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化县与东昌区长流村边界有一座大台子山，那里有一个人六年如一日地守卫着7060亩山林，每天风雨无阻地巡山，默默地捍卫着大山的宁静。他，叫张崇义。 

9月18日早晨，记者前往张崇义包管的山上，想会一会这位“老战士”。张崇义家住长流村，他每天骑着摩托车去巡山，从家到山顶得骑半个多小时，30多度的斜坡，记者爬上去时已是大汗淋漓。到了山顶就无法骑摩托车了，只能延着山间的小路去巡视，张大爷边走边说，这种小路现在走还行，冬天下雪把道埋上后，看不着路了，经常摔跟头。张大爷就是这样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地上山“防火、防盗、防偷猎”。当记者问张大爷啥时候才能休息时，张大爷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假期，越到假期越忙。特别是清明，有人上山烧纸，我更得提防着点、看紧点。” 

张崇义回忆，几年前的一个冬天，他刚巡完山回家，突然接到电话说山上菜窖附近的林子着火了，“我都懵了，从炕头蹿起来，套上棉袄，骑上摩托就冲上山了。”他说幸亏火势不大，几个人用积雪就给扑灭了，人员和财产都没有损失。从那以后，张崇义巡山就更认真了，每天各个山头按重点巡视，快要几个小时，慢则晚上摸黑回家。

大台子山里野生植物、动物都很多，引得一些利益熏心的人总是打歪主意。张崇义在巡山中也抓到不少偷盗木材、违法打猎的人，长此以往也有很多人记恨他。记者问张大爷不怕有人报复吗，但他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说：“没办法，这是我的责任。护林大队每月给我开800块钱，我得对得起这钱。”朴实又真诚的话语顿时让记者肃然起敬。张崇义用他的执着和坚持，默默地守护着珍稀的动植物，静静地捍卫着城市日益缺少的绿色。 

张崇义说：“现在我巡山的年头多了、时间长了，大家也都知道山里有个守山的人，想干坏事儿都不敢来了。” 

六年多来，张崇义天天早出晚归巡山，记者问他感不感到寂寞，他却笑着说“常了都一样。”他说每天与这些树林为伴，不来瞅一眼心里不踏实。张大爷边说还边用手给记者指他巡视的山头，笑容里带着自豪。他说巡山时，野鸡、蛇什么的随处可见，有时还能看到狼和野猪的脚印，他笑称，常年在山上，自己都成“隐者”了，也不害怕了，只是一心想保护好它们。望着张大爷在山林中渐渐远去的背影，记者突然觉得，这位老人日日在山中，其实并不是不寂寞，而是他已经学会了享受寂寞。

11月8日是我国第15个记者节。我们谨向广大新闻同行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新闻行业正迎来急剧转型的变革时代。然而，无论怎么变化，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不会改变，这就要求广大记者恪守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准则，坚持导向是报道的灵魂这一根本，尽职尽责做好新闻报道工作，尽心尽力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在书写时代、服务人民中体现职业价值，绽放生命光彩。

一年来，新闻行业风云际会。一些报纸在商业竞争的大潮中停办，有的新闻人把新闻报道当作谋利工具，违法犯罪而锒铛入狱。但同时，更多的新闻人选择了默默坚守，坚守着自己的新闻理想，坚守着职业操守和行业道德高地，成为时代的忠实记录者，也成为群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记者是肩负社会责任的职业，笔下有人民的重托，正义的担当。无数新闻从业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推动时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是充满艰辛的职业。无论是春耕秋收、工厂园区等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场所，还是地震、泥石流、洪灾等突发灾害现场，都有新闻记者采访的忙碌身影。无数新闻记者不怕辛苦、不畏艰险，身处现场、扎根基层，用手中的纸和笔、镜头和话筒，报道了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郭明义等一大批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时代人物，传播了正能量，弘扬了社会正气，也使新闻行业赢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尊敬。

在这个信息传播更加迅速、信息获取更加便捷的互联网时代，新闻人时时面临着理想与现实、坚守与诱惑、道德与法律等考验，需要做出正确选择。如何继续做好新闻报道，在服务群众中始终赢得群众信任，是每个新闻人都必须潜心思考、认真作答的现实考题。

探寻事实真相、守护公共利益是记者的天职，也是新闻行业安身立命之本。在记者节到来之际，让我们都问问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重新审视曾经对自己许下的诺言，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怀职业敬畏，勇担时代重任，始终做到心中有梦想、笔下有人民，以更多书写时代的精品力作实现新闻理想，在对人民的更多贡献中绽放人生光彩。

