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鸿生（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关仁山（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廖 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

张江：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丰沛的营养和鲜活的体验。但是，纵观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能够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作品实在不多，庄严厚重、气势恢宏的史诗之作更是难见。有高原而无高峰，碎片化、个体化、感官化的填充物遍地皆是。震撼民族心灵的精神气象，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合唱，几为绝响。何以如此？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当下文学缺乏史诗气象

白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人们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种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变迁，的确给当代文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却没有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成果。我记得前些年，在一些研讨会和座谈会上，理论批评界想举出一些相对完整地追踪与记述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进程，并具有较高文学性与较大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想来想去，举出的作品都不甚理想。我们还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确是不争的事实。

多样化的写作中，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心理撞击与精神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在写出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还显得相当薄弱。

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艺家对不断变动中的生活现实，既需要近距离地细致观察，又需要艺术性的整体把握，这不仅要求很高，而且难度极大。这是不具备大家气度与大家能耐的作者难以达到的。它要求作家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还最好具有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知识融会而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用这样的标尺去衡量我们的作家，就自然带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与这种高要求相匹配的作家，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少之又少。我们的作家在知识储备上相对单一，在写作上多重视个人经验与个体视角，他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地在远离着“宏大叙事”，只是有“我”，没有“我们”，这是作家自身的问题。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趋于浮躁与实利，市场只在意作家的经济价值与作品的商业效益，只求“畅销”，不求“常销”，这样的环境氛围，势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史诗性作品的创作与生产。

史诗是民族的精神志

张江：文学也是历史，是以特殊方式记录人类成长进步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心灵史、精神史。世界许多民族都有史诗，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优秀长篇史诗更是精华。为什么会有史诗？因为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记录他们创世开业伟大功绩的浩浩长歌，有记录他们灵魂追索和精神寄托的绝世交响。我们号召和渴望的，不仅仅是史诗的形式，更是史诗的气度和魂魄。一个有作为的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史诗。

王鸿生：每个民族都有其精神史。在不少民族那里，民族精神的密码，民族英雄的业绩，往往通过史诗的形式得以记载和传承。作为一种文化识别标志，史诗曾被喻为“一个民族的族徽”。而史诗的创世性、全景性、崇高性，则镌刻着一个民族的深沉记忆及其关于未来的恢宏想象。

众所周知，汉民族的史传是世界上最发达而完备的。从《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到历代续修的家谱、地方志，从古至今，国人的修史热情经久不衰。这种史传传统至少表明，民族精神志的记叙方式并非单一，史诗的形态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多元融合、亘久绵延的文明，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的切身处境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实践中，有效地梳理、整合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发掘、赓续和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脉和核心价值追求，并锻造出具有史诗品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是民族文化复兴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对世界历史走向产生独特影响的重要机缘。

史诗是民族的精神志。当我们这样说时，并不意味着史诗是存放在档案柜里的已故祖先的精神卷宗。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史诗（包括生活的史诗）就发生在当下，但这“当下”却叠入了“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希望。事实上，由于时间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过去与未来、记忆与希望就像自我与他者一样，总是隐秘地存在着交相启示、交互依赖、相互生成的关系。史诗可以从一个人的创作开始，但绝不会到一个人的经验结束。史诗的作者可能是单数的，但它所承载的记忆与希望则必然是复数的。作为共同体生活的精神结晶，史诗叙述的伦理起点，就是从记忆开始，去重新想象生活，在历史中创造历史。

起源就在当下，历史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辩证的时间观，也是辩证的史诗观。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或盲目受制于线性进步论、历史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念的支配，那么人类实践的诸多可能性将不复存在，而新的史诗的创造也就无从想象。因此，深刻领会人类创世活动的永恒当下性，对于唤醒被解构、被耗散的史诗冲动及其现实表征能力，对于正在勇攀世界语言艺术高峰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讲，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优秀作家应为时代代言

张江：传统文学理论有个提法，认为作家应该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这有前人的道理。但也造成误解，将作家定性为局外人，只对现实做客观描述。事实上，任何作家都生活于时代之中，归属于社会。挣脱时代，与现实不发生任何瓜葛的作家不可能存在。优秀的作家，应该主动投身于时代的洪流，在现实的潮涌中挥洒激情，记录和歌唱时代。

