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闲在家十七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经常有一些新老朋友问我，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创新这么多的理论成果？想听听我的说法。我觉得，作为一名老理论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回答有关理论问题的提问。也许回答的或许不尽人意。但提提线索、引引路，也是好的。 

我认为有如下四条： 

第一条，也是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特别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在这个根本点上，我选择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 

第二条，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特别熟知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在这重要一点之中，我选出一段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他说：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当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不断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有着无限生命力的。但是，有个前提，它必须是与时俱进地发展。否则没有发展，没有新意，跟不上时代，就那么干巴巴的几条，没人信服，没人欣赏，生命从何而来？就只能停止。 

第三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选择了胡锦涛同志的一段阐述。他说：“我们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党的‘一大’明确把我们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这表明，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还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什么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用理论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第四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在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的创新理论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它所显现出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不可低估。 

马克思主义创立后，第一位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他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果不其然，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10月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十九世纪中叶所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大多数国家，至少要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预想，进而形成了列宁主义，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榜样。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是继陈独秀、李大钊、何叔衡、蔡和森之后第五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同他的战友们，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曾多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带了个好头，成为了一代伟人。 

如果真正把握了上面这四条，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邓小平同志当年会怎样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同中国落后、贫穷的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胆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主体，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建立起既不同于传统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又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创立第二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 

同样，如果真正把握上面这四条，我们就能比较清楚地找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构成的理论根据。“三个代表”中所提到的这三个基点，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就是个了不起的创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完整体系，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抓住了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 

有必要强调，如果真正把握上面这四条，就能比较熟悉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 

他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之一； 

他有很丰厚的理论功底，又能全面了解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 

他和他的中央领导集体，创新的理论成果最多，收效更丰盛。例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先进性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科学发展观等。科学发展观的创立者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四句话。这就诠释了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一代接一代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始终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人民、忠于党，互为榜样，互相学习；互为借鉴，互相补充，创新了一个又一个的博大精深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填补了空白，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目的是更好地去完成党的执政使命。

（作者：市直机关退休干部）

秋高气爽，百果飘香。2014年金秋的文坛喜讯频传。国庆长假刚刚过去，一方面，国际上诺贝尔文学奖千呼万唤，新一届大奖得主在猜度中落下帷幕；另一方面，吉林省作家协会吉林作家“吉林大地行·通化行”完美收官，作家们满载而归。10月15日，从祖国首都北京又传来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文学、戏剧、音乐等各领域的新老著名文艺工作者悉数到场。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畅所欲言。铁凝、阎肃、李雪健等分别在会上作主题发言；习近平同志亲切插话，和谐交流。如阎老先生所言：“我一直在渴盼中央发出清晰有力的声音,重现文艺的朗朗天空。”习近平说，我赞成阎肃同志的“风花雪夜”……

会议盛况，让人浮想联翩。思前想后，最先跳出脑海的就是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作了“引言”和“结论”两次发言，即著名的《延话》。《延话》一出，犹如利剑,穿云破雾,直入人心，为在迷雾中的文艺工作者拨开一片蓝天,指明了服务的对象和前进的方向,对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为谁辛苦为谁甜的文艺根本方向至今未改。

今秋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习近平首先表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并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实际上是重申了党对文艺战线的基本要求,明确“二为”方向至今未变,它仍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岁月更迭,讲法有别,但一脉相承。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认真对文艺界进行了一次“摸底”，并根据事先调查的情况和座谈会发言,在总结讲话里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观点。这些分析讲到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心坎里,点醒了先前“格格不入”的思想,点明了今后斗争的方向,也点燃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毛泽东开出的一剂良方就是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面对今时今日的文艺现状,习近平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作品的数量与质量的失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偏废等。尽管如此,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是大力鼓舞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创作才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习近平给文艺工作者一颗“定心丸”，即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习近平还强调：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纵使文艺的创作方法有千万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处在延安整风的浓厚氛围之中，延安整风要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毛泽东认识到当时的共产党有议政的能力,却没有执政的地位。要想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力,需要通过文艺这个工具来团结凝聚、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毛泽东正是借着《讲话》,以文艺工作为切入点,首次系统、完整、具体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了文艺的革命方向等问题,让文艺应时而为地成为斗争的利器。

习近平召开的这次文艺座谈会,刚好处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尾不收场”之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拉开序幕”之前。这个时间节点十分关键,值得关注。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文艺作品能否反映现实生活、能否用光明驱散黑暗、能否用美善战胜丑恶,这对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显得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同志一篇两万多字的讲话，开启了中华文化的一个新时代。