本报讯（马东红报道）二道江区通过“三个结合”，打造“项目支书”，不断巩固村书记在村级组织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开创了农村工作新局面。 项目创办与区域情况相结合。立足工业区的实际，在开展“项目支书”计划中，打破农业界限，推行“农、工、商”多业并举的支书项目。农业项目发展以花卉栽植、蔬菜种植、经济动物养殖等为主的“围城农业”，工业项目以围绕通钢开矿办厂为主，商贸项目以商品零售和餐饮服务为主。目前，全区已有14个支书项目正在运营，年纯收入最高的达到500万元以上。 理论学习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为激发村书记的创业热情，区农业、林业、科协等涉农部门和各乡镇先后举办“项目支书”培训班8次，通过邀请省内外农业专家和区域内的创业典型，采取集中辅导、专题培训、经验介绍等形式，对推动全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八大产业项目进行专项知识讲解。同时，还分期分批组织村书记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去年年初到现在，全区共组织村书记到长春参加省农博会，到山东、山西、河北等产业基地参加大榛子栽植、药材种植、经济动物养殖等技术考察学习9次，参学人数达160多人次，有力地激发了村书记带头创业、带头致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政策扶持与跟踪服务相结合。研究制定了《关于在全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培育“项目支书”的意见》，协调工商、税务、发改、财政、人保等部门，对村书记发展致富产业项目给予政策倾斜、重点帮扶。如优先向村书记提供小额创业贷款，优先享受创业贷款贴息，各乡镇还结合各村实际情况，为村书记提供5-30万元不等的创业资金，解决村书记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营造宽松的发展创业环境，到目前为止，已为3名有创业愿望的村支书提供小额贷款9万元。同时，结合全区村级组织少、区级单位（部门）多的实际情况，区委制定了包保帮扶计划，明确了区级各单位部门的帮扶责任，形成“一帮一、一帮多”的帮扶对子，确保每个“项目支书”都有包保责任部门，并要求乡镇党委每年筛选一批重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帮扶。

新华社福州2月1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沈汝发）没有手机，生活会怎么样？在智能手机日益普及，作为方便、快捷的通信、网络、娱乐媒介，在今天已不可或缺。但同时，低头族、微信控、网络成瘾……亦引发了对生活手机化的忧虑与反思。

8日下午，记者手机突然罢工，一直到10日上午方才恢复。在这一天半的时间内，记者体验了一次被“去手机化”的生活。

当日下午，在手机坏了以后，记者首先借别人手机给在外地的爱人打了一个电话，以免她担心。

晚上睡觉前，习惯了刷微信、微博的记者有些不知所措，早早休息。

早晨起床的闹钟平时也是借助手机设定，只好借别人手机设了闹钟，否则不知道时间。

9日早晨，记者从家乡返回单位。家人提前联系了朋友帮助安排车辆，但由于没有手机，无法与对方联系，对方也无法与我联系，最后解决的方案是，在大巴车车厢内，对方通过“点名呼叫”的方式才接上头。

在三个小时的旅途中，记者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风景，手不自觉地掏出手机按了又按，盼望出现奇迹。

乘坐汽车至上海后，记者购买至福州的动车票时，不知道当时的时间，也无法确定购买何时的车票。在问询后，问题才解决。

在上海至福州的动车上，经过浙江杭州时，看到窗外美丽的雪景，习惯性地举起手机准备拍照，才发现手机不能用。

在旅途中看了一本关于培养良好习惯的书，其中提到的部分观点颇有启发意义，在平常会发到微信上分享，但在手机坏了之后，只能作罢。

作为媒体人，早已习惯了借助手机阅读新闻，但在一天半的经历中，完全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9日曝出的东莞扫黄新闻，已经传遍网络，但记者迟至10日早晨才知道。

手机最基本的功能是通信，在这一天半内，不少电话、短信也因此无法联络。10日上午，手机恢复之后，一位师长说，8日下午他打电话给我没有人接，发短信也没有回，让他十分担心。

一天半的经历平淡无奇，有不适，但皆可调适。相反收获了专注。生活越来越依赖手机是不争的事实，但放下手机，寻找生活本真的乐趣，或是现代人更为理性的选择。

农贸市场上免费赠送的超薄塑料袋，代售点里随便可买的“无名手机卡”，室内公共场所里赶不走的烟民……回顾有关部门制定颁布的“限塑令”“禁烟令”“手机实名制”等，有的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真正执行过，有的风光一时就渐渐乏人问津。

