽然极具夸张意味，但却折射了领导干部不听或者听不到真话、百姓不讲或者不愿讲真话的可悲现实。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讲真话？从经济学角度看，主因是讲真话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少，有时甚至是负效应。百姓讲真话，领导不爱听，没有好处不说，轻者被“扣帽子”、“穿小鞋”，重者还可能遭受牢狱之灾。说真话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巧言令色、说假话的人倒易于“获利”，在“利润”这根“指挥棒”下，多少人还愿意说真话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们不愿意讲真话的根子在一些领导身上。

如何创造领导愿意“听真话”的条件呢？只强调领导有“听真话”的道德勇气，强调干部的修养胸襟，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建立促进“听真话”需求的科学机制。这包括改革干部的选拔机制，应多选拔想干事的人做领导，这样的干部有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必然求贤若渴，乐于纳谏；还包括改变惟上的干部考核机制，这样，干部才会形成纳谏如流的习惯，把精力放在做好工作实绩上，而不是热衷于“两眼向上”、“耍嘴皮子”，说些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另一方面，要有“讲真话”的激励机制和保护机制。不但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好处，还要保证“讲真话”的权利，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消除人们的顾虑。

有了“听真话”的条件，“讲真话”就会成为必然，巴金先生所说的“说真话并不难……”也才能成为人们的真实感受。创造“听真话”条件，我们的干部要走在前面啊！

本报讯(郭键于秀成)洪灾过后,江源区委区政府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灾后恢复重建和加快全区经济发展上。他们成立了16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小组深入基层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加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8月18日,江南新城、宝鑫制造等总投资20.02亿的9个项目集中开工。

7月28日至8月5日,江源区连续遭遇3次洪水袭击,全区10个镇街269.75平方公里被淹,受灾人口45860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581亿元。

大灾之后显精神,8月6日,全区机关干部为灾区捐款115万元。8月17日,全区召开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隆重表彰在抗洪抢险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8月18日,江源区江南新城及8个投资3000万元以上项目隆重开工剪彩。红石村及小河口村灾后重建工程开工。

洪水刚退,江源区委区政府就迅速研究制定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成立了灾后重建领导小组,组建了水毁房屋重建、项目协调、社会事业和交通建设等16个工作组,对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紧急动员和部署。

解决受灾群众住房问题刻不容缓,全区拟建城镇受灾住房1509户,农村受灾住房640户。红石村、小河口村灾后新村建设已经开工,将有160户灾民得到安置。全区所有重建房屋所需资金,采取争取省市补助一部分、包保部门帮助一部分、社会捐赠一部分、政府集中采购节约一部分、废旧材料利用一部分等多种方式筹集。同时,结合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优惠政策,通过简化手续、减免税费等措施,确保入冬前倒塌房屋和受损房屋完成重建修复,群众及时入住。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当务之急,对于群众急需解决的吃水、通行等问题,一方面组织群众进行抢修,另一方面组织专业队伍对重点区域、重点工程加快抢修进度；对已经处于抢修中的工程,充分利用抗洪抢险期间省市拨付的资金,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抢修任务；对于其他需要抢修的基础设施,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恢复灾区农业生产时间紧迫,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专家,深入农户、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大棚,加强技术服务指导,全力开展耕地清淤和水毁土地整治复垦工作,逐户、逐地块、逐大棚做好水毁农作物改植改种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损失,增加农民收入。对食用菌种植户等短时间内无法改植改种的农户,协调域内企业,为其提供再就业机会。对受灾较严重的红石村,组织包村部门和专业部门深入农户帮助清淤、恢复生产,并由民政部门落实生活保障。

区领导带领有关部门到灾区召开受灾群众座谈会,面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实行村党员干部包保党员、党员包保群众的责任制,做好群众思想工作,保障受灾地区社会稳定。

协调域内各金融机构,对有资金需求的受灾农户和企业最大限度地放宽担保、融资条件,使其尽快恢复生产。

一手抓灾后重建,一手抓经济发展。江南新城建设,计划总投资11亿元,总建筑面积57.1万平方米,将有效改变江源“有区无城”的局面。年产3万吨球墨铸件等项目开工建设,涉及精密铸造、矿渣综合利用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将有力推动全区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8月18日,在红石村灾后重建奠基仪式上,受灾村民于连梅动情地说,洪水冲毁了我们的房子,淹没了我们的农田,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是党和政府救我们于危难之中,将我们迅速转移、妥善安置。洪水刚过,领导干部们就下来走访慰问,组织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又为我们建设新居。我们将不忘党恩,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力争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更漂亮。