72年后，习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创作的价值导向一以贯之。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社科和文艺工作者要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始终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以饱满的热情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

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就要始终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对人民的态度、情感，决定着社科和文艺工作的立场、方向。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与群众也都是格格不入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最高追求，增强大众情怀、摒弃小众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进行研究、创作，关注群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热忱歌颂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感人事迹。

在通化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就是要深入通化实际，结合通化实际,奉献又好又多的精神食粮。要善于把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知识信息与完美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用山区群众喜欢的形式，说山区群众想说的话、讲山区群众能懂的话，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使文艺作品雅俗共赏、深入人心。

在通化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就是要拜人民为师，到人民群众中寻找灵感、汲取养分，做通化好人，讲好通化故事，与通化同呼吸、共命运，与通化一同成长、一同进步、一同辉煌。

梁德祥

凡是自称“某某人”的，都是对自己的所属或事业感到自豪的意思。如中国人，北京人，大庆人，北大荒人……。

临林人是临江林业局人的自称。临林人，有闯关东来的，有部队复员转业的，有支边来的，有上山下乡来的，有从社会上招工来的，有大中专院校分配来的，有上级派来当领导的，有从别的单位转来的，有招聘来的，有挂职下放来的，有下基层实习锻炼的，当然也有打成右派送来改造的……他们有的在这里工作一年半载，有的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他们都有了白山绿水的秉性。到外面他们都会说我是临林人。

有来的也就有走的。建三岔子林业局、松江河林业局、红石林业局，都从临江林业局派出很多人做开拓者。甚至还派到福建、云南去建设新的林业局。挂职的要提升，锻炼的要回京，转走的要去外地，退休的要回原籍。离开临林的人，可以说是对这里魂牵梦萦。他们眷恋着长白山林海的松涛阵阵，鸭绿江的绿水潺潺，临江人的乡情脉脉。

山是有生命的，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气质，有自己的风韵。和它相处久了，甚至能感受得到它的呼吸，听得到它的心跳，了解它的性情。如泰山的厚重，黄山的壮丽，昆仑的雄浑，长白山的灵秀……长白山不但生长人参、貂皮、鹿茸角这关东三宝，也生长更宝贵的亲情、友情、乡情。这情和长白山的森林一样，永远是绿色的。要不，人们怎么说“近山者仁”呢。

森林也是有生命的、有七情六欲的群落。你看，松的苍劲挺拔，柳的婀娜多姿，桦的婷婷玉立；藤缠着树，树护着草，草衬着花；绰约有姿，顾盼生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之间会说一些什么样的悄悄话呢？如果谁能听懂它们的语言，它们之间一定有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像临林人之间的故事一样。

1968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临江林业局，怀揣着林管局签发的报到证，坐上东来的列车。我急切地想知道临江林业局什么样，那里的人又什么样。

“同志，您在哪里工作呀？”我和对座的旅客搭讪着。他笑着说：“我是司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他看我有些肃然，接着说“下属的吉林省林管局……下属的临江林业局……下属的制材厂……下属的成材车间，是轻轨司机。”看我不解，他的同伴儿说：“就是板子院里，推轱辘马子的。”遇到婆家人，我感到欣然。又问另一位是做什么的。他说：“我呀，比他强多了。我在楼里工作，坐着上班，掌管方向路线问题。躺着干活儿，有时也下到底下，解决发生的问题。”我说：“您是领导了。”那位轻轨司机笑了，说：“他呀，和我一样，都是车伙子。我是摆弄轱辘马子的，他是摆弄解放的。”见我茫然，他解释道：“他就是在汽车驾驶楼子里工作；上班时坐着开车，车往哪开，走哪条路，他说了算。有时车坏了，他要钻到车底下，躺着修理。”我恍然，笑了。又问他们，临江什么样。轻轨司机说：“长春大吧？有几个火车站？”我说：“长春站，长春东站。两个。”他说：“光临江林业局，就有十七八个火车站。”解放司机说，“临江可大了去了。七十一条街，九十二座楼。晴天有洋灰大道，雨天有水泥马路。”见我愕然，轻轨司机说，“什么呀，临江其实一条街，就是两座楼。晴天是扬灰大道，雨天是水和泥的马路。”我哑然。解放司机说：“他说的十七八个火车站，指的也是森铁小火车。不说不笑不热闹。坐这么远的车，多闷！”