关仁山：写作者生活的时代，就是他安身立命的依托，施展才华的舞台。因此，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作家的生命成长、人生感受，作家的下笔为文、艺术想象，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唇齿相依。而优秀的和伟大的作家，更是有意识地在做自己所处时代的代言人。

空前活跃的中国社会现实、丰富深邃的传统文化都在持续地给中国作家提供着写作资源。社会现实还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生活信息和人生信念，深刻地影响我们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当代的作家，要有与社会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的意识，要在生活与精神的两个层面上，做时代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这就需要以“在场者”的姿态切入当下，在时代大潮下直击时代命题，观察社会变迁，反映民众心声，讴歌人性光辉，写出社会生活的演进侧影，塑造充满时代光影的各类人物。

这些年我较多地关注农村现实，书写农村题材，创作了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我认为，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可是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当下最为撼动人心的变化，最具时代特色的潮动，都集中体现于当下的农村与农民。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人经历着生活与心灵的震荡，每个人内心都有喜悦和激愤，都有焦虑和苦难，都有对未来的迷茫和向往。文学必须真实记录这个时代的前进足迹，反映改革给人带来的心灵激荡，包括欲望对人性的钳制，资本对灵魂的扭曲。这一切都为文学提供了丰盈而充足的创作素材。文学不能忘却精神的创造，不能忘却对人类的温情与关怀，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对时代的担当。文学有责任记录和反映这个伟大而复杂的时代。

今天的作家，首先要有面对现实写作的勇气。当下的现实，既复杂难辨，又变动不居，直面这样的现实，风险大，难度大，需要一种超强的能力，也需要相当的勇气。这种直面现实的写作，比那种狂欢式的写作要艰苦，有风险。如果我们躲避的太多，必然在真实性上打折扣。直面现实写真实，需要作家具有相应的修养、勇气与思想认知能力。

如何深刻认知当今变动的现实与复杂的乡土，是横亘在每一个当代中国写作者面前的难题。现实有丑恶，但作家人格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作家内心不能阴暗，要有强大的爱心，要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因此，作家的内心要不断调整，要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还要有化丑为美的能力。自己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还要从反思中给人民以情感温暖和精神抚慰。这其实是精神层面上的双向互动。作家所需要的这些精神力量，要经常补充，不断更新，办法就是要到时代的热流、基层的土地和普通的大众中汲取精神力量。这个时代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但向前行进是主流，是大势，作家应与自己所处时代肝胆相照，桴鼓相应，只有这样，我们的写作才有意义。

我们的时代正呼唤史诗

张江：我们的时代需要史诗，呼唤史诗。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故事值得讲述，有太多的情感值得抒发。文学，要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欢乐和忧伤、困顿和振奋、渴望和豪情，更应该写出党领导人民奋斗前行的伟大精神。史诗诞生的土壤已足够丰沃，现在缺乏的就是崇尚史诗、创造史诗的精神和品格。

廖奔：从闭关锁国到投身世界潮流，从保障自身存在到关心人类未来前景，从冷眼向洋看世界到热情融入全球和平发展，社会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民众由生存挣扎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蓦然回首，中国已经走过了昨天。

今天，渴念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经过百年革命已经挺立于国际大舞台，回望睡狮由觉醒到抗争到奋起的整个过程，我们已经能够拉开距离作历史性纵观：从抵抗列强瓜分，到反抗日寇践踏，到寻求正确发展路径——决定我们今天命运的中华民族百年轨迹可歌可泣。

于是，史诗的土壤出现了。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携带着厚重的历史和民族母题。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一定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全景式反映，揭示出复杂丰富的历史、民族和文化内涵。原始时代产生创世性的英雄史诗，文明时代产生铁血性的历史史诗。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历史，它因而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级的艺术范本。

今日之中国，历史巨变、社会转型、精神高昂、人性复苏，正是出文艺巨作的时候。史诗把历史、民族、宗教、人性话题全部统一于深刻的史诗精神之中，因而，我们创作的起点，应该是唤醒中华民族的诗史精神和史诗品格，寻求到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与国家认同的叙事方式。我们如果能够克服偏狭、狷急、片面的视角，站在时代的立场、人性的立场、文学的立场，剩下的就是冷静、客观、平和地观察与写作了。

眼下的时代写作，从单一宏大叙事到丰富的个体情感张扬是一大进步，然而漫天飞舞的小时代、小情感飞絮，在满足了部分私人性审美需求的同时，也让人期待黄钟大吕的时代强音。私人写作、个体情感要汇入社会主潮，才能描画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而其立场、视角、经验、技巧可以融入到史诗创作之中，增加其血肉、真实感、新鲜度和丰富性。我们的时代，呼唤史诗。

