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南县工商局扎实贯彻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相关规定，积极为企业换发新版营业执照。3月3日，辉南县工商局政务服务中心迎来众多前来换发新版营业执照的群众，工作人员为企业业户讲解了新旧版营业执照的差别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相关知识。

张明摄

在灾区采访的每一天，记者都会被眼前的一幕幕深深地感动着、冲击着，或者是因为一件事，或者是因为一个人，或者是因为一个场景，又或者是因为一句话……这些敲击心房的片断和记忆，像一个个音符，在记者脑海中汇成了一部悲伤、沉郁、不屈与抗争的交响曲。

失去亲人之痛

当巧家县包谷垴乡红石岩村塆子社的刘太富拿着一只沾满泥土的鞋子，站在我面前放声大哭的时候，记者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这位39岁的汉子内心该是多么的悲伤！地震带走了他的老父亲，直到地震后第四天，他才找到父亲的遗体。（记者侯文坤）

在龙头山镇山坡上一处倒塌的民房上，救援人员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挖出了遇难小女孩的遗体。小女孩的父亲蹲在地上，一言不发，痛苦到扭曲的脸上挂着几滴眼泪。年轻的母亲艰难站起来扭过脸去，哽咽着对身边的亲戚说：“你用手机拍下来，拍下来。”（记者李怀岩）

与死神赛跑中的“遗憾”

“我怎么就没能把人挖出来呢！”废墟下被埋的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但已经在龙泉村挖掘了整整一天的武警队员仍在近乎疯狂地刨。最后，一位累得瘫坐在地上的战士带着哭腔说出了这句话。（记者李放）

地震当晚，暴雨如注。不断有伤员送来，有的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鲁甸县中医院一位医生被雨淋得湿透，眼里泛着泪花说：“伤员太多了，刚才眼看着一位颅内出血的病人走了，现场医疗条件有限，我们已经尽全力了，可还是没把人留下！”那一刻，记者的心也痛了起来，不禁自问：“我能为挽救生命做些什么？”（记者李萌）

灾后第二天，偶遇正在搜救英雄谢樵的队员们，现场余震不断。一些队员在连续搜救之后，累得需要被人搀扶着上岸。不远处，谢樵的一位战友望着河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希望战友的思念和救援人员的执著，能给英雄的在天之灵以些许安慰。（记者卢志佳）

那些“最可爱的人”

午饭时间，在昭通机场的成都军区某陆航旅官兵正捧着盒饭在骄阳下进餐，由于直升机机身投下的阴影有限，有些官兵就顺着螺旋桨的阴影“一字排开”，只为得到些许遮挡。他们是较早进入灾区参加救援的队伍，每天超强度的飞行搭建起一条条“空中生命通道”，面对艰险他们毫无怨言。（记者杨迪）

云南边防总队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爱国，曾参加过海地大地震等多次国际救援。在龙头山镇安置点，他抱着在地震中受伤的年仅4岁的王镜阳小朋友，一边引导她回忆生活中快乐的瞬间，一边轻声地安慰她，等小朋友终于露出笑容时，张爱国和记者却差点掉下泪来。（记者蔺以光）

有生以来第一次航拍，潮湿闷热的机舱里，战士们经过多次转运伤员，脸上尽显疲惫之色。回程，被救的伤员惊恐不安，一位中年妇女在我旁边不停地擦眼泪。整个航程没有人说话，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什么是“安静”。天灾无常，愿伤者早日康复。（记者薛玉斌）

坚强的灾区人

这是一位失去妻子的人。邓世良一直忙碌着，专注地为龙头山镇的救援人员和群众做饭。他含着泪说：“我只想多干些活，尽量少想她一点，让自己心里好受些。”记者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一位怎样的女子，但我此刻仿佛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这就是——爱！（记者杨华）

很怕采访遭受痛苦的人，小心翼翼地避免戳到他们内心的痛处。但在震中龙头山镇的安置点，每个灾区人遭受痛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个家庭留下了四个孤儿；表兄用手护着表弟脱险，自己却不幸遇难……每次采访之后，记者总会像做错事般愧疚地说：“打扰！谢谢！”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要谢谢你们！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多质朴的老乡啊！（记者黄勇）

由于汽车过不去，救灾物资被卸载在距龙头山镇光明村数公里外的山腰上。村民李兴贵是第一批赶来帮助转运的，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水的他，看着眼前的饼干、方便面、矿泉水，喉结不断地颤动，不停地咽口水，但他仍在默默地帮忙搬东西。“等大家平分后再吃，还有人饿着呢。”他说。（记者岳德亮）

无私的志愿服务

由于急忙赶去采访，在鲁甸县城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回族女司机听记者是外地人，便问：“是来帮我们救灾的吗？”“是来报道救灾的。”到目的地后，车费5元，但她无论如何不收，说鲁甸出租车行业定了规矩，对支援灾区的人一律不收费。记者向车里丢下钱就跑，心里涌上了一股暖意。（记者吉哲鹏）