临林人的豁达、开朗、乐观、幽默，以及他们对家乡、对单位、对工作的热爱和希冀，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我报到以后，由红卫兵小将变成了臭老九，在改造之列。先是到制材厂装大火车。30厘米宽的跳板，搭在几米高的货车车箱上，别说扛木头，空手走我的腿都打颤。别人扛两三块又宽又厚的木板，只给我发到肩上一块又窄又薄的。我一上跳板，腿还是直哆嗦，不敢挪步，把后面的人都挡住了。工长见了就说：“这位老师，你下来。我分配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你到工棚里去烧开水。”屋子里的炉子通红，铁壶里的水总是开的，添一块柈子着半天。哪里是烧什么水，分明是照顾我，还怕伤我的自尊，说是重要工作。我只好把开水倒在碗里、舀子里晾着，让工人们喝着不烫。见我在制材厂不能得到改造，领导又让我到贮木场造材段去赶驴子。我站的地方不对，扳钩的使法也不对，木头一打横眼看要伤到我。一个工人见了，不容分说，一把把我搡到一边，吼道：“你他妈的不要命了，找死呀？”这一搡一吼，救了我的命。我的心里一热，泪水夺眶而出。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感到他的心是细的，是热的。虽然话有点糙，但比金子还宝贵。

后来，我把这事儿讲给先于我分配来的一对上海夫妻听。他们说，他们刚分来的时候，不会贴大饼子。那时，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苞米面，不会贴大饼子咋行呢？邻家的大嫂就过来教他们。说：“凉锅贴饼子，会溜的。要等锅热了，住上一掴，就贴住了。”以后，邻家嫂子还教他们怎样用大铁锅做饭，怎样烧炕，怎样储秋菜，怎样腌酸菜和高丽咸菜。他们说，和临林人相处，就像牛肉干儿，越嚼越有味道，让人回味无穷。

有一位代数老师，书教得好，人也很好。她用自己家的白面做面汤送到宿舍里给生病的学生吃。那时，每人每月只有一二斤白面，是留给自家老人、孩子或生病时才舍得吃呀。这位老师在临江林业局有口皆碑。文革中，因为她爱人解放前已有结论的问题，被翻腾出来，打成反革命；而她成了“反属”，由中学弄到小学当勤杂工。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小的还没有上学。有时，一块红方，就是全家一顿饭的菜。虽然造反派让群众和她划清界线，监督改造她。但是，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常有人敲了她家的后窗几下就走了。出去一看，有人送来了咸菜、土豆什么的。这哪里只是给她送来了一点点吃的，分明是给她送来了乡情，送来了等待雨过天晴见彩虹的信念。

原来的局里的一位领导被打成了走资派，关了牛棚。放风的时候，做为看守的工人大老郭，竟然悄悄地给他烟，还里外给他传纸条儿。一次，这位“走资派”被拉去批斗，推来搡去，甚至拳脚相加，在太阳下晒得大汗淋漓，气喘不止。押回监所，腔子里渴得像着了火。他舀起一瓢冷水就要喝。大老郭一看，一把把水打洒在地上。训道：“你这个走资派，喝什么水？”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人喝了凉水肺会炸的。临林人的情，就是这样，是烤人的，能熔化世间的一切困苦和邪恶。

有一位姓姜的老汉，他没有单位，没有工作，没有亲人，没有家，连户口都没有。但他也是临林人。据说，他年轻的时候，算过一次命。看手相的人说：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五斗六斗背花篓；七斗八斗满街走……说他这辈子是吃百家饭的命。于是，他就要饭，来到临江林业局。人们只知其姓，不知其名，就叫他“姜彪子”。他要饭很讲究，从来不讨人嫌。只有女人和小孩在家，他不去要，怕吓着人家。他在某家要过一次饭后，半年之内不会再到这家来的。人们都说他仁义。因此，他来要饭，人们都是自家吃什么，给他什么。赶上吃饺子，让他进来吃，他不进；捞一碗端给他，他不接，要倒到他的大茶缸里才行。他不碰施主家的东西。他多了不要，够吃就行。他没有亲人，就把林区所有的人当成了他的亲人；他没有家，就把整个林区当成了他的家。政府收容他不去，远房亲戚接他，他不回。他死了以后，林业局郑重其事地给他办了丧事。把他葬在了林业局职工和家属集中的墓地里。人们说，他活是临林人，死是临林鬼。