张江：过去的30多年，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写就了一部伟大的现实史诗。但是，文学家的史诗又在哪里？有人说，文学的史诗当由后人去完成，理由是，只有与这个时代拉开距离，有了沉淀，才会有完整的把握，伟大的史诗巨作才会出现。这是推脱和逃避。任何一个时代，身处其中者体验最深，也最有发言权。与其交给后人，通过历史碎片的打捞和形迹模糊的想象来组装今天的风貌，何不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用我们自己的笔，为这个时代作一份真实的证言？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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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工作回顾

2010年是全面实现“十一五”目标、科学谋划“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一年来,市政协常委会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以“坚持方向、服务大局、发挥优势、注重质量”为工作方针,全面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民生改善作出了贡献。

一、围绕中心建言献策,推动白山经济社会发展

常委会紧紧围绕市委的决策部署,精心选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共开展调查、视察20次,协商议政12次。

一是总体协商谋发展。在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委员们积极开展协商讨论,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搞好社区卫生医疗等问题,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在大会发言中,对现代物流业发展、西北岔水源保护、红色旅游项目建设等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采纳。

二是专题议政促发展。政协有关专委会会同各民主党派,与有关部门和企业共同就我市经济转型中优化矿产资源开发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优化规划布局科学性、提升产业转型水平、强化企业发展能力、加大资源掌控力度等对策和建议。市政协还配合东北三省政协、吉林省政协对我市边境经贸、口岸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等进行调查,并提出相应建议。

三是对口建言助发展。先后就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营抚高速公路和宇松铁路建设、龙山湖风景区开发保护、浑江水文站防洪能力、农村电网改造和暖房子工程等议题,组织有关专委会开展调研、视察、座谈,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对口协商。围绕“十二五”规划这一事关我市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大计,有关专委会先后召开对口协商议政会6次,提出意见、建议30多条,为科学制订我市“十二五”规划提供了智力支持。

二、反映和维护群众利益,积极促进民生改善

常委会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协助市委、市政府谋惠民之策、行利民之举。

一是着眼民意报真情。坚持广泛收集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意见,以《社情民意》简报的形式报送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一年来,共编发23期,其中一部分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对改进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依据民情献良策。为使我市贫困人群中的重病患者得到救治,组织部分委员对我市城乡医疗救助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向市政府提出了意见、建议。我们还争取了全国防盲防聋办和香港、澳门、广州、长春等慈善机构和企业的捐赠,对全市白内障、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和先天性耳聋婴幼儿全部实施了免费手术,共救治249人。

三是立足民需办实事。我们倡导全体委员和参加单位,积极奉献社会,在抗洪救灾、慈善公益、包村扶贫工作中出资出力。认真落实“三项工程”帮扶任务,在有关部门帮助下,为包保村野猪养殖、葡萄种植等项目给予了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一些农村解决了建河堤、修自来水等问题,资助了市区部分困难学生学习生活费用,联系省政协委员为市区学校捐赠,以上共计300余万元。2010年7月底,白山地区遭受特大洪灾,市政协承担了协调市区浑江支流的抗洪抢险任务。全体机关干部与有关包保部门一起冲在一线,圆满完成了任务。同时就浑江支流综合改造向市委、市政府主要和主管领导及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并得到采纳,列为今年的重点惠民工程。为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市政协号召政协委员和各参加单位积极向灾区捐献钱物,通过省政协为市区争取救灾资金,共计101万元。

三、把握团结和民主主题,为促进社会和谐凝心聚力

常委会努力发挥团结、联合、包容的优势,在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发扬民主促和谐。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参加政协开展的调研视察和协商议政活动,共提交大会发言5份,提案35件,调研视察16次,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协助党政班子科学决策,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支持。

二是增进团结聚力量。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联系,召开三次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联席会议,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政协工作征求意见和建议。

三是开展活动搭平台。我们根据政协的界别特点和优势,广泛开展了科技服务、捐资助学、技术咨询、医疗义诊等活动。民族宗教界委员自筹资金走访慰问市区少数民族贫困户。教育界委员为市区学校捐助办公用品,为贫困学生捐助生活费。科技界委员走访慰问敬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通过这些活动,密切联系了群众,增进了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