实习记者孙长所

穿新衣戴新帽，欢欢喜喜过大年。春节期间，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添置新衣服，对于爱美女性来说，购买新衣服更是成了过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者在市合兴大厦和市银座购物中心等各大商场看到，许多服装商铺都推出了打折促销等方法吸引消费者，但逛一逛就会发现，随随便便一件衣服销售价都是几百元，稍微好一点的衣服都卖到上千元了，对于大部分消费者而言，如果过年购买衣服都要花几千元的话，自然会增加不少的经济压力。

“今天是和朋友一起来逛街的，让她帮我挑挑，我不好意思讲价，就带个高手来砍价。”刘女士告诉记者，平时她自己买衣服时总是很冲动，看着好看就买，结果买完就感觉买贵了。所以冷静的判断、理智的分析很重要，在追求着装时尚美观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出“节俭”的生活态度。

那么买衣服时我们应该如何理性消费呢？

买衣服时要选择你喜欢的、你适合的、你需要的。

杀价其实是一场价格谈判，充分准备、需求清楚、信息充分，才能在价格的谈判上取得优势。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

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

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等事件。后来听白炳书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他正从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习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却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因怀疑村集体土地被倒卖,河北鹿泉市4位农民向镇政府申请公开相关信息,长时间等待无果后,将镇政府告上法庭。官司虽然赢了,4位农民却乐不起来:镇政府拒不履行法院判决,大有把“躲猫猫”进行到底的架势。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有余,很多地方都建起了信息公开平台,这是一大进步。可是,也有不少地方观念尚未转变,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不够重视,有的甚至冷漠傲慢,不理不睬。 信息公开是建设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保障。有必要将这项工作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加强监管,让该公开的信息都与群众见面,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据新华社电)

结婚十年,俊明和淑华依然是一对恩爱夫妻,甚至比新婚时更加恩爱。有一天,淑华提出一个让俊明感到非常惊讶的建议──要他去和另一个女人约会。 “我知道你爱她。”淑华很开朗而自在地说。“但我爱的是你啊!”俊明似乎想为自己辩解。“我知道。”淑华说:“但你也爱她,所以你就高高兴兴、放心地去和她约会吧!” 在妻子的怂恿下,俊明打电话给那个女人,说要请她吃饭,而且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对方一听,在电话那头笑着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话虽如此,但语气中仍难掩兴奋之情。 当俊明依约去接那个女人时,看到她已满脸欢欣地站在门口等候,一袭华贵的洋装,让她显得更加明艳动人,俊明仿佛第一次发现她娇柔绰约的一面。“当我向朋友们透露说我要和你约会时,”在路上,那个女人牵着俊明的手高兴地说:“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听约会的结果。” 两个人在一家高雅的餐厅共进晚餐,虽然以前也一起用过数不尽的晚餐,但这次不一样,不止有烛光、有音乐,连心情和话题都不同,他们像初识不久的恋人,除了诉说各自的近况外,更相互吐露那埋藏的心事、甜美的想望。他们彼此惊讶,以前对对方的了解是那么地肤浅。 在送那个女人回家时,俊明忍不住牵起她的手,在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牵她的手。他满腔柔情,觉得他不能再冷落这个女人,虽然她很坚强、很独立,但他到今天才知道她是多么需要他的爱；而他也像妻子淑华所说,是多么地爱这个女人。他很感谢妻子能给他这个机会。 送到门口告辞时,俊明忍不住在那个女人的前额轻轻一吻,轻声说:“我爱你,妈妈。”眼前这名女子,正是他守寡独居三年的母亲。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惊讶,又有点羡慕?其实你不必羡慕,因为你也可以做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丈夫有他的“另一个女人”,妻子也有她的“另一个男人”,也许爱情必须独占,但如果能把亲情当做另一种爱情,放手让对方也有“独占”的机会和时间,那将是一种美妙的经验。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竟平白将它们错过。(自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