在另一座新坟前面，几个人正在给逝者烧“三七”。香炉碗里烧着香，坟前烧化了纸钱。供桌上摆放着水果、点心、酒、烟。这和平常人家烧“三七”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这个供桌上还摆了一副崭新的扑克牌。原来，逝者年轻时从农村来临江参加了林业工作。在一次扑灭森林火灾时，烧坏了右手和右臂。局里就让他到一所小学打更。他没有成过家，没有子女。农村的亲戚就总来信找他要钱。给多少都不满足，成了无底洞。再后来，就渐渐地不来往了。来给他烧“三七”的几个人，是学校里的校长、体育老师、音乐老师。老人生前常和他们在一起，侃侃大山，喝点小酒儿，抽点旱烟，打打扑克牌。小学校里女老师多，就这么几个男的，一个锅里搅马勺，时间久了，比哥兄弟还亲。老人把他们当成了世上最亲的人。老人去世后，他们按照当地的习俗安葬了老人。头三天给他送火，第三天给他圆坟，然后是烧头七，烧“三七”……。他们没有读过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没有像刘关张那样磕头拜把子，他们这样做完全出于临林人的本性，就像长白山的草木春天开花秋天结籽那么自然。

学校有两个工友。一个有麻子，另一个没有麻子的逗他说：“你长得真漂亮呀！”“怎么漂亮？”“你一笑满脸都是酒窝儿。”我想：坏了，非打起来不可。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没想到那个有麻子的笑了。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叫俏皮麻子。十个麻子九个俏。咱家你嫂子，就是看上这几个浅皮麻子才追我的。你嫂子长的那叫一个漂亮。她去卖豆腐，人们挤破头，一会儿就卖完了。别人才刚开秤儿。”我佩服这位工友的心胸，他活得多么阳光！不像阿Q，他头上有几处癞疮疤，就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和这样的工友相处，让人心里亮堂，处不够。

对于那些“小人”，临林人的友好，却是吝啬的。有一年，林管局要搞林业机械化作业展览，让各个局派人到管理局去做本局的沙盘。临江局派去的两个人，一个脸上满是天花疤痕，另一个斜眼跛足，都是工人。别的局请的都是工艺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管局的人开会布置工作，人家都认真做记录。临林这两个人不做记录，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听。招待会上，别人高谈阔论，他们俩只是吃喝。于是，人们就送给他俩一个外号：哼哈二将。言外之意，他们自己

是天上的文曲星。

开始工作了，别人都查资料，搞设计，画图纸，领材料，做了改，改了做。大白天的，哼哈二将却坐在房间里抽烟唠嗑儿，或是睡大觉。别人都等着看他俩的笑话。可是，预审那天，哼哈二将居然也拿出了沙盘。打开苫布一看，人们惊呆了：他们做的沙盘和临江林业局实景丝毫不差，活灵活现。一按电钮，小火车钻出山洞儿，要到站会鸣笛儿，接车员走出小屋，舞动红绿旗，送走车回到屋里……人们看后都惊呆了。原来，他们每天晚上做，白天休息。验收后，他们回局前，想和文曲星们开个小玩笑，就做了点手脚。他们走后，那些说他们是哼哈二将、主持展览的文曲星们，一按电钮，灯也不亮了，小人儿也不动了，小火车也不叫了。怎么也弄不好，只好陪着笑脸请他们回去修复。他们就这样告诉人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离开临林的人都把临林当成了娘家；临林人也把他们当成了外地亲戚。于是，就有了不一样的“回娘家”和“走亲戚”。

每年夏天，都有许多人“回娘家”。有建国前的，抗美援朝时的，大跃进时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文革时期的……临林人像招待住家闺女一样，那样喜悦，那样热情，其乐融融。一位八十多岁的回关内原籍养老的老人，不吃不喝不睡觉，非闹着让孙子领着他在有生之年回临林看一眼不可。回来后看当年的地儿看不到，找当年的人找不到，说当年的事儿没人懂……，只看到一块“南围子街”路牌，老人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摩挲着，掉下了激动的泪水。他说：“可以瞑目了。”

一位转到南京工作的临林人，他那里成了临林人公出和旅游的联络站。无论以前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比招待自家亲戚还热情。谁要越门而过，比骂他还厉害。听说局里有人去北京办事，曾在临林锻炼过的一批干部，闻风而聚，和他小酌叙旧，畅谈当年的人和事儿。像这样的“联络站”，在广西，在福建，在上海，在沈阳等地都有。他们想临江了，就“常回家看看”；临林人想他们了，就把晒干的山菜和核桃仁、松籽给他们邮去，让他们尝故乡味，品故人情……

临林人的故事，像大森林里的草木一样不断繁衍着，蓊蓊郁郁，绿遍天涯；说也说不完，道也道不尽。这些故事里的人，都不是经天纬地的伟人，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豪言壮语；甚至连姓名都被忽略了；但我的心里，他们都是高大的人，应该大写。

也许有人会说：“你写的都是草根呀？”是啊，不是草根孕育了万紫千红，哪有这美丽芬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