四、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民主监督

常委会把强化民主监督作为履行职能的重要方面,不断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积极探索民主监督的方式,切实增强了民主监督的作用。

一是发挥调研视察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为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就市区软环境建设进行了专题调查,提出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大涉软案件查处力度,强化干部素质教育等建议。还选择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和社会影响较大的热点问题进行调研视察。先后组织委员深入县(市、区)就实施《2001-2010年白山市妇女发展规划》和《2001-2010白山市儿童发展规划》情况进行了视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对编制下一个周期两个规划提出了建议。

二是不断完善民主监督形式。我们在注意把监督寓于视察、调研等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提案民主监督主渠道作用。2010年4月,市政府与市政协联合召开会议,专门部署提案交办工作。多次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部分政协委员开展提案办理情况的视察和调研,推进提案办理工作。

三是拓展民主监督新领域。我们注重发挥政协委员特约监督员的作用,支持担任特邀监督员的政协委员先后参加了中级法院、国土资源局、技术监督局等单位的行风测评、绩效考评等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市法院和检察院主动到市政协常委会通报工作,接受政协监督。

五、坚持政协工作科学化,加强自身建设

常委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协工作水平。

一是以理论学习为先导,提高参政议政能力。认真组织委员和机关干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通过学习,激发了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履行职能的政治责任和工作热情,推动了政协工作。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按照政协委员管理办法,加强了委员档案建设,规范了委员履职行为。建立了委员报告会制度、会议出勤制度、优秀委员表彰奖励制度。我们还积极为委员开拓视野、知情参政创造条件,先后组织三批委员和市、县两级政协主席赴域外和对全市重点项目进行学习考察。

三是加强政协工作“三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履行职能的水平。按照“三化”建设要求,建立与政协章程相配套、与政协工作相适应的各项规章制度。为了发挥史料存史、资政的作用,我们开展了抢救、挖掘政协史料工作,开始编撰《白山市政协志》,建设并开通了市政协网站。

回顾过去的一年,政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市政协工作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政协工作的各个方面,还缺乏有效的探索和研究；服务党委决策,助推政府工作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创新政协工作,发挥政协作用的方式方法还比较单一；加强委员管理,提高委员参政议政水平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到位；机关干部的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和解决。

2011年工作任务

各位委员,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新的一年里,市政协常委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和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主题,全面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切实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为我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新贡献。

一、突出理论学习,为做好政协工作奠定思想政治基础

要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以宣传教育、学习培训、工作研讨等形式,大力推进学习型政协组织建设。结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思想共识与工作合力,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科学发展上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巩固团结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坚持服务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

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规划部署了我市“十二五”的宏伟奋斗目标和今年的工作任务,全市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应势而动、顺势而谋、适势而为,高站位议政、广视角协商、宽领域合作,按照“坚持方向、服务大局、发挥优势、注重质量”的工作思路,全面履行好服务发展的使命和责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改革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利用委员调研、视察、提案等形式,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为促进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和民生显著改善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发挥政协优势,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要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联系与合作,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促进党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发挥政协的界别优势,密切联系和团结群众,关注群众的利益诉求,反映群众的实际困难,多做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增强团结、增进和谐的工作。要加强与港澳台侨胞的联系和联谊,为他们到白山观光、考察、投资提供积极帮助。

四、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

要继续加强政协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完善与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的联系机制。要注重委员队伍建设,强化委员学习培训,维护委员民主权利,提高委员整体素质,鼓励和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切实发挥职能作用。要探索专委会工作方式,不断增强工作活力和成效。要进一步加强“五型”机关建设,增强市政协机关的服务能力和协调能力,为政协履行职能提供保障。要密切与省政协的联系,加强对县(市、区)政协工作的指导和协作,发挥政协的整体功能,推进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梁衡

阳春时节，西花厅的海棠花又要开了。

伟大的人格是超越时空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近40年，但是人们还是常常想起他、说到他，亲切自然，斯人如在眼前，他喜爱的一树树海棠也宛若绽放身畔。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仁爱、牺牲和宽容，其中犹以第一点为最。

爱人者，人恒爱之

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谈到周恩来有六个“大有”，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爱”。我们的文化史、思想史上，对“爱”有过误解、走过弯路。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是从同情被压迫者出发，热爱他们，因而产生革命的动机和动力，最后获得他们的拥护。爱是人类的本性，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是政治家团结民众、改造社会、创造世界的动力之一。