在龙头山镇龙泉中学安置点，有一个“震区夫妻诊所”，丈夫程坤是青岛齐鲁医院骨科医生，妻子于媛颖是中国海洋大学教师。他俩新婚后到重庆度蜜月，在新闻中看到鲁甸地震的消息后，程坤立即给青岛红十字会救援队——蓝天救援队打电话要求当志愿者，妻子于媛颖便跟着过来打下手。于媛颖说：“这个蜜月不同寻常！”（记者陈辉）

（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11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新媒体专电（记者赵婧康淼）

记者日前从多省财政部门获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具体细节或将不再向社会公布，不过中央要求各地编写本省的财税改革方案并向社会公布。

据悉，地方的方案和中央一脉相承，基本都是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关系三个方面展开。“税收制度和政策是由中央定的，地方只是执行；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设计也不是地方的任务。因此，对于地方来说，财税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是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其中，推进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盘活资产、消解债务，是省及其以下财政机关实施改革的焦点。”一位中部省份的财政厅人士告诉记者。接受记者采访的其他多位省级财政部门人士也均持类似观点。

记者了解到，目前除个别省份已经率先公布方案，多数省份方案基本定稿，经过省委批准后将正式出台并对外公布。

吉林省财政厅财科所所长张依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吉林财税改革的重点在预算管理上，要通过倒逼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和使用效益，让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财政的乘数效应，尤其关注盘活存量资金。

一位河南省财政厅人士告诉记者，“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第一步把现有的、适合采用PPP模式的项目转化成PPP模式，这样可以把存量的资产盘活，也有利于化解存量债务，然后再搞新的项目。”据记者了解，目前已有包括河南在内的多个省份财政部门领导赴京学习PPP模式。

福建省的财税改革则着重探索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新模式。福州市财政局副局长蒋爱玉告诉记者，福州市每年都会组织编制政府性债务融资计划，提前一个年度编制债务收支计划，经本级政府批准后执行，未纳入收支计划不得举债。同时，福建省还施行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湖南省的财税改革方案中，债务管理也是重中之重。在编制四本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的基础上，湖南研究编制各级政府性债务预算，并在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将土地、矿权收入单独编制预算。同时，扩大预算公开范围，把地方政府债务作为“七公开”的内容之一。同时，湖南省在创新举债融资方式方面颇具特色。

“各省财税改革方案都有各自的特色，但总体思路和中央是一致的。对于地方而言，都希望借财税改革解决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即财政收支压力大、债务压力大的现状，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多个省份的改革方案中不约而同地重点聚焦盘活资产、消解债务。”北部某省的一位财政厅人士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李鹏北）

近日，我市中小学学校相继开学，学生们也迎来了新学期的生活。书店和文具店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开学销售热潮。

记者在市内许多大型文具店和书店看到，店内已把笔盒、圆珠笔、书包、笔记本等文具摆到了明显位置，款式既新颖又多样，许多学生正三三两两结伴在店里选购。记者在位于解放中学附近的一家文具店看到，前来购买文具的家长和学生正排队等候付款，而店里的几个工作人员更是忙得腾不出手。一位工作人员说，这几天前来购买文具的人比平时多，大多数是前来买笔、本子和书皮，一年里开学的时候生意最好。市民张女士正为孩子选开学的学习用品，她告诉记者，每学期初学校都会发新书，孩子太小不会保管，没到学期末的时候书皮就被孩子“吃了”，趁现在书本比较新，买个书皮就能用一个学期。

据记者了解，孩子在开学时购买文具的花费平均在几十元。在一家文具店里，记者遇到正在给儿子买文具的赵女士，她告诉记者，新学期学校发了10多本新书，书皮就要花费十几二十元，一个新的文具盒好的也要二十几元，再加上买笔本和一些常用的学习用具要花费近50元左右。

每个学期的开学前都会引发一轮热卖教辅书的高潮，这在近年来的书市已成为不变的规律。记者在某书社看到，各类教辅书堆满了各个书店的每个角落。许多学生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这茫茫书海中，寻找需要的书籍。家长王女士的女儿今年四年级，马上开学了她想给孩子买一些英语类辅导书。但是书店的各种版本教辅书让她人眼花缭乱，一时间不知道如何选择。王女士向销售人员问询哪种版本比较好，销售人员向王女士推荐几个版本的教辅书，让王女士挑选一个更适合孩子的教辅书籍。

针对新学期家长给孩子选购教辅书的现象，记者咨询了一些老师，他们表示，适当的课外辅导书能强化和拓展孩子的知识，但是不要过多利用教辅书籍。家长购买教辅书前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对症下药，多跟任课教师交流。购买教辅书应该少而精，让资料充分发挥作用。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徐硙）新闻敲诈者被称为“苍蝇头，老虎身”，让基层苦不堪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通报了中国特产报社新闻敲诈案，将新闻敲诈者的真面目公布于众。

2010年7月以来，中国特产报社记者刘会丽、郭焕璋、杨飞三人多次到宁夏永宁县、灵武市，对地方存在的个别问题进行反复采访，并以报道当地占用基本农田、拖欠工程款相要挟，迫使当地党委宣传部和政府部门先后三次交纳专版宣传费，共22万元，在收到宣传费后，《中国特产报》刊登了当地相关的正面宣传报道。