究竟是相关部门执行不力，还是禁令本身缺乏可行性？近日，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如此禁令，效果不彰

限塑令：在沈阳市的各大农贸市场上，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半透明塑料袋随处可见，单凭外观和手感就会发现，这塑料袋的厚度并不符合有关规定。

记者在沈阳市南五农产品交易中心里买了三斤萝卜，摊主习惯性的给萝卜套了两个免费的塑料袋，嘴里还说“这袋子太薄，你注意点底部”。

在整个市场走访中记者看见，几乎所有顾客都会使用摊位前悬挂着的免费塑料袋。

一位蔬菜销售商向记者介绍，市场上每天都会有人推车来批发，最便宜的绿色小袋10元能买7捆，一捆40个左右，而大一点的红色塑料袋10元能买5捆。

禁烟令：日前一个傍晚，在北京东四十条一家餐馆内，十几桌就餐客人中有四五个人在吸烟。尽管餐馆墙上贴着醒目的“禁止吸烟”标识，但吸烟者似乎视而不见。

当记者向餐馆服务员提出能否管一管？服务员面露难色地说：“管了恐怕也没有用，以前因为不许客人吸烟还闹过不愉快，老板也怕得罪客人影响生意。”

手机实名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手机实名制虽然已经实施一年多，然而不用登记身份证的手机卡在一些小的代理点很容易买到，由此也给各类色情、诈骗短信满天飞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沈阳市一家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代理点，记者轻易购得一张没用身份证登记的手机卡。店主介绍，这张卡除了丢失后不能挂失，不能享受积分兑换和大客户服务外，在接打功能上与用身份证办的卡没有区别。

“执行难”还是“不执行”？

有禁为何不止？“没人管”“没法管”“管不住”这是记者采访中听到最多的回答。

在沈阳市一家移动通信运营商的营业厅，记者反映一些代售点有这家公司的非实名手机卡出售。对此，业务人员表示，没有相关部门处理此类问题，如果反映问题要拨打统一的客服热线。

该公司客服热线的一位话务员表示，可以对记者反映的问题记录下来，并向公司领导反映，但并不了解代售点是如何拿到不用登记身份证的电话卡的。

一家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人以公司的名义一次性购进很多电话卡，至于他卖给谁运营商无法掌握。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手机卡的启用必须通过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电脑控制系统，从技术角度而言，手机实名制的落实没有任何困难。只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各移动通信运营商为争夺客户才对“无名”手机卡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于秀艳认为，“酒驾入刑”对遏制酒后驾车的效果立竿见影，相比之下，由卫生部出台的“禁烟令”没有受到普遍尊重和执行，在于刑法和部门规章所具有威慑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兼控烟办主任杨功焕认为，目前有关部门和一些城市出台的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普遍存在缺少处罚规定、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

日前，记者向工商部门举报沈阳市南二小食品交易市场内有超薄劣质塑料袋在出售，接待记者的中国小食品城市场管理所副所长丁芳立刻派出了工作人员进行查处。

丁芳介绍，工商部门一直对销售使用这种低质塑料袋进行查处，去年还开展过专项行动，如今仓库里还堆放很多当时查处没收的塑料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对记者表示，真正落实“限塑令”很难，一方面对商家是否无偿提供塑料袋取证难，另一方面对塑料袋厚度测量难。

禁令尚未成功，公众仍需努力

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思宁认为，增强禁令的可执行性，落实执行主体，加大对禁令执行的督促和问责，是保证令行禁止的重要条件。

专家认为，“禁令”不能有效实施，会带来额外的负面效应，公众将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市民认为，“限塑令”“禁烟令”“手机实名制”等对百姓是有益的，并希望这些“禁令”能够执行下去。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人群同时知晓二手烟会引起成人心脏病、儿童肺部疾病和成人肺癌的比例仅为24.6%。

中国癌症基金会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部主任支修益认为，如果每个人都知晓吸烟的危害，“禁烟令”的落实会容易许多。

专家指出，禁令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只有每个人自觉遵守禁令，大家才能受益。在这方面，政府有广为宣传的义务，要让公众知晓出台禁令的目的和意义，让遵守禁令成为公众自觉行动。

（新华社沈阳2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