周恩来式的爱，有三种表现：

一是仁爱待人，即从人性出发的爱。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敌我相见，在大是大非的前提下，都怀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慈悲，给予真诚的帮助。因此政治、外交在他那里有了浓浓的人情味。1949年国共胜负大局已定，国民党只是为争取时间才派张治中率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连谈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归了。但张治中说，别人可以不回，我做为团长应该回去复命。本来一场政治故事到此已经结束，周恩来也已完成使命，可以坐享胜利者的骄傲。但一场人性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为蒋所扣），现在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他亲自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认清蒋介石的为人，绝不可天真，并约好第二天到机场去接一个人。翌日，在西苑机场张治中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夫人。原来，周恩来早已通过地下党把和谈代表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安全转移，谈判一有结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二是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多为对方考虑。我国一家乐团出国访问前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恩来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他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几乎是一种本能。朝鲜战争乔冠华是中方的谈判代表，他是只带了一件衬衫去前线的，没想到一谈就是两年。1952年，周恩来就派乔冠华的妻子龚澎去参加赴朝慰问团，顺便探亲。

周恩来的“六无”中有一无就是“生而无后”，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恩来更以一颗慈爱的心帮助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婚后无子，周恩来就安排她到北京来看病，终于得子。周恩来就是这样按照他的爱心、他的逻辑，平平静静地办他认为该办的事。

三是大爱为民，把基于人性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政治家的爱毕竟不同于宗教家、慈善家的爱，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从人性出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讲：“政在得民”；范仲淹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虽然历史上所有的进步力量的宗旨都是为人民，但将这个道理贯彻到底的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讲无产阶级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更把其宗旨具体为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非常彻底。

1946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这样说道：“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解放后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文革”中他的胸前始终佩戴“为人民服务”徽章，以此勉励自己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他一有机会就“促生产”、安民生。1972年到1973年间，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又值“文革”大乱，病床上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落泪：“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刚做过手术的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9个不够，又画了3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文革”前北京常有大型群众集会，一次散会时赶上下雨，他就让政府负责同志在广播里提醒各单位回去后熬一点姜汤给大家驱寒。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恩来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他的这些举动纯出于爱心，毫不作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江青住庐山宾馆，嫌山涧流水扰眠，就下令将涧底全部铺上草席；住广州，嫌珠江上汽笛声扰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样是以人民的名义干事业，仍可细分出几种类型：有的把这事业连同人民当做自己功业的道具，虽功成而劳民伤财；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渗透到为人民的事业中，功成而身退名隐；而有的干脆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为人民服务，关键是真的有仁爱之心。

无我者明，无物者公

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有爱才有牺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牺牲属于“义”的范畴，大公无私、勇于牺牲是一种美德。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弘扬这种精神，更又给予其新的含义。马克思在早期作品《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毛泽东更是从司马迁说到张思德，“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都视为社会公义而牺牲私利为高尚。这是基于人类的本性。

周恩来是一个大爱大牺牲的典范。他当了总理，在一般人看来已显贵之极、荣耀之极，而在周恩来则真正开始了生命的磨难、消耗与牺牲。我们任选一天工作日记，看看他的工作量。1974年3月26日——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楼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

这就是他的工作节奏。周恩来规定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室，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很多人都记得晚年周恩来那张著名的坐在沙发上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脸上满是老年斑，唯留一缕安详的目光，真正已油灯耗尽，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鞠躬尽瘁。