2011年年底至2012年2月，该社记者郭焕璋先后两次赴宁夏永宁县和灵武市采访当地有关问题，编造“恶意拖欠工程款、招投标有猫腻、推搡民工、收取高额保证金”等虚假信息，采写内容严重失实的稿件，并向当地有关部门发去核稿函和批评稿，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将内容严重失实的虚假报道发布到相关互联网站，造成不良影响。

2013年4月9日，中国特产报社因为存在新闻敲诈等问题，被其主管单位中国产业报协会责令停业整顿。但停业整顿期间，该社未吸取教训，未认真组织从业人员进行整改，未严格管理新闻记者采访活动，致使新闻敲诈问题再次发生。2013年8月，该社记者王铭泽赴陕西省咸阳市彬县采访，并利用新闻采访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经检察院批准逮捕，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后查实，该报社记者王铭泽长期在陕西基层搞新闻敲诈，先后获取80多万元违法所得。

由此可见，此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监督报道搞有偿新闻，敲诈未成后通过网络发布虚假新闻，在被停业整顿期间再次发生新闻敲诈。同时，中国特产报社不给记者发工资反而向记者要管理费。该社以每人每年上交20多万元为条件，伪造申请材料，为社会人员办理新闻记者证，然后任由所谓记者到基层搞新闻敲诈。

此外，报社领导班子来自同一家庭，社长和总编辑系母女关系，总编辑的父亲担任该社新闻部主任，是典型的家庭办报，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混乱。

目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吊销了《中国特产报》的报纸出版许可证，吊销了王铭泽的新闻记者证，注销中国特产报社其他人员的新闻记者证，并将涉案记者和刘会丽、郭焕璋、杨飞列入不良从业记录，王铭泽等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该案同时被移送报纸主管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追究该报社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说，目前我国持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已有25.8万余人，这支队伍总体素质是好的，但其中一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少数记者职业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薄，有的突破职业底限甚至是做人的底限，搞有偿新闻甚至新闻敲诈。有些真假记者相互勾结，到基层敲诈勒索，违法手段不断翻新，有时先散布负面消息，然后找上门主动充当“灭火队员”，再索要钱财；有时拿着所谓的“核稿函”直接威胁，提出非法要求；有时候打电话或发传真给基层党政部门一把手，以曝光相要挟，逼迫企业送上门来；有时插手经济纠纷，充当调解人，收取好处费。基层群众愤慨地称他们为“苍蝇头，老虎身”，打着党中央、国务院或部委的名义，拉大旗做虎皮，基层苦不堪言。

邬书林表示，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党和政府通过媒体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现在新闻敲诈使舆论监督“污名化”，严重影响媒体正常的舆论监督，严重损害新闻队伍形象，侵蚀新闻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一剂毒药，必须出重拳严厉打击，恢复媒体原本的社会功能。

本报讯（张玉成郭晶报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项工程”活动开展以来，辉南县着力培养和造就一批双带能力强的“项目支书”，加快了农村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选贤任能，结对帮带。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对不具备“双带”能力、年收入低于5万元的党员，原则上不能列为村党组织书记推荐人选。要把党员群众认可、拥有致富项目、带富效果好的致富能人型党员选举到村党组织书记岗位。为确保所选“项目支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辉南县副乡（局）级领导干部与“项目支书”结成“一对一”帮带对子，定期解决支书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支书研究创业项目、协调解决资金、办理项目相关审批手续等，确保支书创业成功。 

政策扶持，注重培育。县委制定了《培育“项目支书”的实施意见》，在资金扶持、立项审批、创业贷款、创业奖励、工商管理、创业培训、项目选择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扶持党组织书记建设标准化牧业小区，享受省里已出台的以奖代补优惠政策；落实有关用地政策，凡从事林业资源开发和林产品加工的村党组织书记，可向林业、财政部门申请财政贷款贴息支持；设立创业专项资金，县委组织部设立了100万元创业引导基金，重点扶持村党组织书记创业。举办“项目支书”培训班，带领全县村党组织书记到省农博会考察取经，请邻县村党组织书记创业典型作事迹报告，请省内外农业专家作“创业项目”专题辅导。去年以来，先后组织60名村党组织书记到山东、浙江等地考察学习，有力地激发了村党组织书记带头创业、带头致富的强烈责任感。 

确定责任，跟踪考核。实行“任职承诺制”，要求各乡镇党委与村党组织书记签订帮带责任书，建立村党组织书记创业带富档案，推动项目落实。采取一月一调度、半年一总结、一年一验收的方式，对村党组织书记创办项目情况跟踪督导，对任期内没有创业项目的村党组织书记，换届时不再提名为下届“两推一选”候选人。几年来，先后对12名没有带富能力的村党组织书记进行了组织调整，使村党组织书记变压力为动力，有了不创业就失业的紧迫感。 

目前，全县培育出“项目支书”130名，占村党组织书记总数的92%，项目涉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10多个产业。“项目支书”在村党组织中的威信明显提高，在领办创办项目、实现增收致富的过程中，也吸引了大量外出务工的致富能人返乡创业，“能人”及“带领群众共同富”的村党组织书记的示范作用更加显现，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