除了身累之外还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牺牲。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事办不好，国家要翻船；决策者有任何失误，国家也要翻船。我们知道周恩来是很喜爱戏剧的，有一次工作人员发现他在纸上无奈地抄录下两句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田哥哥要落雨，养蚕娘子要晴干。”“文革”中他暗地里保护老干部、抓生产、恢复秩序、打破外交僵局，这又被视为“右”。一次服务员送水走进会议室，竟发现周恩来低头不语，江青等正轮流发言，开他的批判会。但是，走出会议室后，周恩来又照样连轴转地工作，尽力解放干部，恢复秩序。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革”中周恩来说过一句让人揪心的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牺牲。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还有一个更严格之处，我称之为“超牺牲”。他有“十条家规”，除了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家属、部下和身边的人。周恩来严于律己，勿使有一点灰尘，不留下一点遗憾，这样，亲属部下也跟着做出了牺牲。这和官场上存在的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的某些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曾有缘与周恩来的两代后人相熟，他们都未脱此例。侄女周秉建“文革”中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数年后应征参军。她很兴奋地穿着军装来看伯父，周恩来说，让你去插队就要在那里扎根，结果她脱了军装重回牧区，嫁给一个蒙古族青年。国家恢复高考，周恩来的侄孙女周晓瑾从外地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这时总理已经去世，孙女很兴奋地给邓颖超奶奶打电话，要去看她。邓颖超先让秘书到学院去查档案，看是否真是靠成绩入学的，查过无事后才见面。周恩来住的西花厅年久失修，特别是地板潮湿，对他的身体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秘书将房间简单装修了一下。他回来后大怒，秘书被调出西花厅。当然，当年这样严格的不只是周恩来一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无私品格，不过周恩来做得更无私、更彻底。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叫人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人心是肉长的，谁无感恩之心？当年，泪水洗面万巷空，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了共和国史上悲壮的一页。时已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诗中写道：“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这绝不是简单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而是人心、人性的共鸣。

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

仁爱是讲人心的主观出发点，是“善根”；牺牲是讲处理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态度，是一种无私的境界；包容则是对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实践检验，是具体行动。当仁爱之心和牺牲精神变成一种宽大包容时自然就感化万物，用兵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施政则无为而治，为人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周恩来以惊人的度量和个人的魅力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不知多少朋友、多少团体、多少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去世后普天同悼，连曾经的敌人也唏嘘不已。一位党外人士说，长期以来，提起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美国《时代》周刊上世纪40年代驻华记者白修德说，一见到周恩来，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任几乎荡然无存”。解放初，亚洲、澳洲国家的工会代表应邀来中国参加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出现时会场喊“毛主席万岁”，一澳洲代表不解，问为何不喊周恩来万岁，等到周恩来过来与他握手时他就喊“周恩来万岁”，周恩来忙示意不要翻译。这是周恩来的严谨，也是他的自律，但实际上不知道国内外有多少人早把周恩来看做心中的偶像而向他敬礼。

周恩来的包容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经的敌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周恩来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张冲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两人曾经是死对头。张冲成功策划了“伍豪事件”，在报上造谣周恩来已叛变，给周恩来的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西安事变”后，为了民族存亡国共二次合作，周恩来、张冲各为双方谈判代表，周恩来竭诚相待，两人遂成好友。抗战还未成功，张冲病逝，周恩来提议为其追悼会捐3万元，亲自前往哀悼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发表讲演，语不成声，满座为之动容。他在报上撰文说：“先生与我并非无党无见，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为信，亦以此互信。”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如同引爆了一颗炸弹。当时的重庆特务如林，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随时有生命危险。而周恩来却平静地广交朋友，编织了一张真诚正义的大网，反过来弥盖整个重庆，戴笠也无可奈何。此时，周恩来手中的武器并不仅是党纲、政见、主义、学说等，更是举世认同的理想信念、传统道德和个人魅力，是与人为善的赤诚之心。

周恩来的包容精神还体现在他处理党内关系。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又经历了漫长的成长历程，党内高层人员文化背景复杂、性格各异。半个多世纪以来能将这样一个党团结在一起，离不开党的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离不开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心怀天下百姓的共产党员。从陈独秀始，经过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直到毛泽东，周恩来与六任主要领导人都合作过，并与毛泽东合作始终。靠什么？靠坦诚、谦虚、忍让、包容，靠宰相肚里能撑船，无论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在党在政，周恩来都是处在关键位置，关系全局。长征中周恩来说服博古请毛泽东出来工作，又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保住红军和党不分裂。“文革”中周恩来亲自出面请被冲击、被迫害的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吃饭，并赔礼道歉。周恩来一生以柔克刚，赢得人心，赢得生前身后名。

包容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清澈见底，容纳万物，它使仇者和，错者悔，嗔者平，忌者静，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南非总统曼德拉曾说：“当我走出囚室，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诚哉其言！在历史的星空中，周恩来就如同那些让人们举头仰望就灵魂澄净的星辰。

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文化史、道德史、人格史，而无论怎样的历史都不能背离人的思想和道德。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也应了康德的那句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心中越是充满不断更新的认识和有增无减的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们怀念周恩来，年复一年为他洒下热泪，默默地体悟着他那些源于人类本性的道德法则。

图为大会会场。